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继续将强对内各项改革措施，并加深对外开放合作力度完成中国经济的脱虚就实转型。”11月13日，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齐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 李迅雷在“《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上表示。
首先他讲到，在全球经济重组的格局下，全球贸易出现地区间的转移，本身是很正常的。中国和当时的日本非常相似。在这种情况下，自然需要通过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而不是过多的依靠外需。而传统投资模式的拉动显然已经不能起到这一效果，因此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为止，必须转型。
在谈到对内改革补短板时，李迅雷提出了要看“四项有效流量”的补短板方式，包括现金流、人口流、货物流、信息流，如果投资后带来了流量明显的增大，那就是有效率的。但总的来说，应该马上要补的是能够产生流量的短板，投资还是要为了解决实际的问题。
以下为发言实录：
谢谢张总编的邀请。首先我要说的是，中国在全球出口贸易当中的份额是下降的。中国的出口贸易峰值出现在2015年，之后中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在逐年下降。当然，这是合理的。因为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肯定还是有劳动力成本、有技术进步、有各方面的资源等等因素。
中国从2012年以后，劳动人口数量开始出现下降，劳动力成本显著上升，这种情况难以支持中国出口的高增长。与此同时，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他们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凸显出来，他们的出口份额明显得到了提升。
全球的产业转移，是按照资源要素的最优化来实现的，从欧洲向日本转移，从日本向亚洲四小龙转移，亚洲四小龙转移到中国，产业的转移是符合生产要素最佳组合的模式。
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也是在全球经济重组的格局下，全球贸易出现地区间的转移，本身是很正常的。我们现在发现，越南的出口增速，已经远远超过中国，而中国这两年的出口增速的走势，则跟日本非常相似。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也要通过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而不是过多的依靠外需。
即便是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选择方向到底是投资拉动还是消费拉动呢？我相信大家现在已经形成共识——就是应该依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如果把GDP的三架马车的构成做一个分解，中国的消费还是偏低的，占GDP比重50%左右，投资对GDP的贡献在过去五年大概是40%左右，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左右。显然，我们过度依赖于投资，对经济结构的转型是不利的。
为什么现在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因为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出现了杠杆率过高的问题，而杠杆率水平过高，显然跟我们的举债投资是息息相关的。由于以往我国过度依赖于投资，消费的占比不高，消费又跟收入相关，我们在收入分配上，同样也存在诸多的问题。
所以，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为止，必须转型。靠传统的模式转型，显然已经不怎么有效，比如人口红利在消减，即便大家看好的城镇化，在我看来也不怎么乐观。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城镇化率的年增速，从过去的每年增长1.4%，降到了1.2%，而未来，城镇化的进程会进一步放缓。同时，资本形成的效率也在下降，也就是说，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贡献在逐年下降，资本的效率在下降，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债务上升较快的原因。在2008年之前，全要素生产率每年的增速大概在4%左右，2008年以后，平均增速降到了1%，我们必须得通过改革来优化经济结构。
我们现在所要做的，究竟哪些举措比较好呢？从政治局会议上提到了要“六个稳”，我注意到六个稳里没有包含稳增长，既然经济增速不是太重要，经济增长的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在投资增速下滑较快的情况下，稳投资也是需要的，稳外资也是需要的。怎么稳投资？我们说不搞“大水漫灌式”的投资，那如何搞精准滴灌呢？我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要看流量，投资效率高不高，补短板是不是有效，就要看是否能够形成有效的流量，这个流量包含什么呢？比如现金流、人口流、货物流、信息流，如果投资后带来了流量明显的增大，那就是有效率的。如果投资后，四大流都没有显著上升，这样的补短板，恐怕不是补到最好的地方，我们的短板非常多，基础设施短板、交通运输短板，有些短板属于远期的，有些短板是近期的，比如医疗、养老，这些的短板是非常急的，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在社保、医疗、健康领域我们欠了很多债，所以这个必须马上补。
总的来说，应该马上要补的是能够产生流量的短板，投资还是要经过充分的评估，不是为了稳投资而去寻找项目，是要为了解决实际的问题。
减下来我们说说减税的问题。降低企业成本，大家达成共识的是减税。但减税的问题，应该要看到另外一面——财政支出。降税的空间有多大，取决于支出能够减多少。当然，还有另一种做法，就是提高财政赤字率，但提高的空间是有限的，毕竟我国经济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全社会的杠杆率水平，已经超过美国，所以，增加债务的空间还是有限的。
我的建议是，应该减少不必要的支出。我认为，简单的减税不是改革，只有财税改革，对行政支出、对基建投资支出，其他各种各样的政府倡导的支出，要进一步完善，进一步优化，尽量把钱用在刀刃上，这才叫财税改革。
我们再谈谈加大开放的力度。在全球化的时代。推进全球化，中国从自身做起。比如，不久前举办的首届中国的进口博览会，我认为就是中国一个很好的开放姿态。我认为，我国也要加大对外合作的力度，比如跟日本、欧盟，中国在这方面是有很好基础的，中国有这么庞大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跟欧盟、日本是不一样的。
同时，我们还要跟比我们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经贸合作，中国在贸易上开放度是比较高的，更多的要在金融领域里加大开放度。比如A股上，境外投资机构占有的市值大约3%左右，但韩国、中国台湾两地的市场，其外资占比在30%左右，我们进一步加强金融领域开放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外资入市对增加直接融资也是很大的支持，对进一步全球化也是有利的。
最后，说一下加大科技进步和推进产业升级。我近期看到一个比较好的现象，今年前三季度，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增加值提高了30%，金融、房地产增加值的增速却只有3%，二者之间有10倍的差异。这说明我国经济脱虚向实的举措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但我认为，在科技领域里的投入还要进一步加大，要通过政府引导来推进科技发展。这方面我们还是有优势的，现在国家级基金介入到科技领域的投资规模，我估计在3.5万亿左右。但在科技发展上，同样要关注到结构问题。比如我们研发投入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研究。我们在基础研究上的占比远远低于欧美日的水平，我们大量的研发投入放在实验发展上面，在应用发展方面，比重也是在全球领先的。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过去我们可以通过引进外资，引进海外技术来拉动经济增长，而现在，中国的科技发展已经到了全球中高水平了，这时候再提升有难度，所以我们不能再这么急功近利，要耐下心来，在基础研发领域，还要进一步增加投入。只有这样，中国经济长远的发展可持久性才能增加。
以上是我一点比较粗浅的见解。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