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对中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会如何重新分配"蛋糕"?

邵宇 陈达飞/文     

2018年06月14日 10:55  

中美“贸易战”发展至今,可谓雷声打,雨点小。美国虽然在不断出牌,中国也表示要奉陪到底。几个回合交锋之后,看官们都表示有些视觉疲劳。这钢、铝关税到底征不征?白宫5月30号再次声明,将于6月15日之前公布500亿商品的清单,对其征收25%的关税(下文简称“500-25%方案”)。眼瞅着就要到了,但大家并没有太在意,难道又是川普放的“狼烟”?抑或是为31号的美方代表团来华的第三轮谈判增加筹码?还是特朗普的重心放在了6月12号的“特金会”,无暇他顾?或者是中美真的休战了?毕竟中美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比如5月31号,继降低汽车进口关税以后,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再发公告,决定从2018年7月1日起,降低部分日用消费品的最惠国税率,更好地满足群众多样化消费需求。此次降税商品涵盖文体娱乐、家用电子、日化用品、医药健康等8类日用消费品,共涉及1449个税目,占到《进出口税则》中消费品税目的七成,而且税率也大幅降低。同时,中美就中兴通讯问题也达成“和解”。中美经贸谈判好像告一段落了,只剩下执行层面的问题。反而是美国同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在钢、铝关税问题上僵持不下。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过于乐观,贸易问题仍是中美博弈的最浅层面。中国降低关税所覆盖的主要是日用消费品,可以降低居民日常开支,符合中国自身诉求。这种“让步”能融合中美双边利益。但美国真正想要的,是降低工业制成品进口关税,如机械制造、运输工具及配件、化工产品等。同时,还要求中国减少甚至消除出口补贴,让中美企业在平等的市场规则下竞争。除此之外,中美谈判尚未就人民币汇率问题达成某种一致意见。虽然自16年12月以来,美元的贬值和人民币升值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但美国仍然认为中国的汇率形成机制本质上是“固定汇率制”,且主要是钉住美元的。美国鹰派认为中国有意低估人民币汇率,促进出口,并称这种模式是“重商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以邻为壑”的政策,从而是不对等的。我们认为,扩大金融开放,增强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计价和结算地位,提高人民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都需要人民币币值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而且随着人民币地位的提高,其需求也会增加,人民币可能仍处在一个缓慢升值的通道。但能否按照中国自己的节奏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才是关键问题。因为在国内利率市场化尚未实质性完成,资本项目可兑换自由度不高和汇率形成机制尚有待完善的情况下,过于快速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升值,有可能会导致货币危机,对贸易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

所以,我们认为,中美经贸谈判仍处于初级阶段,缓和也是暂时的。为此,中国还是应该提前布局,为即将来临的500亿美元商品25%的关税制定保留方案。500亿美元商品所处行业,涵盖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的领域,如载人航天技术、卫星技术、超级计算机技术、高铁技术等等,还延伸到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的重点行业,如高端装备制造和信息技术等。为此,我们与英飞咨询肖敬亮团队,利用全球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选取关联度最高的10个行业——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和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进行技术冲击,考察其对中美两国贸易状况的影响。本文认为,“500-25%方案”在经济上是不符合双边利益的。全球化的今天,美国即使能够改善同中国的双边贸易状况,也不能改善其贸易逆差的现状,这是由美国国内的结构性失衡和全球经济、金融体系决定的。其次,我们主观上认为,中国处于产业链的下游,中国对美出口的减少会传导到中国的上游国家,如韩国和日本等,但量化研究的结果与直觉相违背。

中美双边贸易情况

图1为美国对中国10大重点行业征收25%关税后,中美双边贸易状况的长期(2018-2030)累积变动(以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状况为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等同于美国对中国的进口下降)。总体而言,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和出口都出现了下降,其中出口下降的幅度更为显著。中国对美国的总出口累积下降3521了亿美元,总进口累积下降270亿美元。可以看出,确实可以改善美对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减少3251亿美元。

从行业层面来看,对中国出口负面影响最为显著产品类别为:电子设备、机械设备、其他设备制造、化学橡胶制品、汽车和运输设备。以电力设备为例,它是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最主要产品之一。按照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017年,机电与音响设备及其附件占中国向美出口总额的46.2%。当美国征收25%关税后,中国向美国出口的电子设备、机械设备和其他设备三类产品下降幅度最大,分别累积下降1652、1012和434亿美元。其次是,化学橡胶的出口累积下降370亿美元,汽车和运输设备共累积下降157亿美元。

从表1来看,对中国贸易收支总额来说,中美双边贸易状况的恶化的影响并没有那么严重,中国的贸易盈余累积仅下降8000万。但对中国的GDP增速和社会福利而言,影响却较为明显。其逻辑在于,一方面,金融危机后,贸易对中国GDP增速的拉动作用正在逐步缩小,2017年中国GDP增速6.9%,净出口仅贡献0.6个百分点。当然,这并不是说贸易已经不重要了,只是从比较优势和全球分工的演化来看,与过去30年对比,中国的优势在消退。

图1:中美双边贸易状况(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东方证券,英飞咨询(ISM),模型计算

说明:以上影响均为2018-2030年的累积效应,其参照系为不征关税的情况。(下同)

从战后日本、德国、韩国等的发展经历来看,贸易对GDP的拉动都遵循一个“倒U型”规律。GDP告诉增长能保持多久,关键看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是否顺利。这就与国内的产业结构能否从外向型向内向型的转换有关,也就是需求结构能否从外需向内需转换。美国对中国重点行业产品征收25%的关税,影响的是中国技术的更新换代,这才是伤筋动骨的。我们在《财经》杂志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技术冲击不可小觑,中美谈判将决定全球化的命运》详细参数了10大重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下降对中国的影响,其基本结论是,从中国的行业总产出来看,基本全面受挫,最显著的是电力设备和运输设备。这一点与图1显示的双边贸易情况是一致的。得起强调的一点是,中国贸易盈余下降,并不等于是贸易逆差。

美国进出口状况

那么,美国能否通过改善中美双边贸易状况,从而扭转其贸易逆差的整体状况?遏制中国,能否重振美国的制造业,并让美国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回流?图2显示了征收25%关税之后,美国不同产品的进口和出口情况。结合表1来看,整体而言,美国的贸易收支状况不仅没有改善,而且相对于不征税的情况而言,还减少了8亿美元。其GDP和社会福利的下降幅度仅次于中国,可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说明美国与中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从行业层面来说,在电力设备、机械设备和其他设备方面,美国的进口下降幅度远远超过出口,与图1的结论是一致的。比如在机械设备方面,总进口减少38亿美元,总出口下降17亿美元,贸易逆差减少21亿美元。同样,其他设备减少11亿美元,电力设备减少10亿美元。所以,美国在设备制造业方面总共减少42亿美元。数额很小,对美国贸易逆差总额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也说明,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原因并不在于中国,而在于其本身不具备比较优势。结合图1与图2来看,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大大改善,但其贸易总状况并没有改善,这又说明只是出现了逆差的转移,即将对中国的逆差,转移到了其他国家。从表1来看,墨西哥的贸易盈余大幅增加,其次是巴西和印度。墨西哥和巴西与美国在贸易方面有地理优势,而印度正好承接外资在中国的制造部门的产业转移。(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图1与图2在图形上开很相似,但刻度有很大差异。图1的刻度要大于图2)

图2:美国进出口状况

数据来源:东方证券,英飞咨询(ISM),模型计算

单位:百万美元

我们还模拟了关税对美国行业增加值和就业的影响,其结论是与美国贸易结构的变化是一致的。虽然电力设备、机械制造和其他设备制造的行业产出和就业出现了改善,但对美国整体而言,其负面冲击更大。就行业来说,负面冲击比较明显的为纺织服装、皮革制品、钢铁、汽车和运输行业。

全球宏观经济动态

表1总结了美国对中国征收25%关税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外溢效应。有以下几个结论:第一,从美国的情况来看,美国大大改善了同中国的双边贸易收支状况,累积增加了3380亿盈余(或减少了3380亿美元赤字,但这并不等于美国对中国是顺差,因为这是个变化量;再次强调,这是2018-2030年的累积变动),但贸易总体状况是恶化的;第二,中国和美国的真实GDP增速大幅下降,社会福利也大幅下降,中国的下降幅度更大。仅从GDP增速和社会福利角度来说,澳大利亚是唯一遭到负面冲击的国家,GDP增速累积下降4.49%;第三,从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来看,出美国以外,其他国家均受到了负面冲击。逻辑是,美国对中国征收关税,不仅影响中国的贸易,还影响中国的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GDP增速也大幅下降,自然影响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进口自然就下降。可以说,这是一种“以邻为壑”的政策。但是,巴西、欧盟和墨西哥三个经济体从与其他经济体的贸易中获得了弥补,总贸易盈余改善;而欧盟和加拿大的净效应仍然是负的,贸易盈余分别减少6亿和1.3亿美元。

总的来说,中国是最大的受害者,美国次之,墨西哥则是最大的受益者。启发是,由于美国增加关税几乎全面影响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贸易收支,所以中国可以与其他国家合作,联合抵制美国单边“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表1:全球宏观经济的影响(单位:百万美元)

本文已经是我们在中美贸易领域写的第6篇文章,一以贯之地结论是:贸易方面,合则两利,分则两输,贸易战没有赢家。即使如此,但贸易问题毕竟只是中美关系问题的第一个层次,不能仅仅因为贸易战不符合经济效益就判断其不会发生。中美贸易失衡只是结果,其核心是旧的全球化秩序的内在缺陷,但这又是基于比较优势的全球化分工的自然结果,这是一个悖论。特里芬最早在1947年就指出了美元霸权的全球化3.0秩序的悖论,后来逐渐被抽象成“特里芬难题”,即维护美元国际货币地位需要美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甚至是一定的顺差。但其国际货币地位本身又要求其满足国际贸易中结算和各国的国际储备功能,这只能在美国逆差时才能实现。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基于比较优势原理的全球化分工与贸易的模式是双赢的。但它的目标函数是利益最大化,其前提是将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将所有行为人视为同质的。所以,并不考虑利益的分配。但正如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说的,世界正重回马克·吐温笔下外表光鲜、贫富悬殊、矛盾重重的镀金时代。而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是“镀金时代”后遗症的集中表现。全球化已经超越了经济的维度,更多地是权力和政治的向度。

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式的冲突?从传统现实主义者的角度来看,本轮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在所难免。所以,解决争端的方式尤为重要,现实主义者甚至不排除战争的可能性。但新保守与新自由主义者反驳说,用1648年以来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旧观念来理解当下显然是错误的。

大国之间的纷争,自冷战以来就出现了变化,核威慑下的均衡,似乎排除了大国热战的可能性。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进一步降低冲突升级到战争的可能性。最可怕的,恰恰是传统现实主义者预期的“自我实现”。我们认为,虽然中美之间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而且已经发生,但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双方都应该本着“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和大国的担当,守住应有的底线,在谈判桌上结束“战争”。

(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达飞为东方证券高级研究员;英飞咨询肖敬亮团队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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