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圈应该在体制创新方面落地，我觉得现在难度已经不太大了。”3月27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中国区域发展的都市圈时代”分论坛上如此表示 。
贾康认为，各个都市圈财政还要发挥依托体制变革的政策的作用，至少是要强调几点，一个是在都市圈的发展过程中，无论各个已经的差异如何，一定要认同市场经济发展的共性，就是市场决定论，各个都市圈它自己的特色和侧重点不一样，北京更多的要强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中心，上海更要强调经济中心，航运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等等。
还要强调有为政府，政府必须在发挥自己的特色的方面，兴利除弊，守正是第一步的，还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政府一定要注意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是要牵头把各个都市圈的规划落实到规划先行，北京已经有了城市副中心，还有一个是通州，配上整个通盘的规划，动态优化以后，经受历史的考验。
第三条在政府自己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托底的事，中国的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以后要更多的接纳从农村区域进入城市的人，让他们尽快的市民化，托底的事是政府必须做好的。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贾康
以下为贾康现场访谈实录：
我简单的谈一下自己的认识，中央地方的体制关系是中央关于配套改革里面的作为改革重点的一个特定的问题，在现在推进财政改革的方面，需要构建中央地方之间的事权合理化，清晰化，涉及到都市圈的发展，各个地方各有特色，各自强调自己特色，而要争取中央层面给地方更多的补助也可以理解。在支持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联系到整个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的框架来看，我们必须坚持1994年推出的分税制，现在地方层面感受到的地方财政困难，土地财政之下的短期财政危机明显，如果认为是94年分税制体制带来的弊病，不能表面化的看94年以后出现的问题，认为是94年的改革带来的，通过分析强调的是94年的改革，虽然基本的成果还在维持，但是深化改革的本来应该延伸出来的程度，却迟迟的没有取得，中央和省为代表的分税制的结构还在，而省以下没有真正的进入分税制的状态，所以打板的不应该是打在分税制的身上，而应该是打在包干制上。
在都市圈的发展中，要防止一个偏向，各个地方强调自己的特色，强调自己的变通，能不能和中央来讨论，第一大税过去是75、25的分成，现在是对半分，如果是在体制上做这样子的变动，会使原来的基本制度成果发生颠覆，就变成了各个地方都中央强调自己的特色，而变成了跑步前进的机制，94年的分税制就是强调无论怎么千变万化，中央拿75，地方拿25，各地的差异怎么调节呢，靠转移支付制度，这应该是都市圈带头，在扁平化的方面，都市圈是有条件的，三层级的分税，把分税制在省以下也贯彻到真正的运行落地，这就带来了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总体的可持续的规范而又让潜力和活力长久焕发出来的，原来追求的分税制的体制状态。通过扁平化，通过省以下分税制的落地，带出更高质量的发展。
各个都市圈财政还要发挥依托体制变革的政策的作用，至少是要强调几点，一个是在都市圈的发展过程中，无论各个已经的差异如何，一定要认同市场经济发展的共性，就是市场决定论，各个都市圈它自己的特色和侧重点不一样，北京更多的要强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中心，上海更要强调经济中心，航运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等等，这些特色真正在实现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的发挥它的潜力和活力，上海的自贸区有了非常好的概念，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都市圈里的这些企业，让他们尽量的在试错，创新的过程中优胜劣汰，把潜力和活力充分的释放。没有授权的就是不能动，你要尽责，还要问责机制，没有授权的就不可为。政府现在的公权主体他自己觉得调什么都有道理，都叫宏观调控，这应该要很好的贯彻落实企业层面的负面清单。你的财力给了政府各个部门应用的时候，还要按照机制是市场决定论来决定的。
还要强调有为政府，政府必须在发挥自己的特色的方面，兴利除弊，守正是第一步的，还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政府一定要注意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是要牵头把各个都市圈的规划落实到规划先行，北京已经有了城市副中心，还有一个是通州，配上整个通盘的规划，动态优化以后，经受历史的考验。当时在外面搞副中心，迅速的被否定，过了半个世纪以后大家回顾过来真的是有水平。这次是希望政府牵头，吸收民间的智慧，专家的智慧，这是政府必须要承担的责任，你要经受未来的历史考验，看你排版的规划是不是可以体现高水平。
第三条在政府自己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托底的事，中国的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以后要更多的接纳从农村区域进入城市的人，让他们尽快的市民化，托底的事是政府必须做好的。
最后要达到这么一个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定要有机制创新，比如说政策融资下的PPP，财政过去追求放大效应，华夏幸福在这一方面做的有声有色的，整个的连片开发产业集群，高水平配置的产能，交通体系，有了华夏幸福和当地政府的合作，十几年迅速的崛起了一块明星街区，这种政策性的融资要经受考验，大家只知道承担风险，没有阳光化，没有法治化，没有专业化，那可能就搞糟了，但是又不能望而却步，一定要把政策性的融资，在这个新机制下四两拨千斤，在增量里面，让自己壮大起来，这是一种共赢，这非常的值得其他的都市圈的借鉴。
当时意识到搞市场经济必须是搞分税制，国际上是按照三级分的，但是在中国当时是五级的框架，当时来不及讨论，试着探索走出一套中国特色的分税制，中央和省之间维持了规范性的底线的，但是省以下的各级还有四级，当时不得不把43种税降到28种，现在已经降到了18种，四级里怎么分变成了无解，就是分成制包干制，就要就变的一轮一轮的讨价还价，潜规则代替了明规则，三级的分税有国际经验，中央省和市县，在北京就是区，到了上海也是区，三级分税就可以把怎么落地的问题带出来了，所以都市圈应该在体制创新方面落地。我觉得现在难度已经不太大了。
我特别寄希望于都市圈的发展建设，紧密的结合中国配套改革的深水区的攻坚克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