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银行改革:绝地重生|我们的四十年

《财经》专题制作团队  

2019年02月01日 12:15  

本文4697字,约7分钟

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时光荏苒,40年过去了,在这期间,四大国有银行从“技术性破产”的“定时炸弹”,到如今全部跻身全球十大银行,在经历了一场“背水一战”的改革之后,脱胎换骨。中国国有银行如何走出困境?怎样完成断腕求生的改革图新壮举?

致敬中国改革开放,2019年2月1日《财经》推出新专题:“国有银行改革:绝地重生|我们的四十年”。

此前,《财经》先后于2018年10月12日、19日、26日,11月2日、9日、18日、23日、30日,12月7日、14日、18日、28日,2019年1月5日、11日、18日、26日推出有关农村改革、民营经济、深圳特区、国家体改委、价格闯关、国债发行改革、创建资本市场、建立证监会、分税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加入WTO、国企改革和城镇化、房地产市场的诞生、外汇体制改革等专题,社会反响良好。

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时光荏苒,40年过去了,在这期间,四大国有银行从“技术性破产”的“定时炸弹”,到如今全部跻身全球十大银行,在经历了一场“背水一战”的改革之后,脱胎换骨。中国国有银行如何走出困境?怎样完成断腕求生的改革图新壮举?

在本集,《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特邀亲历改革的两大国有商业银行老行长: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和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共同追忆改革历程,总结改革经验。

(左起:杨凯生、王波明、李礼辉)

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国有银行实为专业银行,不仅没有股本金概念,也没有风控理念。杨凯生回忆,当时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由财政全额拨款,定额内流动资金也由财政核定拨款,只有临时性、超季节、超定额的资金需求才向银行申请贷款。随着拨改贷的推行,才有了企业的概念、银行贷款的概念。

1993年十四届三种全会奠定了建立市场经济的总体改革框架,现代金融体制改革破局。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工、农、中、建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型。

但是上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令银行系统背负了沉重的改革成本。杨凯生分析,国有企业自从80年代实行拨改贷之后,扩大再生产主要靠银行贷款来支撑,因此负债率不断上升。至90年代,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竞争加剧,许多国有企业表现为,一是还本付息能力降低,二是生产管理不适应市场竞争。企业的问题折射到银行身上,导致银行无法如期回收贷款,于是不良率不断上升。

李礼辉从银行业自身经营管理上解读认为,当时中国银行业的财务会计制度与国际财务会计准则有很大差距,最重要的差距在于,不是真正按照权责发生制来执行,所以银行的不良资产,银行每年的风险损失,并没有在会计核算上完全得到反映。但银行虚假的利润上缴了,银行的税收上缴了,不良资产和不良资产的损失却留在银行,因而也造成银行不良贷款率逐年上升。

1997年肇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中国银行业敲响了警钟。自我审视之下,发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面临资本金不足和不良率畸高的双重困境。而在部分海外专业人士看来,上述两项指标对照,中国银行业已经技术性破产。

(1997年,泰国的汽车业在这场肇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严重冲击。图/视觉中国)

对照国际巴塞尔委员会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的要求,以此匡算,中国财政部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分别注入工、农、中、建四大行作为股本金。杨凯生说,这是中国银行业第一次意识到,银行要有资本金,而且资本金和资产要有一定的比例,也就是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概念。

同一时期,参照美国重组信托(RTC)的做法,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专门负责处置不良贷款。1999年到2000年从四大银行剥离了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以改善银行资产质量。

但是2700亿元财政资金的注入和1.4万亿元不良资产的剥离,并没有换来国有银行发展的康庄大道。2003年初,标准普尔把中国内地银行全部评为垃圾等级,引起哗然。

国有银行再度陷入资本金严重不足,决策层匡算,大约需要补充9700亿元资金才可达到国际巴塞尔委员会要求的8%资本金充足率;不良贷款率重又反弹冲高,官方公开数据是25%,但外界猜测高达45%以上。

亚洲金融危机镜鉴,作为中国资金配置主渠道的国有商业银行如果不能及时变革,将引发金融风险,直接影响国民经济运行。

此外,2001年中国加入WTO,金融开放进入倒计时,按照当初协议,银行业保护期只有5年,中国银行业必须自强,才可以应对外资银行的竞争。

不良贷款问题的反复只是表面现象,这意味着国有商业银行在体制、机制上存在深层次缺陷,必须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李礼辉看来,最大的问题在于金融资源配置的方式非市场化,商业银行并没有完全达到所谓的真正商业化经营的水准。

正是在这样一种共识下,新一轮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开启。

2002年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必须把银行办成现代金融企业,推进独资商业银行的综合改革。

但改革启动必须先解决一个死结——资本金问题。 鉴于前期2700亿元特别国债的投入已被侵蚀,财政资金紧张,已无力再度注资。

2003年5月19日,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带领谢平等人向温家宝、黄菊等国务院领导阐述了一份19页的演示文档——《改革试点——国有商业银行的财务重组》,在这份报告里,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外汇储备为国有银行注资的建议。外汇储备以年40%的速度快速增长,从2002年底的2864.1亿美元,增长到2003年底的4032.5亿美元,为注资提供了空间。

2003年9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决定由国务院副总理黄菊牵头成立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领导小组并任组长。财务重组方案第二天获得批准。2004年1月初,宣布用450亿美元注资建行、中行,两家各225亿美元。

同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国有银行改革是“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改革步骤明确为:重组——股改——引战——上市。

(2004年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图/新华)

(资料图:2003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出任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领导小组组长。)

伴随着外储注资,四大行启动了比前期更大规模的二次不良资产剥离。上述财务重组完成后,四大行各自满足了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不良率也降至个位数。可谓打扫完了屋子,向股份化改造迈步。按照一行一策的计划:2004年8月26日,中行首家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汇金为唯一股东;2004年9月8日,建行分立重组,分立为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建银投资(承接非银行业务),汇金直接控股建银股份85.228%;2005年10月25日,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财政部和汇金各自持股50%。

按照既定的改革逻辑,引战启动,当时的想法是“引智重于引资”,即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提升国内银行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但万事开头难。

王波明回忆,建设银行由于是第一家启动引战和上市的国有银行,在与境外机构投资者谈判中,颇为艰难。甚至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为了与潜在境外机构投资者会谈,刚下飞机就前往约定的酒店,候至深夜,双方谈到凌晨,但仍无结果。

至中行引战。2005年3月,中行与苏格兰皇家银行(RBS)就入股签署了备忘录,一经发布,RBS一天市值蒸发17亿美元。李礼辉回忆,后来由于董事会意见分歧,RBS降低了入股中行的股份比例。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有银行IPO上市情况显示,境外投资者已经从当初的“不敢投”变成了“争抢”,几家银行的IPO不断刷新各项纪录,溢价也是越来越高。

建行由于受到热捧,曾两度提高招股价,最终IPO定价2.35港元,市净率1.96倍,超过其战投美国银行。中行逆势而上,获得2.95港元定价,2.18倍的市净率与花旗集团相当。工行首创A+H 同步上市,20倍超额认购创历史纪录,定价3.07港元和3.12元人民币,为中国国有银行最高发行估值倍数,且成为全球最大IPO。

(资料图:四大商业银行上市,以2005年10月27日建行赴香港上市为开端,中国农业银行在2010年7月15日在上海、7月16日在香港上市为终点。图为2007年9月25日中国建设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

随着国有银行上市后股价大涨,海外投资者巨额获利,有业界人士提出当初的引战定价过低,“国有银行被贱卖”。

对此,杨凯生回应道:“事非经过不知难”。他分析,当年工行引入战略投资者时,境内投资者的热情不及境外投资者,某家机构高层人士在其几番亲自电话沟通后,也只愿认购500万的股票。而工行作为首家A+H两地同步上市的国有银行,如果境内投资者的认购更积极,那么其整体IPO的股价可以更高。

当年时任中央汇金投资公司总经理的谢平曾对“贱卖论”者回应,IPO价格与引战的价格不可比:一、时机不同,建行引战期间发生了一系列案件和丑闻,影响投资者信心,到IPO时,公司治理的进一步完善,赢得了投资者信心;二、购买条件不同,战略投资者的进入都有明确禁售期,且必须为入股银行提供技术、战略支持;三、建行IPO本身定价较高。综合考虑加权平均因素,战投入股价格并不低。

如今回首,当年国家为打造国有银行 “成为真正的银行”所付出的所有成本,已通过几家银行的利润全额覆盖。杨凯生说,更重要的是,这一轮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增加了中国整个经济运行的韧性和刚性。很难设想,没有当时的财务重组,没有改制上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能够一枝独秀。

(中国银行业改革,集合了改革开放后三代领导人的思想智慧和决策勇气,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为今天的国有商业银行换来了新的局面。从四大行渐次恢复和重建,到推进商业化改革,实现从单一到具有多元化竞争的银行体系,再到基本完成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改上市,邓小平生前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夙愿大体实现。图/本刊记者黎立摄)

李礼辉称2003年开始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为“涅槃重生”,实现了中国整个银行内部体制制度的根本性改革。而改革之所以成功,除了银行自身的努力和整个金融系统的努力,也得益于天时、地利,因为赶上了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周期。

珍惜改革成果!对话嘉宾们以此作结。

(《我们的四十年》系列专题,由《财经》、和讯联合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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