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道理尽人皆知。治大国经济亦应如此。船大不好掉头，以中国经济的体量，如果政策进退动静太大，急进与急退之间，肯定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这种折腾，一方面会给市场主体造成不应有的困扰，也会给政策的各级执行者带来困惑。
在“六稳”当中，稳预期被摆到比较重要的位置。除了稳定对增长的预期外，稳定对宏观政策的预期也是稳预期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不确定的政策前景不利于投资决策。政策反复太大，显然对稳定预期不利。
除此之外，市场主体还会对应有的宏观调控产生侥幸心理，认为只要叫一叫痛，硬着头皮扛一扛，到最后都会过关，服从调控则被视为冤大头。这种心理预期和应对模式一旦养成，未来宏观调控的成效可想而知。
当然任何经济政策都不是不允许变化，如果在实践过程中觉得有问题，或者现实情况出现了超预期的变化，对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是应该而且必要的，否则就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央多次强调宏观政策要加强预调微调，就是为了防止一条道走到黑。但预调微调就意味着不能大调。
政策的落实和调整都应该避免一哄而上，尤其忌讳调控时层层加码，放松时争相放水。无论竞争式严监管，还是竞争性救援，都不是宏观调控应有的行为模式。前者会导致政策落地时形成不应有的合力而导致调控过严让市场主体难以承受，后者又会导致往回掰的力度过大让监管主体无所适从。
去泡沫去杠杆不可能无痛，也不可能不引发市场和行业的波动。对于可能出现的局部阵痛事先应有相应的预案和对冲之策。因为没有预料到市场主体会如此之痛，或者面对一片喊痛之声慌了心神乱了手脚而遽然叫停乃至反向操作，不仅前功尽弃，而且会导致泡沫和杠杆报复性反弹。
当前切忌不要再主动加杠杆，尤其不要又去打加居民部门杠杆的主意。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部门的负债中，居民部门的负债若出现问题，因为涉及主体众广，是最难处理的。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无论是去泡沫去杠杆，还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不能总在货币总量上来回做文章。除了维持货币总量的基本宽松适度外，关键还是要解决融资结构问题。但这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不要又陷入急于求成的心态。目前资本市场投资者的心态已经出现过于乐观的倾向，需要相关部门加以理性引导而非火上浇油。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千道万，关键还是要解决投资回报率的问题。无论是定向放水，还是精准贷款，如果实体经济回报率低迷，放出去的流动性最后还是会迂回进入那些回报阶段性虚高的领域。
实体经济回报率的提高，要靠增量与存量之间的腾挪，既要靠增量大力拉动，又要靠存量的有效消化与盘活。坦率而言，目前的情形是既未能形成强有力的增量，存量又有尾大不掉之势。
越是到此时，越是考验宏观政策的定力，在培养增量方面尤其需要有静气。近来敬畏市场的说法获得人们极大的认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敬畏市场之余更重要的是还要相信市场。这意味着在以新型举国体制加强政府和市场的协作，联合进行基础研发的同时，要静待市场力量的演变，对突破性创新的到来要有足够的耐心。
过去近20年地方政府主导扶植产业的重复建设过度竞争导致的中国式产能过剩，以及与同期中国互联网航母型企业的勃兴所形成的鲜明对比，充分表明敬畏和相信市场力量的重要性。
存量处置和盘活方面，也要有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的耐心。前一阶段调控的进退也充分表明寄望一刀切一阵风去杠杆是不现实的。去杠杆如抽丝剥茧，解决债务问题要分门别类，在充分考虑不同行业和地区的特性，以及存量资产可变现程度差异的基础上，以市场化手段进行公开公正透明的处置。
与此同时，制度性变革则宜大刀阔斧，以期尽快释放新的改革红利，比如城乡土地同价同权，比如户籍制度改革，比如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等等。
当前要保持一定增速当然离不开稳投资。根据之前几轮基建加码和去产能的轮回教训，要避免新一轮大干快上，真正做大量力而行，在中央层面考虑适度提高赤字率的同时，要真正做到对地方政府债务堵后门开前门，把债务放在明面，避免引发新一轮道德风险。
此外，与其重复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戏码，不如真正落实以投资补民生短板，并着眼于未来对各种稀缺的公共产品进行有效投资。
（本文将刊发于2019年3月4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