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货币当局定向降准，定向拆借，定向贷款不断地在进行，力求支持实体经济。但是现在社会上，或者实体经济层面，反映流动性非常紧。出现了传导机制的问题，出现了梗阻。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选择就是降准，降准不能成为货币政策的禁区。我认为，首先有结构性调整的可能。目前央行有十万亿以上的拆借出来，压掉五万亿，同时降准，这边降准那边收回，总量的流动性不会产生大的影响，结构调整会直接回到缴存的银行身上，中间的环节大大减少了，不再是央行对大银行，大银行对中小行，是直接回到你缴存的机构的身上。”7月8日，海峡区块链研究院院长、共享金融100人论坛理事长王永利在“探寻开放与监管新范式”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财富论坛上如此表示。
（海峡区块链研究院院长王永利）
以下是发言实录：
王永利：在去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十九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都反复在强调，金融要回归本源，坚实服务实体经济的基础，同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坚决把住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保证稳定的前提下还要推进金融的改革开放。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去年以来，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推进金融改革开放，成为三大金融领域的主要任务。相应的，去杠杆、调结构、防风险、促改革，各种措施都在推出。总体来讲，今年我们的去杠杆力度还是不错的，M2的增长和融资的变化都有体现。但是，到5月份以后，又出来一个明显的问题，好像社会上反映流动性紧张的问题非常尖锐，强烈呼吁放松金融政策和金融监管。
今年以来，货币当局定向降准，定向拆借，定向贷款不断地在进行，也是基于不让这个钱留在金融体系内，而是让它流出去。我们银行间的资金利率，债市收益水平都是下降的，流动性还是相对充裕的。但是有个问题，社会上，或者实体经济层面，现在反映流动性非常紧。出现了传导机制的问题，出现了梗阻，怎么打通，大家都提出了很多想法。不光金融要发力，实体经济也要发力，整个宏观都要发力。
我聚焦在一点上，就是我们现在怎么样来缩短资金传递的流程，缩短环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大家有没有看到，中国在整个资金投放，从源头上到最终投放到社会上，我们的环节，我们的流程，跟美国去比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有政府，有国有，直接参与其中。在金融体系内，央行是最大的资金投放体，一般说的央行是最后贷款人的定位不大相符。我们央行现在拆出来的资金不低于10万亿。由此，在金融体系内有很多档次，央行对大银行，大银行对中小银行，中小银行对非银行机构，在体系内层层传递，每个环节都要收点过桥费。出了金融体系，大家又会看到，地方政府是一级，央企是一级，大中型国企，大型民企，其他中小企业，小微和三农，居民个人等，每一层每一层再要往下转，效率和成本显然不一样。
第二，现在从资金供给侧角度看，我们货币总量已经超过174万亿了，是全球最大的货币总量体，同时也催生出了最大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规模，催生了最大金融资产负债规模，刚刚披露的全球最大的资产银行里，四大银行都排在前面。有个问题，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看，一边冻结了将近20万亿的法定资产准备金；另一方面，2016年后不再实施普遍降准，定向实施降准。在市场流动性紧张，央行为了维持金融稳定，又进行对外拆借资金。2015年两万多亿，2016年八万多亿，2017年十万多亿，一方面冻结了一块资金，一方面拆借了一块资金，资产负债同时上升。这是结构问题。大家看到法定准备金的年利率只有1.62%，维持多年没有变化；央行拆借出来的资金，有各种时间段的，但是年化利率是多少呢？显然大大高于1.62%。这里边就有一个很大的利差，利差转嫁给商业银行身上去了，商业银行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往外转移。这个合理不合理？一个集中的东西就是降准是不是个大水漫灌式的货币政策，降准是不是成为货币政策的禁区。我认为不能，首先有结构性调整的东西，十万亿以上的拆借出来，如果压掉五万亿，实施同时降准，这边降准那边收回。总量的流动性不会产生大的影响，结构调整会直接回到缴存的银行身上，中间的环节大大减少了，不再是央行对大银行，大银行对中小行，是直接回到你缴存的机构的身上。当然，现在以央行调控货币政策的来说不能十万亿全部压下去，至少要保存一部分，有五六万亿、六七万亿的余地可以调。法定准备金的压力。
还有第二个问题，2015年在保持很高水平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基础上，又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大家有没有研究这个问题，存款保险制度和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是什么关系？法定存款准备金准备什么？就是存款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拿出来，重点是保支付。存款保险是干嘛？目标是一样，只是方式方法不一样。国际上，大家认为法定存款准备金是行政手段，存款保险制度市场化更明显。有了存款保险制度，法定存款准备金慢慢退出了。我们国家是保持了很高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同时又推出了存款保险制度，这里边有没有重叠，我们要不要在维持存款保险制度的同时，加快压缩法定存款准备金，怎么压缩呢？就是央行外汇储备有没有可能拿出一部分，由财政发行专项国债，就是面向存款准备金来发行。然后把钱给央行，央行降准，这个钱又回来，通过结构性调整，这一块进一步降低。当然，财政购买的外汇，也可以依然委托央行代管
所以，我认为中国从资金供给侧，结构性调整这方面是有非常大的余地的，因为到现在为止，在全球基准利率水平金融危机过后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中国是不同的。一年期国债利率在3.5%左右，有压降的需要与可能。把融资整个水平压降之后，才能为其它的改革才提供空间，否则刚才讲的一系列改革可能连落地的机会都没有。这是我跟大家交流的主要事项。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