大淘宝类平台经济会否让“刘易斯拐点”论破产?

《财经》杂志   文/冯兴元

2018年10期 2018年05月07日出版  

随着未来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多数人可能只需要从事一些“碎片化”的就业,这似乎最终会葬送“刘易斯拐点”论

我们正在进入数字化生存时代。人类的数字化可谓日新月异,气象万千。未来的世界属于新经济、新货币与新金融。我们当中的多数人总感到自己是在被数字化的洪流拖着走。

数字化潮流体现了史无前例的巨型劳动分工和知识分工。我们每个人凭借一己之力和一技之长参与其中,似乎凸显我们的渺小。但颠覆整个世界格局的,仍然是我们这些貌似渺小的人,其手段就是每个人的专业化,以及参与一国乃至全球的劳动分工和知识分工。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则是全球市场体系的分工度和整合度同时日益提高。

在推进数字化浪潮中,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公司凸显其与众不同的地位和作用。我们看到,阿里巴巴集团和亚马逊等巨型平台公司正在营造和引领差异化的电商平台经济模式,重塑我国乃至全球的劳动分工和知识分工格局。国内外的这些电商平台创造和带动了大量的创业和就业,也就是平台带动型创业和就业。这种平台带动型创业和就业成为与传统创业和就业平行的新的创业和就业路径。在这一数字化浪潮中,阿里巴巴零售生态,或称“大淘宝”,对创业和就业的贡献尤为明显。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课题组2018年3月发布的《阿里巴巴零售电商平台就业吸纳与带动能力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大淘宝总体为我国创造3681万个就业机会,其中包括1405万个交易型就业机会、2276万个带动型就业机会。这一巨量就业机会数字包括3543万个支撑型就业机会(包括电商物流就业人员和电商服务业就业人员)和1733万个衍生型就业机会(也即中间产业链环节带动的就业)。在大淘宝的26个经营类目中,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354万个)、日用品类(229万个)、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113万个)带动的交易型就业机会数位居前三。

 

自改革开放以来,总体上存在两种推动农村人口脱贫增收的进路:一种是农村人口通过直接依靠市场实现脱贫增收,另一种是通过扶贫使得农村人口脱贫增收。前一种属于自生自发的市场发展进路,后一种属于外部扶贫推动进路。前一种实现脱贫增收的农村人口数量,要远多于政府和第三方的扶贫措施所实现的农村人口数量。这两种进路均功不可没。相对而言,后一种进路所实现脱贫增收农村人口数量要远远低于前一种进路。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进路是相互连带的:通过扶贫实现脱贫增收者,最终需要借助市场来实现脱贫创收,否则不称其为扶贫成果,而是救济成就。

阿里巴巴的电商平台属于市场平台,其运作就是一种农村人口通过直接依靠市场实现脱贫增收的进路。电商平台的运作带来了上下游产业链、配套服务业的快速聚集。根据上述报告,在菏泽市,随着设计、包装、配件、物流、培训等服务业快速兴起,淘宝村出现了适应电商生活规律的夜排档、24小时营业的超市、淘宝大酒店、淘宝豆捞、酒吧、KTV 等现代服务业。上述运作也为农村人口的脱贫和增收带来了机会。电商成为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新路径。2017年,菏泽市新增电商企业、网店 2万余家,受益贫困群众2.5万人,24个贫困村发展为淘宝村,实现整村脱贫。

很多贫困户属于政府扶贫或其他第三方扶贫对象,同时也是大淘宝的参与者。他们无论是在淘宝网开店,还是直接或者间接参与提供淘宝店产品,都属于大淘宝的参与者。这种情况不仅适合于菏泽市,也适合于全国各地。

大淘宝打破了参与者的身份局限和地理局限。无论你是什么身份,无论远近,均可以在淘宝平台开店入驻,都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参与提供线上产品或服务,组织线下的进货和生产。根据阿里巴巴的统计,2017年,全国淘宝村(本村电子商务年交易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活跃网店数量达到100家以上,或活跃网店数量达到当地家庭户数10%以上的行政村)超过2100个,淘宝镇(淘宝村数量大于或等于3个)超过240个。淘宝村数量最多的三个省是浙江、广东和江苏,合计占比超过68%,山东、福建、河北的淘宝村数量都超过100个,中西部淘宝村共68个。在广西、贵州、重庆、山西、陕西和新疆等六个省区市,淘宝村实现“零突破”。

阿里大淘宝除了汇聚大量传统网店之外,还整合了新零售、新制造、新物流与新金融,以此带动创业和就业。这种数个“新”字相串联形成的“新新”平台经济,不仅体现为一种新的复杂经济业态,而且也在颠覆我们有关零售、制造、物流和金融的传统观念。

 

阿里大淘宝的新零售强调利用大数据,营造商业大生态,把平台网店服务与线下零售体验深度结合,将会员、支付、库存、服务等方面数据全面打通,真正实现以消费者为中心,促成从价格消费向价值消费的全面转型。比如,阿里旗下的跨界零售新物种“盒马鲜生”,通过商品再造、技术再造、流程再造和物流再造,把一般意义上的生鲜超市转变为移动互联时代的体验式消费中心。围绕“餐饮体验+生鲜超市零售+基于门店配送”,打造了新零售的样板间。“盒马鲜生”总共有员工约 400 人,设有店长、厨师及餐饮服务、仓库拣货、柜台服务、配送等岗位。

小狗电器推行新制造模式。新制造模式的要求是,利用电商平台整合大数据,营造工商业大生态,根据客户的需求组织生产,体现智慧化、个性化、定制化。小狗电器员工316人,带动供应链企业员工就业合计6026 人。

与阿里相关联的菜鸟集团,与快递公司结盟,基于大数据运作,其快递服务体现了一种新物流模式,既有多中心储运,又有快递服务。目前大约有100万快递员每天在途中负责快递服务。

新金融是指包括传统金融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所发生的、整合了互联网金融的新发展,涉及由此形成的、基于互联网金融的新的金融机制、新的金融业态、新的金融组织、新的金融工具以及新的金融服务方式。与旧金融的“二八理论”强调服务好20%的头部企业就可以获得80%的利润不同,新金融必须支持新的“八二理论”,也就是要支持占了80%的那些没有得到金融服务的中小企业、个性化企业而得到金融服务。阿里巴巴的关联企业蚂蚁金融集团目前是最成功的新金融集团,向参加大淘宝的企业和用户提供精准化的一揽子金融服务,包括芝麻信用、支付宝、余额宝、余利宝、花呗、信贷、信用保障等服务。

随着新零售、新制造、新物流和新金融的深度整合,大淘宝将会实现和带动更多的创业和就业。最近几年,学界一直在讨论“刘易斯拐点”。所谓“刘易斯拐点”,是指一国劳动力从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涉及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业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农业富余劳动力消失的“均衡”或者“瓶颈”状态。国内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另一种则认为“刘易斯拐点”即行到来。按照一般的经济学解释,“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行将结束,“人口红利”行将消失。但刘易斯模型的基础是存在城乡两元空间、工业和农业两元经济,以及工业和农业两种就业,而且要求劳动力于两元之中必取其一。阿里大淘宝模式实际上打破了这种两元之中必取其一的架构,创业者和就业者在数字化时代,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保持数字化生存,其所在之处,可以亦城亦乡;其所处行业,工商业和农业可以兼顾;其所创业或者就业性质,可以是工商业和农业并举。参与大淘宝的农村人口无需外出打工,因而也节省了外出打工所需要的交易成本。他们的线上运行,往往边际成本也就是新增成本为零。他们可以在与线上平台保持对接的场景下随时在线下参加或者组织生产、制造、销售和物流。在未来,农业虽然以定制化、集中化、规模经济型现代化农业为主,但是定制化的、分散化的、小规模现代化农业也会大行其道,甚至一些大学教授也愿意住到农村,利用庭前庭后的园地从事园林农业。基本上感兴趣者人人都可以参与这类农业活动。

“互联网+”不是消灭农业,而是使得农业的集中化和分散化并行。大淘宝类平台经济倾向于对“刘易斯拐点”论提出一种严峻的挑战:大淘宝类平台经济越是充分发展,“刘易斯拐点”论似乎越是变得不再成立,似乎“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同时也似乎很多人都在或多或少从事他雇就业或者自雇就业,劳动力既剩余,又不剩余。谈“刘易斯拐点”变得没有意义,“拐点”似乎不再到来,至少会不断推迟“拐点”到来的时间。随着未来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传统行业就业人员过剩将会至少看上去十分严重,改行压力巨大,那时候的人多数可能只需要从事一些“碎片化”的就业,这似乎最终会葬送“刘易斯拐点”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编辑:王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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