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是个轻结构，它的影响力很大，但还没有引起一轮大的资本投资。所以期待一个新经济支撑中国的发展要打个折扣，要给予更长的时间。”12月9日，香港金融发展局委员，招商局集团、招商银行原董事长秦晓在由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主办的2018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表示。
香港金融发展局委员，招商局集团、招商银行原董事长秦晓
秦晓表示，此前2017年全球货币政策趋同，原来的不平衡慢慢消失，都进入企稳复苏的状态。2019年可能是增长放缓、风险加大、不平衡加剧。
谈到中国经济，秦晓认为，影响中国经济的因素可以分成三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周波层面，金融风暴是长周波。第二个是结构层面，增长方式还是过多依靠要素投入，这是长期的问题，没有主要转向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第三是制度层面。
秦晓认为，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及生命科学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其量和结构还不足以取代旧经济，支撑中国经济发展。他指出，这一轮新经济的特点是，影响很大，每个人都在其中，改变生活方式，甚至改变认知。但是和前几轮工业革命相比，还没有引起重大的资本投资。
秦晓谈到，当火车出现的时候，或者汽车出现的时候，往往会带动一些新的大型投资。因而，期待一个新经济支撑中国的发展要打个折扣，要给予更长的时间。秦晓最后表示，做好供应端改革、制度改革，中国市场会释放出很大的增长潜力。
以下是发言实录：
秦晓：各位上午好，刚才听了两位主旨发言我觉得讲的很全面了，我们再从自己的角度做一些讨论，使这个问题展开一点。说到对明年经济的预测，我们可以把它置于长周波的衰退和复苏的背景下来谈，那就要谈2017年的情况。
2017年的时候，大概是金融风暴的第九个年头，发生的变化是比较乐观的，一个是美国由于去杠杆和财政减税产生了效益，它经过了一系列结构调整以后率先走出复苏。当时欧洲也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候，基本上化解了大的系统性风险，也呈现微弱的增长。日本的周波更长，在2017年的时候也开始有了起色。很大一个变化是中国，中国在2017年的时候，经济学家共同的看法是已经接近起稳的状态，我们看到PPI、各项指标、企业利润都是向好的方面走，所以当时对2018年的预测都是普遍乐观的，影响了市场的情绪和预期。
2018年发生了很多预期之外的事情，一个是英国脱欧，一个是欧洲难免，然后是中美贸易战，这些事情造成了一系列的结果，最主要的结果是经济走势调头。美国今年还是比较强盛的，同比是3的增长，对于发达国家来讲3的增长很高了。但是这个3的增长已经看出来它已经到了回落的拐点，因为财政政策有边际递减的效应，还有加关税、升税率以后对出口也会影响。欧洲今年会有一些微弱的增长，但是也看不出进一步增长的前景。只有日本稍微好一点。中国已经到达起稳的平台以后它的增长就乏力了，没有越过这个坎儿，从衰退、起稳到复苏已经往回掉了，这是大家预先没有想到的，当然这和中美贸易战有关系，也和我们的结构性调整不到位有关系。
现在看2019年，我同意前面几位主旨发言所做的基本预期。2019年会是比较艰难的一年，如果我们预测正确的话，美国经济要回到2.5，欧洲的增长率也会降低，再加上日本新经济体，总体情况国际机构的评估都是比2018年要略微下降。其中变化比较大的是中国，中国可能会从2017年的6.9、2018年的6.6降到2019年大概6.2，这是整体的看法。所以2019年可能是增长放缓、风险加大、不平衡加剧，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全球货币政策是趋同的，原来的不平衡慢慢消失，都进入企稳复苏的状态。到了2019年的时候，美国尽管掉下来但是它已经进入复苏轨道了，所以货币政策也会分野。
简单的说，我们没有完全走出这个长周期，只有美国是真正走出了衰退的周期，当然它也有很多不确定性。总体全球来看都没有走出来，或者说我们接近它的尽头，还要看各种因素的变化。如果说新周期，我觉得这个提法要再准确一点，这个周期是指经济的增长和衰退的周波性的周期的话，谈不到新周期，我们还没有走出衰退，还没有显示出我们已经踏上了复苏的轨道，中国而言、全球而言都是这样的。如果说改变增长方式，我们更朝质量性发展，那么这个应该说从2010年开始就进入了，这个约束条件变了，增长的方式是必须变的。
咱们来讨论一下中国经济从2017年到2018年为什么调头了，大家看到企稳复苏了，稳中有好我不敢评论，稳中有进、稳中有退，好不好是要各种因素总体评价的。中国经济调头无非几个因素，是需求疲弱，原来从进出口型方面有一些波动，现在人民币汇率贬值后可能有利于出口。长远来看，它已经不扮演一个主要角色了，尽管去年和今年还会对GDP有贡献，原来都是负贡献。投资是三块，一块是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一块是房地产，还有一块是企业的资本项下开支，也就是建新厂、买新设备或者是收购兼并。
2017年好的时候，也是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带的头起的作用，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是政府逐步退出来，企业资本投资再增上去。在2017年的时候，实际的增长速度是政府部分将近17到18的增长，最高的时候达到22，房地产控制在6，没有一定的房地产建筑业，刚性需求满足不了也会拖后腿，太高了也不行，会有泡沫，会引起银行的不良资产。中间的环节是3，这个3大部分是国企和上游，对民企来说是负的，所以这个结构本来也不是很稳。
市场期待的，我们用李克强总理的话讲叫有意义的减税，解除一些资本横向流动和纵向流动的障碍。我们做了不少工作，要从更大范围来看供给侧改革的话，包括去产能，包括去杠杆，包括要求银行的表外表内。但是减税的力度显然是不够的，或者说没有实现市场的预期，我觉得这对中国的市场预期呈现悲观的主要是对减税的期待。当然我们政府还在研究这件事情，还会进一步做的，我想如果有一个好的预期的话，对中国经济恢复一定良性的增长、走出这个困境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说不好也到不了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但是预期不好是影响未来发展的。这个悲观情绪还影响股市和汇率，这个预期也是比较难管理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期待新经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还有一些生命科学。现在这个新经济它的量和结构上还不能取代旧经济来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一轮新经济有一个特点，影响很大，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的方式，甚至改变了我们很多认知，但是和前几轮工业革命相比，他们没有引起重大的资本投资。我们想，当火车出现的时候，或者汽车出现的时候，它都是投资很大的，那还涉及到铁路、公路，往后追溯还有钢材、水泥、玻璃等，会带动一些新的大型投资。互联网是个轻结构，它的影响力很大，但是没有引起一轮大的资本投资，因为它的特征不一样。所以期待一个新经济支撑中国的发展要打个折扣，要给予更长的时间。
经济一调头，压力大了，我们所谓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环保的监管治理、对房地产的控制也要相应调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会造成什么结果呢？短期的应急政策常态化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凯恩斯是短期的应对政策，凯恩斯并不是长期增长的政策，凯恩斯的理论要回到供应端。脱了这个周波已经十年了，还走不出来，还不得不用凯恩斯。凯恩斯本身是有代价的，如果常态化这个代价会更大，我们也要关注明年相应调整相关的政策它的效果和对未来的影响。
概括一下讲，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可以分成三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周波层面，金融风暴是长周波。第二个是结构层面的，结构层面就是你增长的方式，我们的增长方式还是过多依靠要素投入，这是长期的问题，服务业也不会太发达，没有过多的依靠，没有主要转向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这几年实际上在变化，大家都看到了，但总体依然是个问题。还有制度性的变化，这就回到了政府和市场，国企和民企这样一个问题在我看来是制度化的问题，不是单纯的政策问题。
这三个问题有相关性，可它是不太一样的，要用相应的政策和应对方式来应对不同的问题，比如周波的问题还是凯恩斯这套理论，但只要我们知道代价、知道风险，我们还是慎用，特别是我们不得不常态化的时候也会产生影响。结构性的问题应该交给市场，前面讲到日本的产业政策的概率，由政府来代替市场选择市场优胜者，这是不对的，但是你要把保护、垄断、各种阻碍拆除。制度性的问题是老问题了，我们是不是能落实十八大的精神，是不是能够相信市场的力量，是不是能够给予市场一些激励，完善市场的基础设施，比如法治这些东西。现在的问题就是用宏观周波调整政策来代替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这解决不了问题，那是短期行为、应对行为，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分清楚。
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中国市场潜力还是巨大的，如果我们做供应端改革也好、制度改革也好，会释放出很大的增长潜力。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