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迎来提质升级期

《财经》记者 王晓霞/文 王延春/编辑  

2019年03月23日 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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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的同时,更需要将结构性改革扩展到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等层面,着力增强改革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和精准性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三年有余,目前已经入攻坚期和升级期。

2019年3月23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召开题为“巩固结构性改革成果”的分组会(II),会议主持人财讯传媒集团总裁、《财经》杂志社社长戴小京,邀请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舒印彪共同讨论了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如何巩固成效,如何进一步突破,如何拓展供给侧改革的内涵等焦点议题。

戴小京表示,从2015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中国整体深化改革、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近期以来,中美谈判中大家经常听到关于“结构性改革”这样的词。那么,结构性改革到底取得了怎样的成果?有哪些方面还需要继续突破?哪些方面有待进一步巩固?这些都成为当下各方关注及探索的焦点问题。

杨伟民表示,从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9年2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的两次讲话看,相比2015年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升级。

在他看来,中国在2015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供给侧改革,三年来取得了明显成效,特别是去产能取得了明显成果,去杠杆也取得一定成效,数据已经显示宏观杠杆率已经有所下降。下一步将有望在一些领域扩展内涵,提升改革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和精准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待新突破

从“三去一降一补”到“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制造业、金融等重点领域已加快破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新突破。

杨伟民表示,“特别是2016年第四季度开始到2017年中国经济的企稳略有回升,但到201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再度掉头向下,有人质疑是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灵了,我觉得恰恰相反,是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没有触及更深层次的问题”。

杨伟民解释说,“三去一降一补”是根据当时面临的形势提出,现在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目前经济下行固然有国内外短期因素的影响,但我觉得主要还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的反映,比如经济减速主要是工业减速,工业减速的原因是工业还没有完成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调整,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工业结构还比较僵化,这几年中国提倡提质增效,但是提质增效增加的GDP还不能弥补产品减产导致的GDP减少,新产品增产增加的GDP还不足以弥补老产品减产带来的GDP减少。

针对2018年中国消费和投资双减速的现状,杨伟民认为,消费减速受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汽车消费进入阶段性周期下降等诸多因素影响,“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高房价及房贷的挤压,房地产本身也是供给侧结构性失衡,有些地方供给过剩,有些地方供给不足”。

“投资减速主要是以地方政府投资为主的基建投资减速,这占大头,过去积累的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规模过大,去年中央开始问责,很多地方不再敢变换花样违法违规举债搞基建,这其实是一个更复杂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涉及到国企和民企、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政府与市场等重大结构性改革。”杨伟民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则从财政配置的角度分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深刻影响。

他进一步解释说,就财政赤字规模来看,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今年财政政策安排的赤字率为2.8%,较之前提高了0.2个百分点,但也应注意到,赤字率仍保持在3%以下,这与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并不匹配。“和十年期的财政政策配置格局相比,我们能看到如今结构性改革对财政赤字配置的深刻影响。”高培勇表示。

此外,在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减税降费政策体现出诸多新变化。“两万亿元的减税降费规模落在增值税和社保缴费上,着力于给企业降低成本,而非扩大企业需求,这体现了结构性改革在减税降费上的影响。”高培勇强调,“此逆周期调剂不同于以往的逆周期调剂,此财政政策不同于此前的财政政策。”因此,要从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来理解财政政策的配置效率。

而在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看来,经济发展不能仅依靠持续不断的投资来拉动,考虑到中国在科技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适时调低GDP增速、强化结构性改革,是非常明智的举措。“在未来二十年,若中国GDP增速可达到3%-4%便已足够,这一目标也完全可以实现,若仍要维持6%以上的增速,便是难以想象的。”如今中国除了需要调整GDP增速,还应对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市场、环境保护及国企改革等诸多挑战加以改革,只有加速进行结构性改革,才能顺利实现经济软着陆。

图为财讯传媒集团总裁戴小京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迎升级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被赋予新的内涵。2019年,“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八字方针”开启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征程。

杨伟民表示,今后应拓展供给侧改革的任务,不再集中于“三去一降一补”,而是要通过加快僵尸企业出清、继续推进减税降费、建立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等,增强微观经济主体的发展活力。中央已经明确的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应着重在三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一是扩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一方面巩固“三去一降一补”的成果,另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将扩展到增强微观主体的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二是深化改革。过去几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的成效相对而言,行政性手段冲在了前边,特别是去产能中,行政性干预较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两个字是“改革”,必须以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来推动相关领域的改革走深走实,防止改革空转。要进一步加快国资、国企、垄断行业、财税、金融、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政府职能等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三是要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构性失衡的根源是要素配置扭曲,其中金融最为关键,因为金融是经济的血脉,近年来银行贷款比重出现了“两降三升”,制造业和民营企业贷款比重大幅度下降,房地产相关行业和金融业、国有企业、个人住房贷款比重大幅度上升。由于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贷款结构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包括经济结构的僵化。因此,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着重调整市场结构、银行结构、产品结构。

市场结构方面,他认为,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我国实体经济每年背负七万亿的利息,这对金融业是增加值是高利润,对实体经济就是极大的负担,所以要保持经济的整体竞争力,一方面要减税减费,同时也必须减轻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银行结构方面,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如何适应国企、民企、外企这三大主体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如何从制度上搭建平等地服务三大市场主体的银行体系,是下一步需要深入思考并深化改革的重大课题。

产品结构方面,要积极开发个性化、定制化、差异化产品,减少抵押贷款的比重,扩大抵押物的范围。按照企业不同产品的生命周期来确定贷款的期限,而不是反过来让企业来适应银行的贷款期限,要完善银行内的尽职免责制度,建立激励相容的机制,开发实体企业和银行共担风险的一些金融产品,开发适合民营、小微企业的产品等等。

肯尼斯·罗格夫表示,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从美国的经验看,经济奇迹后,增长速度会有所放缓。综合考虑中国的人口、投资、房地产、科技等因素,未来20年,如果中国的GDP增速可以到3%—4%,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增速。“调低增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当然也是一个挑战。”

高培勇表示,2019年中国的宏观调控,包括积极财政政策,以及逆周期财政政策的安排,都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为背景定位,这与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安排有所不同。

例如,2019年的财政赤字总额是2.76万亿,比2018年增加3800亿,赤字率2.8%,比2018年提高0.2个百分点,2019年高达2万亿减税降费规模带来的减收主要是通过削减政府支出规模支撑,推出了减少一般性支出5%、进一步减少三公经费3%、对长期闲置的资金一律收回重等多项减支措施,而不是通过大幅扩大赤字。

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舒印彪看来,能源转型发展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能源资源禀赋结构决定了今后一段时期,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是推动能源转型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他还介绍了用再电气化推动能源转型发展,助力推动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的相关内容。

图为: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召开的题为“巩固结构性改革成果”的分组会(II)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