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智库发布】吕铁:创新驱动之章

吕铁/文     

2019年01月11日 17:48  

本文节选自《财经》智库发布的最新报告《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佛山攻略》。这是《财经》智库继2018年1月首次发布《中国制造2025-佛山样本》报告并取得巨大社会影响后,再次成立专项课题组,通过走访69家企业和8个行业协会,深入挖掘佛山乃至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瓶颈,并针对瓶颈找到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给出政策建议和企业发展建议。该报告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朱森第,国家发改委学术委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主持发布,是一份呈现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全攻略”,为中国从世界制造业的第三方阵上升至第二方阵、乃至第一方阵探路,亦必将为中国其他城市的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借鉴和参考。

随着新一轮工业革命深化等外部条件的变化,以及佛山自身产业结构和要素禀赋的变化,佛山制造业发展亟需从“生产能力规模扩张驱动”的外延发展模式向“创新能力素质提高驱动”的内涵发展模式转变,即从传统的“利用型创新”向“探索型创新”跃迁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佛山通过紧抓历史机遇,创造了以民营经济发展支撑制造业发展、以制造业发展引领城市发展的区域经济奇迹。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换、新一轮工业革命深化等外部条件的变化,以及佛山自身产业结构和要素禀赋的变化,未来佛山制造业发展亟需从过去“生产能力规模扩张驱动”的外延发展模式向“创新能力素质提高驱动”内涵发展模式转变,即从传统的“利用型创新”向“探索型创新”跃迁。

实现这种历史性跨越的思路,一是通过提升城市能级,提高佛山制造业的高端要素集聚效应;二是根据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技术经济范式要求,改变佛山传统产业结构“过重”的问题;三是在提高产业政策精准性的同时,将政府作用和产业政策聚焦到现代制造业创新体系建设上来。

第一节

从“利用型创新”向“探索型创新”跃迁

从1978年到2017年,佛山GDP年均复合实际增长率超过14%,远超全国10%的水平。2017年佛山人均GDP达到1.8万美元,超过了北京和上海,达到了世界银行给出的高收入经济体标准。可以说,佛山创造了以工业经济和民营经济助推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和升级的奇迹。然而,近年来,佛山经济下行的压力不断加大。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佛山2018年上半年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而从近五年同期情况看,前四年上半年年均实现8%以上的较快增长,凸显了2018年上半年经济增速的下探趋势。经济增速下降压力的加大,既有中国宏观经济减速的外部影响,也反映了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佛山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制造业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阶段变化不相适应的现实,亟待转换提升。

从全国和广东省制造业体系的定位看,佛山面临来自深圳引领性制造和粤东、西、北地区低成本制造崛起的双重挤压。一方面,深圳和广州对于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总部、高技术人才的虹吸效应进一步强化,而汕头、湛江、清远等粤东、西、北地区也充分利用低要素成本优势等加快对传统制造业的承接。佛山制造如不能实现创新驱动,有可能在深圳以及粤东、西、北地区逐渐崛起的低成本制造的双重挤压下逐渐暗淡。

近年来,佛山战略性新兴产业发育不足、民营经济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企业总部外迁等结构性问题有所显现,表明佛山的高端要素集聚和成本消化能力已经受到挑战。2017年,佛山规模以上企业数量6212家,其中有研发活动的企业仅为3022家,有正式研发机构的企业仅为3049家。在相对规模较大的规上工业企业中,佛山有一半左右的企业没有设立研发机构、没有开展研发活动。如何通过更大魄力的改革开放解决体制机制方面的结构性问题、激发创新要素的集聚和活力,成为佛山实现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从创新能力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佛山制造亟需从“利用型创新”向“探索型创新”转型跃迁。2017年,佛山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经费共计216亿元,其中基础研究经费仅为24.9万元,应用研究经费也仅为2.6亿元,试验发展投入经费达到213.4亿元。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的比重仅为1.2%。这在一定程度表明,佛山制造业企业的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投入严重不足,绝大多数佛山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都属于“现有技术利用型”的创新类型,“新技术探索型”的创新型企业和创新活动为数不多。

第二节

提高城市能级是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

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一般规律比较,毫无疑问,佛山创造了以持续高速的工业发展驱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奇迹。改革开放以来,佛山经济高速增长,这里也是全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如前所述,从1978年到2017年佛山GDP年均复合实际增长率超过14%,远超全国10%的水平。2017年佛山人均GDP达到1.8万美元,2017年佛山实现生产总值9398.52亿元,比上年增长8.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33.65亿元,增长2.0%;第二产业增加值5424.65亿元,增长8.2%;第三产业增加值3840.22亿元,增长8.5%。三次产业结构为1.4∶57.7∶40.9。也就是说,在人均GDP已经达到1.8万美元的高收入水平阶段,佛山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仍然高达58%。这是国内外城市经济发展进程中罕见的现象。按照产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GDP达到8000-9000国际元(1990不变价)时,该经济体的工业部门就发展到峰值,在此之前工业部门将加速增长,而此后,不管是工业部门的就业占比、还是名义增加值占比,抑或是居民消费支出中的工业品消费占比,都会出现趋势性下降,服务部门的就业、增加值和消费占比则持续上升1。事实上,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总体上也遵循这样的变化规律,即在2012年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以后,第三产业开始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最大经济部门。

佛山以工业经济驱动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有两点:一是不断做大制造业规模,二是通过集聚效应不断提升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但是,随着经济下行和市场需求萎缩,制造业外延增长的难度不断加大;随着产业配套的日益完备,佛山通过产业集聚提升生产效率的边际效应亦日益微弱。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技术创新、服务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来提升效率就成为制造业发展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机会空间。

然而,近年来,佛山集聚高端创新要素后劲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一是从产业结构看,虽然高技术产业增速较快,但总的体量较小,对地区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显著,与此同时,在电子信息、新材料等部分高技术行业也存在“高技术产业、低技术环节、低附加价值”的问题。二是对高端创新人才的区位吸引力不强。虽然与深圳相比,佛山和深圳的人口结构都具有外来人口占比高的特点(佛山常住非户籍人口占比接近一半,深圳更是高达70%),但深圳的外来人口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创业者、研发人才或知识型员工,而佛山的外来人口主要是从事一般制造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操作型劳动者,外来人口集聚并未带来同比例的知识集聚效果。三是近年来佛山企业总部外迁的压力增大。由于高端的管理人才和研发人才难以从佛山本地获得,领先企业的管理提升、品牌提升和技术能力提升遭遇人才瓶颈的问题日益突出,部分佛山企业只能通过向深圳、广州等软、硬基础设施更加完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更高的城市迁移总部,以获得企业转型升级所需要的各种高端要素。互联网领域的一呼百应、传统制造业中的好太太等企业的外迁凸显了佛山企业的转型升级正在面对来自“区位”的压力。

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以及研发的滞后和高端人才的缺失也直接影响着佛山的城市化进程,而城市化滞后工业化、城市建设与工业发展水平不协调,是制约佛山制造在更高水平创新发展的核心障碍。

一是生态环境建设与工业化水平不协调。城市内河河水黑臭浑浊问题较为严重,河流的栖息地功能、过滤作用、通道作用、自身净化等生态功能不断减弱。二是缺乏高水平的教育医疗机构,城市软实力建设滞后。迄今佛山没有一所211高校,甚至没有一个国家“双一流学科”,教育医疗等社会基础设施发展滞后不仅制约了产业技术能力的提升,更削弱了佛山城市发展的底蕴和后劲。三是城市规划碎片化问题突出。经济在发展、人口在增多,佛山的城市建设却相对滞后:城市生态空间布局不够合理,景观格局人工化趋势显著,城乡绿色空间碎片化程度较高。城市生态景观着重人工打造,缺乏自然生态系统的维护和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下降,森林生态系统中商品林占比高达70%以上。佛山的多中心发展模式使得城市建设给人的印象就是“找不到城市中心,中心像郊区,郊区像城区”,城市面貌与经济发展水平反差明显。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虽然从数据看佛山的城镇化进程远远高于广州——2017年末佛山常住人口765.67万人,其中城镇人口727.11万人,城镇化率高达95%,但无论从硬件设施还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情况看,佛山的城市化水平都远远落后于工业发展水平,制约了高端要素集聚和产业转型升级。

解决佛山城市化水平掣肘工业化水平提升的问题,一是要在保持多中心发展格局的同时,针对各区城市规划“碎片化”的问题,加强佛山城市的总体发展规划。在行政区划调整和城市建设的拉动下,佛山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了155平方公里。佛山的几个区本来都是独立的县,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在1992年至1994年间,顺德、南海、三水、高明先后撤县设市,由佛山代管;2002年12月,顺德、南海、三水、高明从“县级市”转变为佛山的“行政区”,但仍保留一定的发展规划、财政和土地的权利,原佛山辖区的城区石湾区则变更为禅城区,由佛山市政府直接管辖:佛山因此成了一个多中心的城市。这种多中心的发展格局,虽然有利于保持各个区之间经济发展的竞争性,但是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看,也造成城市规划碎片化、城市总体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高的问题,大大制约了佛山城市能级的整体提升。

二是通过基础设施和城市软实力建设,大幅提升佛山城市能级。第一,努力让佛山的经济内涵更加丰富,在积极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鼓励新产品、新技术和新业态在佛山不断涌现。第二,努力让佛山的城市面貌更加美丽,实现“绿城飞花”就在眼前。以最严格的标准整治污染项目,加强城市的绿地规划和水域治理,建设美丽佛山、宜居佛山。第三,努力让佛山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更加完善。积极发展便捷、高效的现代交通体系,加快建设佛山通达全国、联通世界的交通蓝图,即“机场+高铁+地铁+高速公路+港口”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以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善民生为根本目标,务求实效推进智慧城市和海绵城市建设。充分发挥佛山民营经济活跃和体制机制灵活的优势,大力发展私立学校和医疗服务,推动佛山教育医疗水平的大幅提升。第四,努力让佛山的城市文化内涵不断升级,大力发展将传统岭南文化和现代都市文化完美结合的城市标志和文化旅游项目。

第三节

解决产业结构“过重”是战略重点

在人均GDP达到较高水平后,工业仍然是拉动佛山经济快速增长的主力,产业结构过重的问题突出。自1978年以来,佛山的生产总值中一半都来自于工业,最高时一度达到63%。2017年佛山工业占比大幅高于全国36%的平均水平。从对佛山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看,第二产业的贡献率远超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工业是佛山经济发展的绝对支柱。从1978年到2000年,佛山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逐年上升,从18%升至45%,同期,第二产业占比在50%-60%之间波动,第一产业快速收缩。但2000年之后,佛山的工业化程度再次提升,第二产业占比升至60%,而第三产业占比却有所回落。尤其是近年来,广州、深圳的服务业快速扩张,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而佛山的第三产业比重仍然仅有40%。

对佛山而言,服务业特别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被深圳和广州挤压的问题突出。由于佛山毗邻广州,在广佛一体化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规划下,佛山服务业的发展速度相比广东的其他城市明显较慢。受深圳、广州服务业虹吸效应的影响,佛山的服务业主要是生活服务业和针对本地市场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服务业辐射范围小、发展层次低的问题突出。一方面佛山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偏低,另一方面服务业的结构也较为低端。从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来看,2017年,广州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达到66%;同年东莞现代服务业实现增加值2403.32亿元,占服务业的比重超过六成,达到约61%,而佛山现代服务业的比重不到58%。

同时,佛山工业产业结构“青黄不接”的问题也较为突出。传统制造业增速呈现出下降的势头,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增长迅速,但经济体量还不足以支撑地区继续保持高速增长。2017年,佛山全部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8.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8%,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5.8%,其中,医药制造业增长8.3%,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16.6%,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11.1%,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增长17.6%。高技术制造业增速显著高于传统制造业。2017年,佛山高技术制造业实现总产值1739.77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7.8%,因此高技术制造业对工业和地区经济的拉动作用并不显著。佛山虽然是中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但是制造业结构不合理,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比例相对较低。2017年,佛山先进制造业完成总产值1.02万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45.8%,而同期广州先进制造业的占比达到64%。与佛山发展水平相当的东莞,其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比重分别达到50.5%和39.0%。

产业升级的核心是大力发展基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的新兴产业,改变佛山产业结构“过重”、传统产业过老的问题。大力发展“互联网+”传统产业,促进佛山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与新兴技术和新商业模式加快融合,以及向新兴产业的延伸。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引导企业加大创新和技改投入,大力发展共享经济、智能制造等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推进一批引领性强、带动性大、成长性好的重大产业项目,集聚更多的“隐形冠军”和“独角兽”企业,加快培育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装备、生物医药、高端医疗器械、互联网金融、科技金融等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产业链,是未来佛山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重点。

在此基础上,佛山要充分发挥制造基地优势,加快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在佛山的应用,以应用场景建设带动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依托自身的科教资源、应用场景、海量数据、基础设施等优势,以面向全球、面向未来的视野,聚焦创新策源、应用示范、制度供给和人才集聚,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发展的“佛山高地”。

一是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应用示范高地,加快推进智能制造、智慧金融、智能医疗等深度应用,聚力发展智能驾驶、智能机器人等优势产业,推动人工智能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加快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运营全生命周期智能化改造,全面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智能化水平,鼓励人工智能最新成果在佛山率先试水。二是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制度创新的高地,针对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发展带来的新课题、新挑战,加强相关法律法规、伦理道德和社会问题研究,建立健全人工智能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保护、风险评估和安全监管体系,在制定游戏规则上下功夫,着力提高制度供给的及时性有效性,促进人工智能健康、安全发展。三是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人才集聚高地,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积极营造世界级的发展环境,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人才高峰建设行动,大力引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领域和智能制造领域的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努力为人工智能人才提供更好的发展平台,形成中国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人才汇集的洼地。

同时,要突破传统产业集群发展的思维范式,以及传统的招商引资和鼓励创业的惯常做法,着力发展大公司创业,完善突破性技术在佛山簇群式发展的产业组织体系,重点针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国有高技术企业以及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互联网巨头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和关键技术人员的创业提供精准服务和支持。“如果只是通过政策优惠把大量的公司在空间上集聚起来,而没有形成大量的衍生企业,整个产业就不具有自我强化发展的能力⋯⋯因此,政府作用的关键是能够鼓励集群不断孕育新的企业”2。除了税收优惠等产业政策外,政府为大公司创业提供的高效的法律环境和公共服务至关重要。例如,加州成为公司创业天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加州“禁止同业非竞争条款”,“正因为加州拒绝非竞争条约,硅谷才能够以其高流动性吸引大批技术人员创业,硅谷也因此成为充满活力的创业基地”3。

传统的研究认为,硅谷等创新型产业集群形成和保持活力的主要原因是集聚经济,而最新的研究表明,形成创新型产业集群的主要原因是衍生企业,特别是成功的大企业分离出来的衍生企业,是集群保持生命力和竞争力的主要原因。这些企业延续了之前的大企业的能力,同时又具有活跃的创新力,这些企业定位于不同于主流市场的“次级市场”或“边缘市场”,通常对原有的大企业和成熟技术构成颠覆性的挑战和冲击。因此,应着力将佛山打造成为中国大企业创业的集聚洼地。同时,在众创空间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鼓励众创空间朝着专业化、品牌化和国际化方向提升质量。

首先,要加强一些传统产业和旧式孵化器的改造升级,使其真正按照新一代互联网技术推动下的创新规律的要求,完善空间配套的服务能力,避免传统孵化器和新的众创空间之间关系紊乱的局面。其次,重点发展创客型、孵化型、服务型众创空间,提升佛山众创空间的知名度、影响力和竞争力(特别是和北京、深圳、杭州等国内城市相比),增强对创新创业人才的吸引力。再次,合理使用政府补贴资金,增强众创空间的自生能力,形成众创空间和创业公司良性发展关系。最后,政府应当明确制定众创空间的标准,例如着眼于区位、盈利模式、服务能力等方面,分辨真实有助于培育创新创业的孵化园,甚至整顿一批为博人眼球精心包装的假众创空间。

第四节

以创新体系建设驱动产业体系升级

打造民营和外资等协同发展的企业创新体系。从产业组织结构看,本地民营经济比重大充分反映了佛山区域经济的根植性强、适应性好的优势,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佛山城市化水平和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相对低下的问题,因而对区外企业总部、研发中心和跨国公司的区位吸引力不足。

佛山民营经济占比大,经济发展活力强。佛山是全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2017年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到GDP的63.6%,民营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70%左右。民营企业已是推动佛山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核心力量。目前佛山共有民营企业约27万家,占全市企业总数的近90%。与此同时,外商投资企业占比不断缩小,对外资的依赖度总体降低。与珠三角的其他城市一样,佛山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引进了外商投资,在2000年以前,外商直接投资占佛山GDP的比例在10%以上,佛山工业总产值中40%都来自于外商投资企业(其中港澳台企业占比32%)。但2000年之后,佛山的本地企业快速成长,经济对外资的依赖度降低。目前佛山外商直接投资占佛山GDP的比例降至2%左右,外商投资企业对佛山工业总产值的贡献不足30%。佛山在积极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同时,应根据外资企业对营商环境和产业发展区位的需求,进一步完善产业发展环境,形成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协同发展的局面,通过外资企业的蓬勃发展优化佛山的产业生态和技术体系。

从人才体系看,针对佛山知识型人才缺乏的问题,积极把握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新兴技术加快产业化的机遇,针对海外高层次华人回国创业的需求,打造佛山海外人才回溯高地。创新园区管理机制,借鉴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园区管理模式,构建规范的园区管理运营、治理机制,建设完善的园区公共科技服务体系。要积极帮助解决海外高层次人才,特别是华人回国创业面临的子女入学和住房问题。在佛山大力发展高水平的私立小学、中学和私立医院,通过现代化的园区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升佛山对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创业的吸引力。借鉴深圳前海经验,开展海外高层次人才绿卡(永久居留权)集中办理试点,简化外籍高层次人才居留证件、人才签证和外国专家证办理程序。对长期在佛山工作的外籍高层次人才优先办理2年-5年有效期的外国专家证。

在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的同时,要着力优化研发资金投入结构、提高研发资金使用效率,不断壮大创新型企业队伍。从已公布2017年研发经费支出的城市看,深圳以4%左右的研发投入强度,位居全国非直辖市的城市前列。如果将直辖市纳入这一评比行列,则北京、深圳、上海、杭州、武汉成为第一梯队。这些城市研发经费支出强度都超过了3%。而广州、佛山和苏州的研发经费支出占比均超过2.5%,是中国城市中的第二梯队。可见,从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看,佛山相对较高,但是相对于深圳、北京、上海等科技创新中心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更主要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规模小、比重低,制约了佛山原始创新能力的积累和提升。为此,需要通过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产品升级,带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的提高。

同时,佛山领军型创新企业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2017年,广州新增高新企业数量约4000家,深圳新增的高新企业数量为3193家,东莞、佛山两市新增的高新企业数量分别为2049和1159家。佛山经济体量大约为深圳、广州的一半,但新增高新企业数量却仅为前者的1/3和1/4,更是只有经济体量更小的东莞的57%。

针对中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效率低的问题,佛山要率先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制机制创新和改革,促进高新技术成果的集聚和转化,增强佛山的高技术工程化、产业化优势。不合理的国有资产使用处置管理办法已经成为制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主要障碍,亟待改革调整。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已于2015年10月实施,虽然该法赋予了科研人员更多的对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等方面的权利,但并没有解除相关人士的疑虑。新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仍然规定,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评估工作应当委托具有资产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但问题是,因为科技成果不具有实物形态,所以很难客观评估。科技成果的价值最终要通过市场才能确定价值,在事前很难通过第三方确定合理的价值。鉴于此,建议佛山通过争取国家改革试点,下放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国有资产管理备案权限到高校和科研院所,财政部门对科技成果转化中国有资产的处置行使检查监督权力,对相关单位国有资产处置进行抽查、规范。规范相关资产评估流程及管理办法,缩短评估备案周期,建立符合科技成果转化需求的资产评估、备案与处置流程。同时,建议取消第三方评估机构认定制度,建立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市场竞争机制,以市场化推动第三方评估机构的专业化能力。

加快推进新型技术研发机构建设。针对佛山产业创新体系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和功能性缺陷问题,从强化共性技术研发和促进先进适用技术扩散两个方面,加快完善佛山产业创新体系,尤其是加快推进新型共性技术研发机构建设。建议吸收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新建佛山工业技术研究院。根据共性技术的技术成熟度和经济特征,佛山共性技术研发体系可以考虑采取多元化、差异化的组织形式。

一是对于具有较大研发风险、同时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关键共性技术,采用专项计划的方式,以财政资金为主支持研发。这方面可以对标日本的下一代制造计划(Next Generation Manufacturing,NGM),该计划通过专项计划支持共性的生产工艺模型开发,制造业企业可以对模型进行后续调整,以提高本企业工艺自动化水平。在这些专项计划中,日本政府承担了全部研究经费。

二是对于研发周期较长、需要持续研发投入的基础共性技术(如测量、测试技术),采取建立实体性的共性技术研究院所的方式,由政府承担多数日常经费和大部分研发经费,组织开展相关研究。这方面可以考虑对标德国的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韩国的科学技术研究院和中国台湾的工业技术研究院等机构的建设和运营模式。

三是对于比较接近市场应用阶段、企业有动力参与研发的产业共性技术,政府只起引导作用,着重鼓励推动政、产、学、研各方组建研发联合体或产业技术联盟共同开发。这方面可以对标美国在1987年设立的半导体制造技术研究联合体(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SEMATECH)。

其中,重点是针对当前中国以及佛山自身实体性共性技术研发机构效率不高、公益性不足的问题,探索性地建设新型共性技术研发机构——佛山工业技术研究院,并力争与工信部合作成为国内首家“综合性制造业技术创新中心”。佛山应借鉴并落实国外共性技术研发组织的成功经验,在资源、治理、管理等方面全面改进共性技术研发组织体系。首先,依托海外高层次人才、而不是依托既有的科研院所全新设立佛山工业技术研究院。其次,根据国际成熟共性技术研究机构的普遍规则,佛山工业技术研究院应采取“公私合作”的PPP模式,运营经费大约三分之一来自政府财政资金,三分之一来自政府的竞争性采购,三分之一来自市场,从资金来源上平衡短期(竞争)导向和长期(合作)导向。再次,应由技术专家、政府官员、企业家代表和学者共同组成专业委员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研究院最高管理者的选聘采取全球公开招聘的方式,通过专业委员会和管理社会化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同时又保证研究院的高效运营和专业管理;研究院每年向社会发布详实的年度运营报告,用于披露研究院的财务收支和业务活动,形成社会监督的机制。最后,研究院研究人员的收入来源宜以具有竞争力的固定报酬为主,项目收入仅作为研究人员的报酬补充,避免研究内容和项目设置过度商业化;研究院的机构设置按照产业发展需求、而不是学科体系设置,研究人员的考评应以社会贡献、而不是学术成果为主,以此保证研究成果的应用服务功能。政府可以考虑设立配套的引导资金,引导研究院为中小企业、前沿技术和落后地区等具有较强社会外部性的领域投入相应资源。

建立高水平的“佛山大学”。充分利用我国高等教育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的契机,借鉴南方科大和西湖大学及高等研究院的建设模式,高水平建设佛山大学。佛山大学建设应采取“增量优化”的思路,建议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在佛山大学建设高水平的工程学科研究院及专业的研究所,创造性借鉴美国和北欧研究型大学研究所的建设模式,由佛山市政府与佛山大学共同出资(承担运营经费和人才引进经费),研究院所自己承担非专职研究人员经费和研究项目经费,以此鼓励研究人员与企业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鼓励佛山大学与本地研发机构和企业的合作研发和人员流动。设立佛山大学和佛山企业以及佛山工业技术研究院合作研发项目的鼓励资金,鼓励大学科技成果的原型和小试在佛山工业技术研究院和佛山企业完成;鼓励佛山大学与企业和佛山工业技术研究院共建博士后工作站和博士生研究基地;由行业协会和企业牵头定期开展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的知识分享沙龙,通过非正式的互动促进校企合作机会的形成。多管齐下,最终在佛山形成“高校—研究院所—企业”之间积极的“三螺旋”互动。

探索建设先进技术扩散服务机构。进行先进适用技术扩散服务机构探索,促进佛山制造业产业素质的整体提升。如果说共性技术研发机构的主要作用是向产业提供战略性技术和共性技术,技术扩散服务体系的作用则主要是促进已经形成的先进适用技术(主要是工艺技术)向广大企业的扩散和应用。

日本政府的“认证技术咨询师”是促进先进适用工艺技术向广大中小微企业扩散的专门机制,而美国则主要依托由大学、协会、科研院所共同组成的“制造业扩展合作”计划网络来促进先进适用技术的采用。建议以佛山工业技术研究院作为平台,借鉴日本“技术咨询师”和澳大利亚“管理顾问”的做法,培育、认证一支专门的具备丰富生产管理经验和现代工艺知识的专家队伍,为企业提供质量管理、现场管理、流程优化等方面的咨询与培训,从生产工艺而不是生产装备的层面切实提高企业制造水平。同时借鉴美国的制造业扩展网络模式,依托佛山工业技术研究院、佛山大学等,与企业合作开展先进制造业技术方面的企业培训,提升中小企业的生产制造能力。

此外,还可以考虑借鉴日本东京大学Fujimoto教授等开创的先进制造业管理研究中心(Manufacturing Management Research Center,MMRC)的运营经验,与华为、美的、海尔等国内领先制造业企业在佛山共建“企业研究院”,将先进企业的管理和生产运营经验向广大中小微企业扩散,同时通过研究反馈进一步提升和改进大企业的管理实践,形成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多方互惠共赢的机制。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1.张斌、邹静娴:《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进展与差距》,《国际经济评论》2018年第6期。

2.Josh Lerner, 2012, Boulevard of Broken Dreams:Why Public Efforts to Boost Entrepreneurship and Venture Capital Have Faile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Steven Klepper, 2016, Experimental Capitalism: The Nanoeconomics of American High-Tech Industr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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