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迪:建设公平透明的中国资本市场需要继续扩大开放

2018年12月09日 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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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倒逼改革的过程中,我们的政府和监管机构开始认识到,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以法制为基础的市场,竞争是有好处的,引进新的因素参与这个竞争,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建设是有利的。在倒逼的过程当中,慢慢由被动变为主动,由不自觉变为自觉,这是我们改革的进步。”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何迪在由《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主办的“2018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表示。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何迪

上周,瑞银集团成为首家进入中国拿到51%控股牌照的外资公司。何迪介绍,瑞银证券是2006年第一家进入到中国市场的由瑞银管理的全牌照证券公司。2015年股市出现的问题,是一次股灾。监管部门的排查中,认为我们的风险管理,内部合规,在股市的起伏中充当了守法公民,为监管部门提供了专业的意见。所以监管部门开始认识到,为了建设好的、公平的、透明的中国的资本市场,是需要开放的,需要有新的比较规范的、在国际上有影响、而且注重自己声誉的外资机构进入中国。”

何迪还谈到,七年前三亚论坛的首次会议,时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参加了会议。“当时看到香港联交所的李小加飞过来跟周小川进行私下的见面和会谈,我觉得很奇怪,后来得知他们谈的是沪港通的最初设想。感谢三亚论坛为中国资本市场做出了贡献,三亚这个地方是沪港通的起点。”

2003年引进QFII制度是关键的一步。何迪认为,当时的监管机构是主动的、有步骤的、有规划的,但目标是明确的,就是要开放资本市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境外资本的跨境流动是有监控管理的,是非常安全的,在2015年的“股灾”中,QFII起了非常好的作用。

以下为发言实录:

李亦非:所以机会和挑战是并存的。何董事长,大家都知道上周刚刚宣布,瑞银集团成为首家进入中国拿到51%控股牌照的外资公司,祝贺您!您觉得中国在对外金融改革开放是战略性的真实的需求,还是对美国压力的一种应对策略?

何迪:谢谢你的祝贺。瑞银成为瑞银证券的51%的控股股东,这个过程经历了非常长的时间,我在1997年加入瑞银,至今21年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一个外资的大投行工作,所起的就是桥梁作用,把中国的市场和国际市场接轨,同时也希望把瑞银这样国外的金融机构,能够过这个桥,要落地,成为一个本土化的证券机构。瑞银增持到51%,控股瑞银证券,只是完成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改革开放是有故事和逻辑的。我讲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都是跟我们的改革和开放相关的。第一,我们是怎么增持到控股51%的?实际上作为第一家进入到中国的市场有全牌照,由瑞银管理的证券公司,当时只能持有20%到24.99%的股份,这个事情发生在2006年。2004、2005年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一次危机,国内的证券公司,有些不太守规矩,把储户的保证金全都赔光了,当时为了拯救这些有问题的证券公司,一次出清也好,部分重组也好,证监会决定引进外资作为试点。当时高西庆找我,让我们加入到国内公司的重组。我们找到了北京证券,时任的市长是王岐山,他亲自领导的这次重组,我带着瑞银的团队去谈的。在进入WTO的时候,没有开放外资进入到证券市场的条款,所以我们只能参照对于商业银行开放的条款,一家外资不能超过20%,外资总量不能超过25%。重组北京证券瑞银花了17亿人民币,14亿填窟窿,3亿出了北京控股公司的资本金。当时是作为试点,国内出现了危机,国际上也有压力,开放中国的市场有被迫的成分。原来我们想也就两三年就会大规模开放,外资都会进入,我们竞争的先发优势也就两三年,没想到一等等了11年。

为什么我们可以增到51%呢?我想跟2015年我们的股市出现的问题有关。大家都把那次形容是一个股灾。当时我们的风险管理,内部合规,在这次股市的起伏中间被证监会认为是个守法公民,而且对监管部门有些不太了解的情况,我们也提供了专业的意见等等,所以他们开始认识到了,为了建设好的、公平的、透明的中国的资本市场,是需要开放的,需要有新的比较规范的、在国际上有影响、而且注重自己声誉的外资机构进入中国。今年4月份出台金融新政之前,监管机构从2017年就鼓励我们增持到49%,2017年底、2018年初,在允许外资增持让增持到51%的文件还在政府间协调中,就让我们按51%去谈。我领着团队去谈,真正增持到51%,用了将近两年时间。

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就是说有危机倒逼进行改革,也有在危机倒逼的过程中,我们的政府和监管机构开始认识到,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以法制为基础的市场,竞争是有好处的,引进新的因素参与这个竞争,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建设是有利的。我们所有改革都倒逼,倒逼过程当中,慢慢由被动变为主动,由不自觉变为自觉,这是我们改革的进步。这是第一个故事,这是由惨痛教训换来的故事。

另外一个故事。是中国的监管部门,政府,有规划、有自觉并主动地引导资本市场开放所取得的成功案例是引进QFII——境外合格的投资者进入到中国的证券市场。周小川做证监会主席时,他让高西庆找到我们,想参照国际上经验引进QFII制度,当时我请了台湾的监管者和首批以QFII进入台湾资本市场的基金公司跟证监会进行座谈,一起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2003年瑞银第一家获得QFII资格,而且额度是3亿美金,而后两三年增加到额度上限8亿美金,现在累积五六十亿美金了,对中国市场起了非常正面的作用。QFII源源不断地进入到中国的资本市场,是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我再提一个,就是今天大家所看到的沪港通和深港通,七年前,我们举办三亚论坛的首次会议,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参加了会议,当时看到港交所的李小加飞过来跟周小川进行私下的见面和会谈,我觉得很奇怪,后来得知他们谈的是沪港通的最初设想。感谢三亚论坛为中国资本市场做出了贡献,三亚这个地方是沪港通的起点。从QFII到沪港通深港通,我们的监管机构是主动的、有步骤的、有规划的,目标也是明确的,就是要开放中国的资本市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境外资本的跨境流动是非常安全的,而且在2015年的股灾中间,证明QFII起了非常好的作用。但是,2015年有的监管部门也曾经对外资有所怀疑,认为股市大跌是外资要做空中国,有阴谋论,当时处罚了司度和中信证券的合资公司,总额度才2亿美金。结果三年后,就在今年,证监会说这是一个冤案,给人家平反了。从来都说我们这个国家好面子,有一句流行的话,知错改错不认错,但这回证监会公开认了错,这就是从不自觉、被迫的,到自觉、主动的开放的标志。我相信,这次中国政府宣布金融开放,当然有美国的压力,但主要是中国内生的改革的需要、建设资本市场的改革需要。所以推出金融开放的新政,不应视为应对中美贸易谈判的策略性安排,而是建立公开公正透明,以法治为基础的中国资本市场的的战略举措。具体到背后的逻辑,有时间再讲,没时间就大家自己体会吧。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