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生猪养殖布局待调整,应增减适度

《财经》记者 焦建/文   王延春/编辑

2018年12月15日 11:48  

农业农村部通报了多起在非洲猪瘟疫情防控中发生的违法违规事件。下一步生猪养殖简单“关停减”不是出路,还应在环保措施上下功夫

11月底,农业农村部通报了多起在非洲猪瘟疫情防控中发生的违法违规典型事件。包括拒绝监督检查、不履行疫情报告义务、非法购买及调运生猪和种猪等情况。

一系列人为因素可能,令蔓延形势本已严峻的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变得雪上加霜。不仅如此,随着对此次疫病传播的了解不断深入,此前曾被认为风险较小的冷鲜肉运输,亦被相关部门证明是可能令疫病蔓延的不确定性因素之一。

为加强应对,不断加强检验检疫是题中应有之义。此外,亦有越来越多的相关人士在宏观层面反思提出:“限制养猪区”和“养猪发展区(包括适度和大力)”等产业布局,可能亦须进行适度调整(11月底,相关部门已提出“销区恢复产量”)。

“2015年底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国际粮食与食品安全峰会上,我就提出国内农产品存在总量与质量、品种与结构、需求与资源、成本与收益四大问题——包括南水北调、北粮南运和北粮南猪——等资源不匹配问题。”生猪养殖简单地“关停减”不是出路,还是应该在环保措施上下功夫。”国家发改委农经司原副司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研究员方言对《财经》记者表示。方言曾在国家发改委农经司多年参与农产品政策制定和主导多个农业规划,针对近年来生猪产能结构调整及其可能带来的一系列影响,未来中国生猪养殖如何布局等问题,近日她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

《财经》:此次非洲猪瘟在国内爆发后,有观点认为可能与猪肉的进口增加有关,并指出中国应进一步增强自身产能。这些说法有无根据?

方言:2007年以后中国猪肉进口增加,进口来源国主要是丹麦等国家,后来放开美国对华出口(随着中国市场需求不断增长,近两年来美国的猪肉产能也在增加)。但近一段时期以来,受制于一系列大的环境因素,也有一些非传统地区进口。但疫病传入的成因很复杂,要以有关部门的调查结果为准。

具体到此次非洲猪瘟的传播问题,我近期也跟国内外的一些专家进行过沟通,情况确实比较复杂。比如有的专家称,非洲猪瘟传播源复杂、病毒体积大、点位多、变异速度快,目前还没有疫苗。虽然现阶段我们还很难确定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但是加强口岸检验检疫,严格监管是必不可少的。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

其一:从整体格局来看,中国猪肉的产量大概是5000多万吨。近年来因为诸种原因,出栏量减少了大约4700万头(约330万吨猪肉产量)。中国的猪肉消费已经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减少一点产量,问题其实并不大。但从长期来看,因为养殖环境容量有限,中国还是需要利用世界市场进行一部分资源调节的。

其二:在整个农业体系当中,有两个收益不错且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一个是海洋捕捞,再一个就是饲料行业。近期因为种种原因,相关协会对猪饲料的配比进行了一定调整,这涉及到了行业标准的改变,业内有专家认为可能会对猪肉的品质及生猪的养殖健康带来一定的影响,应该试点后再推行。我觉得这些观点值得引起重视。

其三:从目前行业部门公布的数据来看,有20个省发生疫情,扑杀60万头猪。从数量上看,对市场供给的影响有限,关键是不要人为炒作,扩大恐慌心理。

《财经》:在猪肉进口增加的同时,包括将优势产能向北方玉米带集中,南方不少地区产能缩减,中国近年来生猪养殖的格局是否呈现出“南猪北养”的态势?因近期疫病出现,不少人也在反思这一转变的多重影响。

方言:中国传统的“北粮南猪”的格局是长期形成的,南方生猪产能约占2/3。从产业布局的角度来看,近几年来国家针对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的调控政策。北方具有玉米生产优势,所以有意识地在北方增加了一些生猪的养殖;此外,一些传统养猪大省减少存栏,以养猪大省四川为例,近年来减少了不少养殖量,这与其人口大量外出务工有关;此外就是环保的压力。近几年来,江浙一带、冀鲁豫和广东湖北等省区市,生猪养殖下滑趋势比较明显。浙江一带减了500万头生猪,这与其环境整治的压力比较大有关。再比如无锡太湖周边,数公里范围内都不让养猪了。从整体来看,中国重要的水源地附近,都呈现出了较大规模减少生猪养殖的态势。

解读上述的一系列迹象和数据,我认为只能说是“重点养猪大省减栏较多”,并不能表明北粮南猪的养殖格局已经改变。事实上,从统计数据上看:南方省区生猪养殖占全国的比重变化不大,因为冀鲁豫三个省生猪大省存出栏也在下滑。即便是黑龙江省:2014年前,确实有一段时间内其生猪的产能有所上升,但2016年的存出栏也比2014年下降了70多万头。

中国的一些玉米产区跟畜牧业的生产带重叠度不高,饲料粮与生猪的调运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并不赞同有些地方大规模地增加或减少生猪养殖。农产品生产布局调整需要有个过程,要适度。过度集中,会加剧产销区矛盾,区域间供需不平衡也是大问题。

《财经》:近来国内部分地区出现了因价格上涨使猪肉调运“有利可图”从而导致乱调运乃至调运被扑杀猪的问题。您认为还有哪些问题?

方言:2015年底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国际粮食与食品安全峰会上,我就提出国内农产品存在总量与质量、品种与结构、需求与资源、成本与收益四大问题——包括南水北调、北粮南运和北粮南猪——等资源不匹配问题。

首先,从成本角度来看:农产品生产既需要向优势产区集中,但“地产原则”也很重要。因为农产品的特点就是体量大、价值低。站在养殖户的角度,中国传统的猪粮经济体系,其实构成了一个小农户能够自我进行调节的蓄水池。粮价低的时候农民用粮养猪卖肉,有收益;粮价高时则选择直接售粮,也有收益。通过这种调节,小农户实现了自我收益平衡;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农产品大量长途运输,势必会增加流通成本从而抬高价格。不是说不能调运,而是要看运距,要考虑综合成本。

其次,从调运本身的安全性角度来看:长途调运过程中存在的风险之一,就是如何保障动物及产品的卫生安全。不管是活猪还是冷鲜肉,在调运过程中都存在一定风险。这中间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运输车辆、途经地区有无疫病风险、整车的消毒等等,各环节要非常严密。美国人调运仔猪都要咨询气象部门了解风向,宁可绕路,也要保证安全。

正因如此,生猪养殖和运输本身都是很高危的事情,养猪看似简单,要养好,在环节上是需要精心设计的。但在目前的中国养殖行业内部,门槛则往往没有那么高,这往往就会变成了谁来都能养。在这种情况下,无序进行产能布局的大规模调整,潜在风险很大。

《财经》:从产能调整角度看,这几年一些地区的产能集中增加和减少,可能也跟部分地方政府对于环保和产业发展的不同选择有关。如何做到合理布局?

方言:从产能本身来看,以前出现过剩,猪价下跌,小农户扛不住了,自然会减少存栏;现在则是大企业大资本,能死扛着不减栏,即所谓“船大抗风浪”。规模化一方面有利于疫病防控,但规模化也可能会把市场价格的调整空间顶死,加剧猪周期的波动幅度和频率。所以,不应该单方面强调补贴的作用,而应该充分释放市场信号,实现以需定产。

站在环保角度来看,北方亦不应该大规模增加产能。一方面,养猪需要大量的用水,而北方正好缺水;另一方面,养猪还会产生大量粪污,而果园对此的消纳能力是高的。南方有水果生产优势,正好可以做到资源充分利用,过去常说“猪一身是宝”,简单地“关停减”不是出路,还是应该在环保措施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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