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在希望的田野上 | 《我们的四十年》

《财经》专题制作团队     

2018年10月12日 16:57  

经过半年筹备与制作 ,2018年10月12日,《财经》推出系列专题 :“《我们的四十年》— — 致敬中国改革开放 ” ,今日推出《农村改革:在希望的田野上》。

201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到安徽省滁州市小岗村考察,这里是闻名全国的大包干发源地。当天下午,习近平听取了全村农业生产情况介绍,随后乘车来到小岗村18户农民发起大包干签字的“当年农家”院落,看当年的茅草屋,了解当年农户们商量搞大包干在这里签字的场景,习近平称赞小岗村当年的创举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声春雷,叮嘱要好好记住这段历史。

(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来到小岗村4300亩高标准农田示范点,察看小麦长势,了解农村情况。 图/新华)​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由于各种问题积累,在文革之后农民生活艰难,农村一片萧条,改革刻不容缓。但由于思想观念和决策分歧,40年前的农村改革,反而是农民们自下而上闯出来的。为什么包产到户首先从安徽小岗村农民们开始?压制农村改革的各种约束又是如何艰难突破的?哪些重要事件和关键改革,最终打通了农村发展的康庄大道?

《财经》总编辑王波明邀请当年参与农村改革政策研究与建议的多位当事人,一起回顾改革历程,展望中国未来。王波明邀请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翁永曦、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领导小组成员孙方明一起讨论,并特邀中央农村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作总结点评。

上世纪70年代末,“四人帮”倒台之后,中国近10亿人口,8亿在农村,生产和生活形势严峻。在翁永曦看来,当时农村的现状有三点:一是人民公社制度,土地集体所有,大伙儿绑在一起干活;二是农业学大寨,生产效率很低;三是普遍的贫困,每人一年平均大约有350斤口粮,这些粗粮经过加工后只有80%的商品粮。孙方明记得,当时有地方和全国粮票之分,除了粮食,农民一年的收入合算起来也就是百八十块钱。

(资料图: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于1978年春私下签下的“生死状”。)

就是在这样面临生存之忧的大环境下,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于1978年春私下签了一份协议,悄然把土地包产到户,由此拉开了中国农村自下而上改革的大幕。这在当时是非常冒险的、涉嫌犯罪的行为,因为在当时分田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组织起来叫做社会主义道路,所以签订这份协议的农民和农村干部,都有一种悲壮的感受。但包产到户所激发的农民积极性,很快就显现出来。

在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尝试过程中,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起到了关键的支持作用。翁永曦提到,万里过去在北京市当副市长,后来当铁道部部长,1977年去安徽担任省委书记,一看怎么农村这么贫困落后。然后不久他就听说, 有一个生产队把土地分到家,老百姓积极性高,起早贪黑干。有人认为农民分田不对,但他觉得可以让农民试一试, 这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1977~1980年,万里在任安徽省委书记期间,数度深入农村视察调研。图片来源:中国摄影师协会《见证改革开放三十年》画册)

王波明说,当时万里外出调研,不按照指定路线走,因为怕造假。他进到老乡家,第一件事是揭锅盖,看老乡在吃什么。有一次万里到一个老乡家,发现男男女女几口人在床上不下来,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没像样的衣服穿,全家只有一条像样的裤子,谁出去谁穿,平常来了外人,大家就缩在床上。万里对此深有感触,多次向其他人谈到这个细 节,他因此相信,过去农村那个体制走不下去了,必须改革。

在翁永曦的印象中,当年小岗村就实现了粮食产量翻番,交完公粮后,解决温饱有余,第二年就可以卖余粮,第三年很多农民开始盖新房。“一年吃饱饭、二年卖余粮、三年盖新房”,成为小岗村等实行包产到户的农村一个普遍现象,改革突破了。

(资料图:原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

在杜润生等人的支持和领导下,1981年2月,在北京大学的一个会议室里,悄然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这个主要由在校大学生组成的小组,在后来的农村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一年暑期,他们到安徽滁县调查,基本共识是包产到户很好,接下来重点研究其发展趋势,将来会出现什么问题,针对粮食问题、扶贫问题、干部管理问题等,形成八个分报告,由孙方明和陈一谘综合成一个报告上送。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看完后认为,报告把农村包产到户的问题说清楚了。其后,在各方力量推动下,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一号文件”,正式承认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合法化。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为农村改革“上了户口”。之后中央连续多年的“一号文件” 均与农村改革有关。

在农村改革的过程中,杜润生起到的作用非常独特。孙方明认为,杜老是一个非常睿智的领导,经历过很多风浪,他有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实事求是,二是善于学习,三是爱农民,四是爱年轻人。他还是一位战略大师,懂得审时度势。孙方明举例说,1982年在一次会议上,农发所的年轻人提出来说,包产到户已经在全国推开,是不是要把人民公社制度拿掉?杜老笑一笑,说这可是三面红旗啊,意思就是说现在不要先去针对这个问题,先把包产到户这件事情做好。果然,等到1984年全国农村均已实现包产到户,政社合一已经没有必要,于是决定把人民公社制度废除,一个文件发下去,没有争议就落实了。

翁永曦认为,杜润生是中国共产党内受过高等教育的农业专家。搞过解放区土改,做过互助合作社,他懂农村、 懂农民。还是少有的具有哲学思想的人,比如因地制宜,顺势而为,赞成意见中必有瑕疵的部分、反对意见中也有合理的成分,等等,可以说他是一位智慧老人。他一切从实际出发,真心为农民着想。现在有人评价他是中国农村改革的设计师,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中国农村改革是农民先干起来的,它不来自顶层设计,也不来自任何人的事先策划。杜润生知道顺势而为,顺应民心。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进行的农村改革,实际上是一批真正懂得农民又热爱农民的共产党人推动的,他们明白,顺民心能安天下,顺民心也能富天下。把这件事悟透了,改革难题也就迎刃而解。

(资料图:杜润生带领王岐山、王小强等中央农村政研室的年轻人在农村调查。)

中国农村改革从1978年到1983年迅速取得突破,离不开邓小平同志在其中的肯定和推动。1980年,邓小平已经对农村问题有过具体指示,认为包产到户,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值得肯定。翁永曦说,小平同志讲“摸着石头过河”是一个真实的表述;邓小平还有一个很高明的地方,既然都不知道路在哪里,那么允许你试,只要有利于老百姓生活改善,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国家富强的,你就试,不行我们再改过来。这一点非常了不起。老百姓拥护的我们就支持,体现了这些老一辈领导人实事求是的态度,真正是以民为本。

1978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为3.048亿吨,1984年达到4.073亿吨,六年间平均递增4.9%,是1949年以来粮食产量增长最快的时期,农民终于过上了温饱有余的生活。1984年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中国已经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唱响全国。

翁永曦表示,中国农村改革在短短几年间取得突破,说一千道一万,可以讲出好多道理来,顺了农民的心,是最核心的一条。孙方明说,顺了农民的心,也就顺了生产发展的自然轨道。陈锡文最后总结说,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但是坦率地说,小平同志原来讲过,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那么真正改革满40年的就是农村,很多方面没有40年,都排在它以后。

(1980年夏,邓小平在四川视察。图/新华社 杨绍明 摄)

陈锡文认为,农民是最早在中国推进产权制度改革的先知先觉者。第二大贡献非常重要,就是从1956年实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的这种状况之后,隔了20多年,又生出来了新的私有的生产 资料。它从哪里来的呢?从承包地上长出来的。第三大贡献就是,在实行大包干之后,农民为了自己的利益,首先引进了市场机制。它根据市场需求来确定自己的资源配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最早引入市场机制的也是农民。第四大功绩,就是发展混合经济。你看包产到户,或者包干到户,是最经典的混合经济,我想,除了在物质方面有了巨大的贡献之外,它对整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一步步往前迈进,起的作用是不得了的。

陈锡文说,所以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概括就是,农民对于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了极为有价值的探索。他就没想到,当初改革是农民救了大家,不仅是多产粮救了大家,还是靠这 样的理论和制度的创新救了这个国家、救了大家,所以这个我觉得还应当深入地去挖掘,总结这方面农民的创造。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最后双包到户,或者包干到户,农民的创造能迅速遍及全国,这是党心和民心融合的结果。农民在那走,党在后面是给他们做后盾的,进一步引导前进的方向,总结他们的经验。

(原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

他认为,这个《决定》(十七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了两句话,必须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这两句话是振聋发聩的。这40年来,如果说农村大的政策基本上能够落实到农村群众的用户,关键就是这个。这40年来,中央在制定农村政策的时候,衡量的尺子就是这个。 在任何时候,如果牢牢记住这两句话,是我们处理同农民关系的准则的话,你就不会犯大错。

(《我们的四十年》系列专题,由《财经》、和讯联合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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