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尹中卿）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复杂艰难严峻的时期，我们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进一步加强宏观政策的统筹协调，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在“黄埔国际财经媒体和智库论坛”上，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尹中卿如此表示。
他进一步谈到：第一，要加强对外政策与对内政策的统筹协调；第二，加强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的统筹协调；第三，加强供给政策与需求政策的统筹协调；第四，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统筹协调。
以下为发言实录：
很高兴参加“黄埔国际财经媒体和智库论坛”。
上星期（22日至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广东考察，要求广东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发展平衡性和协调性，这实际上也是对全国的希望。3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经济形势，指出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要求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抓住主要矛盾，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国成功应对了一系列风险挑战，保持了经济平稳增长，提高了发展质量效益，增进了人民福祉。概括起来三句话：一是总体平稳，二是稳中有进，三是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从第二季度开始，我国经济运行出现变化。概括起来也是三句话：一是稳中有难。投资、消费、出口减速，制造业、民营企业、中小微型企业经营困难较多，经济增长高开低走，下行压力有所加大。二是进中有忧。实体经济供需失衡、实体经济与金融、实体经济与房地产矛盾没有解决，新旧动能尚在转换之中。三是好中有患。区域、行业、企业分化明显，三大攻坚战依然艰巨严峻，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所暴露。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复杂艰难严峻的时期，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国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呈发散性趋势，不仅有外患内忧，而且有短患长忧。我们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未雨绸缪，进一步加强宏观政策的统筹协调，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第一，加强对外政策与对内政策的统筹协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及时抓住战略机遇期，实现了经济腾飞。在我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我的戒惧和疑虑增加。特朗普总统上任特别是今年以来，美国单方面挑起经贸争端、对我主动发起经贸摩擦。所谓贸易逆差、知识产权等只是借口，更深层原因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实质上是为了阻挡、遏制和迟滞我国发展。我一直不主张使用中美贸易争端。从范围上说，已经从贸易领域向投资、技术、金融领域延伸，有可能向更广泛领域扩散。从程度上说，已经从争端升级到摩擦，有的行动几乎接近经贸战。
从责任上说，笼统说中美贸易争端不容易分清是非，实际上是美国主动挑衅，我们被动接招。目前，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已经达成带有“毒丸”条款的自贸协定，正在与欧盟商谈“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的自贸协定，最近又声称退出万国邮联，扬言退出WTO。日本与欧洲已经签订了自贸协定，关税也降得很低。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美发起的经贸摩擦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首要外部风险，把有效应对国际经贸规则重构、警惕防范美国纠集力量对我围堵和排挤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宏观政策上不断做出权衡、协调和取舍，主动积极稳妥地维护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机遇期。
要集中力量进行分析评估和跟踪研判，准备足够的反制预案，实施有效的应对措施，积极推进市场多元化，有效利用外资，维护在华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同时还要制定一系列对内救济措施，尽可能减轻经贸摩擦对相关地区、行业、企业的冲击，尽可能减少对居民家庭、普通劳动者的影响和伤害，增强凝聚力和对外部冲击的承受力。
第二，加强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的统筹协调。目前，我国面临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多重任务，这些任务从长期看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从短期看则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如何处理短期调控政策与长期发展政策之间的关系，不仅是检验各级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多难考题，更是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主动对标对表高质量发展要求、顺利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举措。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围绕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着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大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前段时间密集出台的金融严监管、企业去杠杆、环保大督察、房地产严调控、地方政府债务规范化等举措取得积极进展，中长期看肯定有利于经济稳定运行，但短期内也可能产生一定的紧缩效应，需要加强政策协调，避免政策叠加、用力过猛产生共震效应，更要避免“一刀切”对市场主体造成误伤。最近已经出现要求放松去杠杆、严监管的呼声，需要引起重视，但决不能轻易打断防风险的进程。要更精细地处理稳增长、稳预期与去杠杆、防风险的关系，加强监管部门协调配合，坚定实施结构性去杠杆，逐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大力整治金融乱象，有序处置一批高风险机构和重大风险点，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
第三，加强供给政策与需求政策的统筹协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经过近3年努力，“三去一降一补”取得阶段性成果，为深化生产要素配置、推动转型升级、提高供给效率、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目前，美对我经贸摩擦的冲击已经显现，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出口对工业生产的拉动作用减弱，需求放缓开始向供给侧传导。
今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5.4%，同比回落2.1个百分点。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同比回落16.5个百分点，新开工项目总投资同比下降18.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3%，同比回落1.1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低于1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从6.8%、到6.6%、再到6%，逐季放缓。41个工业大类中有25个行业增幅放缓或降幅扩大。东部地区工业仅增长5.8%，连续5个月回落，下行压力端倪初显。我们要密切关注需求侧下行向供给侧传导的压力。
在需求侧，要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积极吸引民间投资，进一步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培育壮大消费新增长点，推进全方位经贸合作，促进外贸和对外投资健康发展，扩大有效需求。在供给侧，要加大“僵尸企业”破产清算重整力度，有力有序推进结构性去产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抓紧布局核心技术攻关，发展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着力壮大新动能，研究解决实体经济、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发展中引导的困难，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决定性进展。
第四，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统筹协调。前一段时间出现了有关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论战。随着现代公共财政制度和金融制度建立，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关键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当各司其职，紧密配合。财政政策应当更加积极、聚力增效，切实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按照预算法规定堵住“后门”，拓宽“前门”，必要时可考虑将赤字率从2.6%提高至3%左右，加大财政政策对稳增长、防风险的支持力度，实现“平衡型财政”向“功能性财政”转变。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松紧有度，维护M2和社融压降后的平稳，缩小去杠杆下资管变局带来的融资缺口，进一步疏通传导渠道，优化信贷结构，确保流动性合理充裕，研究准备好人民币供给机制与美元脱钩的预案，防范美国缩表、升息特别是经贸摩擦等外部冲击所导致的融资断崖和资金链条断裂。同时，更好地发挥区域、产业、消费、投资、外贸、科技、就业、社会、环保政策的支撑作用。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