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常的说法是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党和国家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实际上历史转折都是一个过程，但是转折不可能像一个锐角，而是一个抛物线。”12月8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在由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主办的2018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表示。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章百家
由于提出了“把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被认为是国家命运的转折点，章百家认为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因为这前后有很多举措都在共同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如邓小平的复出，开展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等。
谈到文革后的发展道路，章百家表示，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党面临着既要走新的路，还要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党的威信的难题。随着大量代表团的出访及国务院务虚会的召开，党中央做出了引进先进技术和吸引外资的重大讨论。
提到包产到户，章百家认为，中国真正包产到户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是个说不清的问题，其中小岗村是一个符号。总体来看，“中国农民是很智慧的”。
以下为访谈实录：
关于改革开放40年，我觉得话题很多，在座的各位有不同的角度。第一个问题先问章百家，他是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为什么要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开放的原点？那次会在我的记忆里，“改革开放”四个字根本没有出现过。
章百家：我们通常的说法是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党和国家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实际上历史转折都是一个过程，但是转折不可能像一个锐角，而是一个抛物线。转折的起点和完成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王波明：为什么那个会变成抛物线上的原点呢？
章百家：因为那个会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把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最为重要的一点，而在这前后还有许多措施。比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有几件很重要的事，首先一个影响很大的事是邓小平同志的复出，这使我们党的领导力量开始有了核心。1978您有几个重要的事，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使党的思想能够回到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
王波明：为什么出现那种讨论呢？
章百家：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到底沿着什么道路走，有好多看法，有的人觉得坚持毛主席提出的继续革命的路线，有的人认为中国必须走一条新路，当时的思想是比较混乱的，当时主管中央宣传的领导提出两个“凡是”，就是毛主席说过的话都要维护之类的。这两个“凡是”有一点，不要以为是那个时候才有的，实际上两个“凡是”在文革前就提出了，文革结束以后提出这两个“凡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原来提的是凡是毛主席说过的都要执行，文革后的是说，毛主席讲话都要维护，这是有程度差别的。那时候全世界都在观察中国会不会非毛化，这个问题是很难处理的，就是既要走新的路，还要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党的威信，这是当时面临的一个难题。
王波明：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有很重要的一条，起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决定，组织路线的变动。
章百家：其实前面两个事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大量代表团出访。这当时被称为中国人近代以来第二次开眼看世界。实际上有15个副总理，包括副委员长带团出访了50多个国家，其中小平同志就出访了8个国家，就是1978年。有这个事以后，跟着才有8月份开的国务院务虚会，在这个务虚会上，这些出访的同志写的报告，特别是谷牧写的报告给了中央非常大的震动。那时候开始讨论不仅引进外国的设备，还强调了引进先进的技术，而且有一个重要的突破，就是要引进外国资金。在这之前，我们讲经济形势的时候讲，最好的形势是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收支平衡，略有盈余，这是最好的状态。
王波明：现在出国已经变成特别简单的事情，但那时候谷牧同志带着代表团出国，是整个常委听他们讲出国的感受听了一天，是吧？
章百家：他们先有文字的，后来又汇报。
王波明：1978年小岗村18户人签了生死书，把地分到每个家里，如果出事了，全村人要把他们的子女养到18岁。但实质上，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是禁止包产到户，1978年年底，1979、1981、1982年，1982年就出了中央的一号文件，允许包产到户，这可能跟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有关系，就是解放思想。从1979年的文件里不允许包产到户，一直到整个推出去，三年的时间，您说两句。
章百家：包产到户这个事在中国从来没绝迹，甚至在文革的时候，在边远地区也存在，只是不叫这名字。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没有同意包产到户，但有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要尊重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农民恰恰利用了这一条。
中国农民是很智慧的，你不许包产到户，三级所有，他们在三级下面分一个“小小队”，这小小队就是家庭。所以，中国真正包产到户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是个说不清的问题，小岗村是一个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