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有一句话是：‘解决这些社会问题靠什么？只有把这些社会问题变成有利可图的商机的时候，这些社会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而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的力量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所以，我相信影响力投资，中国会成为影响力投资大国。”招商银行原行长兼首席执行官、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马蔚华在由《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主办的“2018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表示。
招商银行原行长兼首席执行官、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 马蔚华
马蔚华介绍，影响力投资是介于公益慈善和商业投资之间的一个新的公益金融的理念。什么叫公益金融？指的是用现代企业的管理方法管理公益组织，用市场的原则配置公益资源，用金融的手段实现公益的目的。十年来，影响力投资在全球发展的很快，在发达国家正在形成主流的价值观，它符合了商业向善、资本向善、金融向善的历史潮流，应该是让世界更美好。
马蔚华认为，影响力投资符合十九大提出的五大理念，也适应了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五大理念的第一个是创新，影响力投资既是公益的创新也是金融的创新。第二个是协调，经济效益好，社会效益也好，这是最大的协调。第三个是开放，影响力投资本身就是国际的，世界的。第四个绿色，是影响力投资的应有之意。第五个共享，影响力投资的唯一目标是共享。
马蔚华表示，现在主要的矛盾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解决这些若干不平衡，城乡的、职业的、产业的、地区的矛盾，既需要政府的努力，也必须靠社会的力量，而影响力投资可以促进这些不平衡问题的解决，尤其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中国正在进入老龄社会，很多新的需求在产生，影响力投资的意义在于把整个社会的力量调动起来。
对于未来货币政策的走向，马蔚华认为，央行最近的货币报告提出，未来的基本货币政策叫稳健中性。央行的选择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他非常赞成。第一，我们的货币政策是多重目标，在多重目标下要选择主要的目标加力。第二，央行处理汇率和利率的问题。中美之间汇率波动还是挺大的，但是两国的经济处于不同的增长期，中美利率倒挂不能作为我们选择利率的最主要的地区，我们的利率政策还要以国内为主。第三，选择眼前还是长远？从眼前看，我们要稳增长，要稳就业，要稳金融，眼前这些矛盾必须解决。但从长远看，必须着眼于结构调整，防止通货膨胀。
马蔚华说，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可以理解。但我们需要做三件事：一是传导机制不够。金融改革不彻底，传导机制不畅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加力。二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协调。干中央银行的有一句话，就是“货币政策是一根绳子，只用绳子拉车而不用绳子推车。”在货币发行在经济过热的时候，可以用绳子拉车，在现在比较低迷的时候，最好和财政政策相互合作。三是我们现在对中小企业、对民营企业融资的事已经高度认识了，都有指标限制了，在这种情况下，特别要注意不能大水漫灌，不能硬下指标，要实事求是，要结构调整。
以下为发言实录：
马蔚华：解决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政府的努力、经济主体的奋斗固然非常重要。刚才几位演讲的嘉宾已经讲了这个问题。我想还有一种力量必须关注，就是第三方力量，公益的力量。我讲一个陌生的概念，影响力投资，它和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关系密切，这个话题也比较符合我现在的身份。
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就是实现高速度向高质量增长转变，这是我们在新时代的一个任务。事实上追求高质量的增长，是人类一直孜孜以求的。近二十年，由于科技革命、金融创新、全球化、资本市场，导致社会财富急剧增长，苹果、亚马逊去年的市值都曾达到一万亿美元，阿里巴巴和腾讯都曾达到5000亿美元，意味着腾讯翻了656倍，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东南亚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这样的国民生产总值。过去我们觉得人均GDP1万美金是很遥远的，但是我们很快跨入了这个目标。在财富急剧增长的同时，我们注意到相对贫困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现在扶贫只是解决现有标准下绝对贫困化的问题，相对贫困化还有非常艰巨的考验，环境问题、不平问题也非常突出。这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大引诱，联合国制定了一个2015年到2030年的可持续发展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有17项指标，叫FDG。按照这17项指标，每年算大约7万亿美元的支持，全球公共和私人部门每年在相关领域投入的只有4.5万亿，在新兴市场需要4.9万亿，政府的投入和公益慈善的捐赠只有1.4万亿，还有2.5万亿的缺口，我想这个缺口很难解决。
十年前，有人开始想这个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由投资和经济活动造成的。假设我们每一笔经济投资、每一个经济活动都注意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致，理想化的看问题，这些问题就没了，但现实并不那么理想。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影响力投资。什么叫影响力投资？一笔投资，既有正面的财务汇报，同时又有可量化的积极的社会影响力。这个概念是十年前洛克菲勒提的，八国集团首先推行，现在联合国在全球推动这个事，这些美国的金融大颚首先认可这个事，高盛前年花了100亿美元买了25个影响力投资的公司。我们G20今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作为可持续金融把它纳入了议题，全球都在关注影响力投资。我不久前看到，中国的民政部也开始表示，公益基金可以参与投资。这就是改变传统的公益只能是捐赠不能投资。
影响力投资是介于公益慈善和商业投资之间的一个新的公益金融的理念。什么叫公益金融？我的理解，用现代企业的管理方法管理公益组织，用市场的原则配置公益资源，用金融的手段实现公益的目的，而金融的手段，包括影响力投资、影响力债券、公益创投、慈善信托等等，影响力投资在全球十年发展的很快，在发达国家正在形成主流的价值观，它符合了商业向善、资本向善、金融向善的历史潮流，应该是让世界更美好。在美国，有一个多米尼400指数，在过去十年，按照影响力投资的标准，经济效益好，社会效益好，选了400个股票，十年跑赢标普500，说明什么？说明资本市场也是向善的。在中国有个义利99指数，也做了同样的测试，有同样的结果。比如星巴克要节省25%的水，就这一件事，过去六年股票翻了几倍。
这个影响力投资，还符合十九大提出的五大理念，也适应了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五大理念的第一个是创新，影响力投资既是公益的创新也是金融的创新。协调，经济效益好，社会效益也好，这是最大的协调。开放，这本身就是国际的，世界的。绿色，是影响力投资的应有之意，共享，影响力投资的唯一目标是共享。现在主要的矛盾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解决这些若干不平衡，城乡的、职业的、产业的、地区的矛盾，既需要政府的努力，但任何政府都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靠社会的力量，所以影响力投资可以促进这些不平衡问题的解决，尤其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我们不能否认教育、医疗、健康的供需矛盾很突出，很多需求外溢，内部解决不了，他出去了，也导致了很多资产外流。中国进入老龄社会，很多新的需求在产生，影响力投资的意义在于把整个社会的力量调动起来。
举两个例子，浙江有个绿康养老，过去10年发展为800张床位。上海有一个雨虹投资，投进去三年，一万张床位。综合农信为200多个县、将近200多万贫困人提供普惠金融，为了支持他们的资本，红杉资本作为影响力投资投了他们，这样他们更好地支持这些贫困地区的能力建设，让他们变输血为造血功能，彻底脱贫。所以，影响力投资是一种非常好的力量。
我们还有很多社会问题，德鲁克有一句话是“解决这些社会问题靠什么？只有把这些社会问题变成有利可图的商机的时候，这些社会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而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的力量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所以，我相信影响力投资，中国会成为影响力投资大国。
何刚：谢谢马行长。谈到中国经济新的周期，我还想回到您的老本行金融，怎么看待明年中国的货币政策的走向？很多人认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是不是央行应该更多放水，也有人认为，从今年的货币政策的趋向看到，正在趋向于中性，而美国的货币政策，很多人认为不应该进一步加息，应该回到相对中性的状态，您怎么看待？
马蔚华：我最近注意到中国央行有一个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这个报告分析了过去二十年一共经历四轮货币政策的调整，分析一下这四轮，每轮是4到6年，每轮周期有三到四次转向，每一次货币政策持续的时间是三到六个季度。总的看，宽松的区间32个季度，偏紧的23个季度，在20年里宽松的比较多，所以我们现在货币总量也是比较多。
这个货币报告还提出，未来的基本货币政策叫稳健中性。央行的选择有三个方面的考虑，我也赞成。第一，我们的货币政策是多重目标，在多重目标下选择主要的目标加力。多重目标，既有稳经济调结构保就业，又有解决社会各种矛盾。有个法则，调控单一的目标是单一的工具，调控多重的目标有多重的工具，而这些工具之间是独立的，但我们很难独立。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目标往往很模糊，而且传递的信息往往不清楚，所以这个时候容易传导，容易在预期方面产生很多模糊认识。作为央行，最重要的是对要调控的主要目标进行着力。我觉得现在主要目标是经济增长、就业和金融稳定，剩下的那些，比如杠杆，这个阶段已经趋于相对稳定，房价也相对稳定，通货膨胀也预期内，所以这方面力量要低于那个力量，在这个时期挑主要的目标执行。
第二，央行处理汇率和利率的问题。中美之间这个外患，汇率波动还是挺大的，但是两国的经济处于不同的增长期，中美利率倒挂，这个不能作为我们选择利率的最主要的地区，我们的利率政策还要以国内为主。在历史上有，2008年的时候人民币面值贬值的压力，当时中美利率倒挂，那时候不具备收紧货币的条件，所以还是放宽了利率，放宽了货币政策，我们现在可以参照这个历史。另外，我们过去叫特朗普警惕，这个劲儿可能要过去了，最近国际货币基金也下调了美国的增长预期，所以不能以汇率倒挂改变货币政策，而以国内为主。
第三，选择眼前还是长远？从眼前看，我们要稳增长，要稳就业，要稳金融，眼前这些矛盾必须解决。但从长远看，必须着眼于结构调整，防止通货膨胀。
对央行现在做的决定，稳健中性，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需要做三件事：一是传导机制不够。金融改革不彻底，传导机制不畅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加力。二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协调。干中央银行的有一句话，就是“货币政策是一根绳子，只用绳子拉车而不用绳子推车。”在货币发行在经济过热的时候，可以用绳子拉车，在现在比较低迷的时候，最好和财政政策相互合作。三是我们现在对中小企业、对民营企业融资的事已经高度认识了，都有指标限制了，在这种情况下，特别要注意不能大水漫灌，不能硬下指标，要实事求是，要结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