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就是音乐，只是这个音乐可能是在日本诞生的，可能是在印度诞生的，可能是在中国诞生的，可能是在美国诞生的，音乐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如果要把音乐这个东西探索明白的话，我一直认为音乐是激发人类想象力的东西，如果要用语言去描绘音乐，我觉得就是失败的。”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余隆在由《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主办的“2018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表示。
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 余隆
谈及中国音乐发展的问题，余隆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怎么演好我们自己，怎么把中国的艺术提升到世界的高度。余隆认为，中国其实是缺作品的，很多好的作品还没有出来。真正写好一个作品不是简单的事，它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好的作品一定会留下来，所以还是要大力鼓励创作。
余隆还介绍了委内瑞拉推广音乐的经验。委内瑞拉因为治安不好，很多孩子吸毒、贩毒，于是想通过推广音乐的活动让贫民窟的孩子都去学乐器，而不是流浪在街头，以免被犯罪集团利用。后来，委内瑞拉的这段经历变成了一个传奇故事，很多委内瑞拉的青年人都会演奏音乐。
余隆认为，委内瑞拉的经验说明听交响乐千万不要说普及，普及最糟糕的问题就是把所有人都拉成了一条线。要真正引导、鼓励每个人在听音乐的时候有自己的想象力。“每个人听同一个音乐一定反映是不一样的，要尊重每个人的想象力，而不是去拉低他的形象力。”
以下为发言实录：
王波明：第一轮来点正经事，音乐艺术或者说音乐文化在你们脑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给大家讲一讲你理解的音乐艺术、音乐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
余隆：我认为我们现在很多东西，我一直不倾向于说中国的音乐或者是外国的音乐、西方的音乐、东方的音乐，我认为音乐就是音乐，只是这个音乐可能是在日本诞生的，可能是在印度诞生的，可能是在中国诞生的，可能是在美国诞生的，各种各样的情况，音乐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另外音乐如果要把这个探索说明白的话，我一直认为音乐是激发人的想象力的东西，而音乐不能变成你要用语言去描绘它，我觉得这其实是失败的。比如说某位作曲家，他每次开音乐会先得把自己的作品从头说一遍，我说你这样就把所有人的想象力阉割掉了，每个人在听音乐的时候都应该有他自己的想象力，中国的父母培养孩子在学音乐，大量的方式是用一种非常务实的方式，要么去考个级，要么去得个奖，其实学音乐的孩子不一定要当音乐家，而且音乐对孩子的培养是激发他们的想象力。而且我建议所有在座有孩子的朋友，我建议他们任何一个孩子听了音乐以后，他给你描绘他对音乐的理解时你都要鼓励他，你说的是对的，这样会不断激发他的形象力，这个形象力就会衍生到创造力里面去。有竞争力的人一定有创造力，有创造力的人一定有想象力。我们的评奖体系、推广体系、教育体系还是需要有一个国际标准的对接，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也是需要去传递的，而不是你自己自娱自乐关上门搞的。
我认为交响乐最重要的是它的音乐还是能够从心灵上震撼的，而不是感官刺激上的，流行音乐很多东西感官刺激比较多一点，波明你现在的年龄还是需要感官刺激的时候，如果真的进入到一个状态里边，我刚才说的想象力是很有道理的事情，因为铿叔刚才讲国外老年人多，的确是，我记得我在加州演出的时候，我一走上舞台我自己噗嗤先笑了，因为我看到所有的观众在把助听器往耳朵里面塞，的确是那边老年人比较多，而中国的确是年轻人比较多一点。
王波明：任何一种音乐任何一个交响乐团，每年的支出、演奏还真得去想想经费问题、赞助问题，每年得想钱的问题。
余隆：全世界每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体制都不一样，柏林爱乐乐团几乎90%的经费都是政府给的，而且每年在不断的递增，这是写到州政府法律里面去的。
王波明：联邦政府还是柏林市政府？
余隆：柏林市政府，除非遇到战争可以停掉，否则就作为它文化的一部分。美国不一样，美国的乐团基本都靠赞助的方式活着，它有一套研究的机制怎么来支持文化的东西，每个地方不一样。我们这边的情况像任总讲的在发展当中，改革开放二十年突飞猛进也是因为机制上的不断变化，包括我自己在海外学完以后，为音乐事业在工作。其实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就是任总讲的，怎么演好我们自己，我们是希望怎么把我们中国的艺术提升到世界的高度。上次我在中央音乐学院讲，我们中国其实是缺作品的，我们没有好的作品出来。
王波明：也有若干领导同志弄个交响乐让你们去演一演嘛。
余隆：那不是就抓起来了吗，真正写好一个作品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它是需要时间的，真正作曲家在建国以后大量的由于政治的原因，那个时代也有很多作品留下来，但是留下来的作品不是那么的多种多样，当时的一些政治歌曲反而留下来，留下来的不是很多，但是好的作品一定会留下来。所以还是鼓励创作。
王波明：我再问问铿叔和余隆，你们的机制和深圳交响乐团比起来是多了还是少了？
余隆：我都搞不清楚我们现在什么机制，基本上乐团都差不多，我们还是有编制的，尤其是这几年要求入编的人比较多，早年成立爱乐乐团的时候，大家对编制无所谓，随着物价上涨以后工资不涨，爱乐乐团将近二十年没涨过一分钱工资。我们现在的体制就是正常事业单位体制。
王波明：除了规定的动作以外比如又多演了五十场。
余隆：我不知道《财经》是什么体制，这个单位演出每场有补贴，补贴也不是很大，但是最重要的是主管我们的部门到今天为止忽略了一个问题：从2000年成立爱乐，那个时候每个月拿五千块钱工资是很高的，到今天还是五六千块钱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情况了。余厅为什么八十年代初能拿一个月一万，以前你们都听过盒带，盒带的祖师爷就是他，当年太平洋录音公司的盒带都是余厅带着大家录音。那个时候我见余厅，余厅骑着广州最好的摩托车大白鲨。后来余厅成了中国交响乐改革的先行者，他组织改革。大家都知道中央乐团改成国交，同时广州交响乐团进行改革，他的原始积累很多，所以当时很多人愿意跟着干活，所以说有钱还是有号召力的。广州交响乐团在中国历史上是做的时间最长的，因为国交做了一段时间就停掉了，广州交响乐团从1998年到现在21年了。
王波明：不管怎么说咱们还得培育，所以为什么各级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是政府拿钱出来贴交响乐团，要说格莱美，张学友流行音乐哪需要贴钱。我最近才知道，格莱美有个小女孩，乡村音乐家，二十多岁不到三十岁，五万张门票，最便宜的几百块钱，最贵的一千五，交响乐团每个月政府还得贴钱，还不能秒杀。
余隆：我这么问你，《财经》杂志搁到外面秒杀还是八卦新闻杂志秒杀？有些东西不是这么来论的，我夹在手里上飞机拿个《财经》杂志我觉得特牛，但是拿个八卦杂志我都不好意思。所以不能用秒杀来决定这个东西，当我们的意识还没到的时候，当现在对中国爱乐乐团这么一个国际性大团、能给国家带来这么大荣誉的乐团，视而不见六千块钱一个月的月薪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有点耐性。
王波明：我为什么谈这个题目，就是希望通过改革进一步的市场化。
余隆：你讲的都有道理，但是你讲的就像刘欢的脖子，理论上有，但实际上看不见。有些东西需要改革的过程中不断的往前推进，我觉得就是时机还没到。
王波明：回到音乐，到底有没有“高尚艺术”？因为人都会问一个问题，这个音乐我听不懂，流行音乐用不着学习，上来就懂，所以人就愿意去听，那么怎么沟通这个懂不懂的问题呢？我自身的体会就是老听，但是好些人连音乐会都不听。
余隆：如果有大妈问你说《财经》杂志我看不懂，你怎么回答人家？
王波明：余隆能不能讲讲拉美的那个，委内瑞拉那个国家投了很多钱去培育交响乐。
余隆：委内瑞拉的治安不好，很多孩子吸毒贩毒，通过这个活动让孩子都去学乐器，不要让孩子流浪在街头，当时政府出资的目的就是把这些孩子集中起来，国家来投钱让这些孩子学一样乐器，他怕平民孩子流落街头被犯罪集团利用。后来它就变成了一个传奇故事，很多青年人在委内瑞拉演奏音乐，同说最近这个乐团也不灵了，可能政府的支持也没了。当年最火的时候，因为它的出发点是为了这些孩子们不要流落街头被犯罪集团利用，或者孩子吸毒贩毒，所以把孩子们吸引过去，然后一代代的往下传。我曾经问过他们，年轻孩子进来以后年龄大的孩子怎么办呢？年龄大的孩子去教他们，甚至有的人到其他地方找职业的地方教书，它就变成一门职业了。我其实不太喜欢普及教育这个词，我觉得你可以引导大家来聆听，普及这个字我不知道听不听得明白，很多学者老是低估了别人对音乐的感受力和想象力，把它说得神乎其神、听不懂，非常高深。到今天我都认为，无论哪种音乐它一定跟人产生共鸣，你可以说我喜欢或者不喜欢，或者你可以说我愿意听谁的，这个人是逐步走进去，逐步提高自己的想象力的。我就怕普及，因为有些讲普及的老师本身自己的想象力就很低端，本来来听的人并不明白，但是一启发人家就可以很高大上，结果一定要把人家降到那个位置。所以我觉得听交响乐千万不要说普及，普及有个最糟糕的问题就是把所有人拉成一条线。真正引导，应该鼓励每个人在听音乐的时候有自己的想象力。我曾经说过，我们在台上这六个人，每个人听同一个音乐一定每个人的反映是不一样的，你要尊重每个人的想象力，而不是去拉低他的想象力。我们很多所谓的音乐学家讲的东西都很没意思，他是以他的理解说的，他的理解不一定高级的。所以我个人不太喜欢普及这个词。但是回过头来，拿你做个案例，你第一次因为非典没事干看了场交响乐，从此爱上了。
王波明：杯酒交响乐是我的入门，我喜欢是因为余隆每次到高潮的地方小腿会跳起来一下，我每次看到那了脚一跳我觉得很爽。
余隆：所以你可以从LOW的地方入门，现在逐步变得高级起来，现在我觉得你可以听马勒了。
王波明：好，台下的各位有什么问题，或者自己有与台上不同的想法都可以提。
观众：请教一个问题，什么叫音乐艺术，生活的一部分，或者给人带来快乐，或者审美，好懂不好懂每个人不一样，我都很赞同，也很有启发，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想讨论一下，音乐最早有没有宗教元素，人和上帝的沟通？比如中国的“舞”和“无”最早是一个字，跳舞最早就是祭天的，跳舞就得唱歌，肯定要和音乐联系在一起，为什么舞和无是一个字呢？因为上帝是大无的，大无就是大有，这和中国的宗教是有关系的。巴赫原来是教堂音乐，它和宗教什么关系，和上帝什么关系？现在中国人喜欢的程度没有像喜欢那么多，有没有宗教的因素在里头？
余隆：还有一句话，音乐最早开始的时候是古希腊的戏剧，戏剧演着演着就唱起来，之后发展成早期的歌剧，西方音乐史上最早的所谓歌剧院的诞生是威尼斯的歌剧院，但这是相辅相成的，歌剧的序曲是怎么来的？是因为看歌剧的人老迟到。所以除了宗教以外，还有来自于戏剧方面的，我觉得戏剧方面也很重要，一直从古代流传过来，所以这个是各个渠道都有的东西，没有绝对的。但是肯定在音乐史上，我们很多早年的教会调式是有的。中国的音乐都是单线音乐，这跟早期的绘画一样，以前的绘画都是线描的，有了解剖学以后有人开始研究肌肉阴影，后来油画才开始有阴暗面。音乐也是一样，发展到后面有了和声，和声之后有主和弦，它都是一个衍生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