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将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的关键一年。如果对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法官的任命无法完成，上诉机构将在年底陷入瘫痪。
在博鳌亚洲论坛一场关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讨论上，商务部前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崇泉表示：“WTO现在很大的挑战是它被边缘化了，我们需要重振WTO的法治规则和它的多边机制，而不是单边。”在他看来，世贸组织面临一个最紧急的问题是要重新重振它的机制，也就是争端解决的机制。
作为世贸组织中负责裁决贸易争端的“最高法院”，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由7名成员组成。自2017年8月以来，美国多次阻止对上诉机构法官的提名。由于世贸组织上诉机构需要至少3名法官才能对案件进行审理，而在目前仅剩的3名成员中，两位法官在今年12月将任期届满。这意味着如果再不展开成员的遴选程序，上诉机构将面临无以为继的局面。
来自美国的詹姆斯·巴克斯（James Bacchus）是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创始成员，并两度担任主席。他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对《财经》记者表示，虽然各方提出的世贸组织改革方案在细节上各有不同，但关于上诉机构的建议大都是一样的，其中的关键是让上诉机构变得更加高效以及允许上诉法院法官的任期延长。去年11月22日，中国联合欧盟和印度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的方案中建议将上诉机构成员的任期从现在的4年延长至6-8年。
“维持上诉机构的运转对世界贸易体系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中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能最终说服美国改变关于任命上诉机构成员的想法。”巴克斯说。
巴克斯毫不掩饰他对特朗普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批评，认为特朗普在尽其所能摧毁世贸组织的法治规则，重点打击世贸组织的上诉机构，因为上诉机构拒绝按照他的意愿做出偏向于美国的裁决。
由于认定世贸组织“无法解决美方的问题”特朗普多次威胁要退出世贸组织。美国曾是争端解决机制最为活跃的参与者。截至2017年，美国提出了115个起诉，在135个案子中成为被诉一方。
与世贸组织改革这一提法相比，巴克斯更倾向于使用世贸组织“现代化”来描述这一多边机构需要发生的变化。在他看来，世贸组织的运转总体还算顺畅，但需要把它带入21世纪。“自从1995年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初我们制定规则的时候，很多现在的事物都不存在。电子贸易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世贸组织改革中的另一个话题是发展中国家的特别待遇。在世贸组织中，有三分之二的成员为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可以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SDT）”，包括较低水平的义务，更长的过渡期安排等。
巴西听从美国建议已经决定放弃在世贸组织谈判中享受发展中国家的待遇。今年2月，美国在世贸组织提议大幅减少有资格享受SDT的成员数量，认为那些被世界银行定为高收入的国家、OECD成员和G20成员以及占世界贸易0.5%以上的国家不应再享受特殊待遇。
中国、印度等十个发展中成员随后提交反对美国要求的联合文件，当时巴西拒绝联署。在3月19日与特朗普会晤后，巴西总统博索纳罗表示同意放弃巴西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相应待遇。
崇泉表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问题可能是世贸组织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他强调，在改革过程中，必须要给予发展中国家特别与差别待遇，而美国和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制定的所谓从发展中国家“毕业”的标准会给世贸组织改革造成困难。
去年11月，中方正式发布了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3个原则和5点主张，其中一条原则是世贸组织改革应保障发展中成员的发展利益。在3月28日出席2019年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中国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但其基本原则和核心价值必须坚持。
印度工商联合会秘书长迪利普·切诺伊指出，在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时的看法是，经济规模或人均GDP不足以确定一个国家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他以印度为例说，印度当然不是一个发达国家，但印度的经济规模已经不小了，在世界贸易中占据较大比例，所以的确构成一个矛盾。他预计对于这种计算方式未来会有更多讨论，但他希望目前的机制能够在当前的框架下继续运行下去。
菲律宾众议院议长、前总统阿罗约也认为，特殊与差别待遇应持续下去，因为大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产业也是不一样的，应该继续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
关于中国是否仍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指出，中国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中国在为自己的利益说话同时也为整个世界仗义执言，为发展中世界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会继续做下去。他表示，在世贸组织改革和规则调整中可能会涉及讨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这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讨论，但不能忽视的是还需要帮助低收入的国家，使他们从全球贸易体系中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