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中国改革开放，11月9日《财经》推出新的系列专题：寻回“看不见的手”：价格改革之路 | 我们的四十年。此前，《财经》先后于10月12日、19日、26日、11月1日推出有关农村改革、民营经济、深圳特区和国家体改委的专题，社会反响良好。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之后40年中国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宏大序幕。回顾这40年的伟大历程，在众多改革难关当中，价格改革无疑是至关重要、难度极大的一项。因为物价关系国计民生，每一步改革都牵动全局、关乎成败。价格改革这样一场关涉亿万人生活的重大改革政策，是如何决策、施行的？当年的亲历者、参与者今天如何评价？
《财经》总编辑王波明先生特邀当年见证和参与了价格改革全程的张维迎、曹远征两位知名学者，回忆与点评价格改革的跌宕旅程，以及其间的曲折与经验。
(左起:曹远征、王波明、张维迎)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推进价格改革之前，中国的物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行政力量规定，计划价格几乎存在于国民经济的所有领域。在这种体制下，价格只是核算工具，而不是市场经济下配置资源的手段和方式。与此同时，全社会无论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均长期受困于短缺现象。这导致物价看似低廉，人们却难以购买到所需商品，衣食住行离不开布票、粮票、油票等票证。
(票证曾经是中国人购买粮油等生活必须品的重要凭证。图/中新)
(各式票证。图/中新)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改革的布局已基本完成，也初步显现出成效，改革大业要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推进，则需要从全局改革中寻找新的进路和突破点。与此同时，城市的企业改革进展也遇到诸多难题，其中之一即为价格问题——因为行政定价的存在，导致企业缺乏定价权，无法根据生产成本和市场供求及时调整价格。
种种迹象表明，价格体系不改革，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将难以深入推进。这一关必须过。
(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图/新华)
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此提法一语中的。价格改革涉及整个市场运行机制的转变，具有相当的难度和较大风险，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整个经济运行的混乱。有鉴于此，当时采取了一种渐进的“增量改革”方式。所谓增量改革，就是在保留原有政策不变的前提下，允许和默认“体制外”的部分新动向、新事物存在与发展——双轨制价格改革就是一次典型的“增量改革”。
在张维迎先生看来，此前应对价格问题的策略是“价格调整”，这终归是一条死胡同，唯一的办法是放开价格，但又不能贸然都放开，所以就从边际上放开：原来的计划产品、计划产量，仍然执行国家价格；超计划的产出和投入，都投入市场，由市场供求来决定。此即后来的双轨价格——计划一轨，市场一轨。然后再通过逐步放开，最后走向完全的市场价格。张维迎先生就此总结：双轨制价格，严格地讲可以理解为，把原来非法的双轨制，变成合法的双轨制；实行双轨制，就是调整价格的思路没有办法执行，价格改革又如此迫切，唯一的办法就是默认了市场。
曹远征先生指出，价格双轨制是中国改革非常有特色的一种安排，它的产生有其特定背景：在计划经济下，物资、商品短缺，价格放开以后，物价必然暴涨；但是调整价格的思路又行不通，最后只能逐步放开，这样就形成了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双轨。
(1980年代中期，广东、香港等地生产的塑料遮阳镜，俗称“蛤蟆镜”，在北方很是流行，图为北京街头出现的兜售“蛤蟆镜”的小商贩。图片来源：中国摄影师协会《见证改革开放三十年》画册)
双轨制实行后，也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在生产资料相对匮乏的条件下，计划内外两种价格相差悬殊。孕育出一批利用制度漏洞牟利者，他们被称为“倒爷”和“官倒”。这些人把体制内资源倒卖到体制外，赚取差价。这些腐败现象在社会上产生了恶劣影响。但张维迎先生指出，双轨制之前并非不存在腐败现象，只是实行双轨制以后生产资料等商品完全货币化，从而使得腐败变得显性了。
尽管如此，如今回望历史，我们应当给予价格双轨制客观公允的评价。双轨制下的确产生了腐败等问题，但当时只有通过双轨制才能推进价格改革。这一看法也得到国际经济学界认同。至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改革道路上的价格双轨制受到国际经济学界重视，被公认为中国经济转型最具创意的战略。
有鉴于双轨制带来的种种问题，以及价格改革的总体方向，中央最终决定实施“价格闯关”，推动计划内外两种价格的并轨。198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这一方案计划在未来五年左右的时间，放开绝大多数商品价格，由市场调节；同时在价格改革过程中，提高和调整工资、适当增加补贴，保证大多数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并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有所改善。
但闯关的时机选择，现在来看是有问题的。198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呈现加速势头，物价持续上涨，少数城市出现抢购，社会各阶层群众已经产生了通胀预期和恐慌心理。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8月19日清晨发布消息称，中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各界群众误以为物价马上就要全面放开，新一轮前所未有的大幅涨价即将开始，于是抢购和挤兑风潮应声而起。从8月中旬开始，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西安、福建、成都等大城市先后突发抢购、挤兑，瞬间席卷全国城市和部分乡村。人们买东西已经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保值。这导致了“价格闯关”受挫，也成为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面临的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失控。
(1988年9月，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友谊商店后院，人们抢购黄金首饰。一个小伙子隔着铁门递进一叠人民币购买金项链。 图/视觉中国)
1988年9月26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批准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至此，进入三年的“治理整顿”时期。
“治理整顿”一方面对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作用，另一方面对于价格改革来说，却创造了良好条件：社会供给大于需求，有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化，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已大为缩小，个别产品还出现了市场价低于计划价的现象。到这时，计划价格并入市场价格，已不会再产生巨大冲击，价格并轨时机成熟。
(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珠海。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并提出“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等论断。图/中新)
但价格改革的艰难进程最终能得以重新启动，离不开邓小平的支持。1992年，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并提出“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等论断。在此精神指引下，价格改革于1992年取得了长足进展，这一年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物价放开最多的一年。到1993年春，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95%、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的90%，以及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85%，全部放开由市场供求决定。在中国人经济生活中，价格回归到它本来的功能，“用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也从此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基础。
(1993年5月10日是北京开放粮油价格第一天，朝阳区西石门粮店的店员在登记注销最后一批粮票。北京流通了几十年的粮票、油票宣布作废。图/新华)
(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上琳琅满目的产品供人选购。图/视觉中国)
（《我们的四十年》系列专题，由《财经》、和讯联合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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