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门槛比肩公办园,普惠幼儿园引发新“入园难”?

《财经》记者 相惠莲/文 朱弢/编辑  

2019年04月30日 18:15  

本文2482字,约4分钟

一些民办普惠幼儿园向公办幼儿园看齐,对待入园孩子和他们的家庭提高了入园门槛,出生证明、房产证、户口本、父母双方的工作证明等都成了必备的入园条件。

提及入园难、入园贵,往往指的是公办幼儿园作为优质资源,一位难求,家长往往要花费大量心力才能为孩子谋求到一个学位;民办幼儿园一般不用满足复杂的条件,但收费高昂,愿者上钩。

去年末、今年初的民办幼儿园普惠化进程旨在缓解“入园难、入园贵”,但对一些群体而言,却酿就了新的“入园难”。一些民办普惠幼儿园向公办幼儿园看齐,对待入园孩子和他们的家庭提高了入园门槛,出生证明、房产证、户口本、父母双方的工作证明等都成了必备的入园条件。

悄然提高的入园门槛

民办幼儿园普惠化意外地使一家三代租住在北京大兴区高米店一带的林翼(化名)感到苦恼。林翼的孩子将满3岁,他原本计划直接送孩子上小区里的一所民办幼儿园,去年咨询时每月的学费是1700元,今年因转为普惠园降至1000元,但入学门槛大大提高:想入学的孩子需要有本区户口,以及家庭需要拥有附近的房产,无房无户者,入园的概率极低。

林翼一家的户口都在西城区一间面积较小的平房内,全家租住在大兴区的大房子里,最终他们只能和这家普惠园说再见。

这并不是一家普惠园的举动。林翼加入一些家长群后,发现来自其他区县的家长也在为这一波新的“入园难”而烦恼。许多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都开列了入学的优先顺序,父母拥有临近小区的房产、孩子拥有片区内户口的,自然排在最前。在过去,这是公办园的普遍做法。

《财经》记者注意到,在北京的天通苑地区,有近十家幼儿园刚转为普惠性幼儿园,部分幼儿园在4月公布了新学年的招生简章。其中一家幼儿园在2018年11月转为普惠,打算招收小班幼儿75名,在招生顺序中列举了八种情况,均要求幼儿的父母或(外)祖父母拥有天通苑东三区或东一区的房产。幼儿户口是非京籍的、父母有工作居住证的被排在末位,并称“根据学位情况,依照就近的原则进行招生”。

另一个招收150名小班幼儿的幼儿园则将条件开得相对宽松:父母有房产、孩子非京籍的被排在第三顺位;家庭租房居住、孩子有北京户口的排在末尾的第七顺位。该幼儿园还称,将根据家长提交的材料,将在5月10日前致电排位前150名的幼儿家长,未接到电话需要另觅他途。

在房产之外,户口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一家海淀区民办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孩子入园需要有海淀区户口,至少也需要是北京户口,本小区的业主子女有优先权,附近其他小区则要往后排,最好在孩子2岁时就过来报名。“改成普惠园后和公立园的性质差不多”。

这所幼儿园所在的小区3月参考均价超过每平方米12万元,在一家中介网站上,在售房源的报价均超过1100万元。这所幼儿园原本一个月收费9000多元,普惠后变成了1200元,增加了班额,取消了外教课。

如意算盘落空,林翼专程跑了一趟家附近的各家幼儿园。在这一带,原本4-5个小区共享一所公立园,约每两个小区共享一所民办园,现在各类档次的私立园都变成了普惠园。直到离家直线距离超过3公里的西红门地区,他才找到了3家未改变身份的民办园。一家今年下半年才开园,另一家十分“高端”,每月收费近万元,剩下一家算是中档。幼儿园附近小区不少,居民区众多,林翼打算过不久就带着孩子去报名。

这所林翼眼中“性价比”颇高的民办幼儿园凭着“稀有品”身份,收费也水涨船高,从原本的每月3000元涨到了4500元,在正式入学之前,家长们还被要求带着孩子参加1个月的亲子班,这需要他们额外再花上千元。

供需矛盾如何缓解?

林翼向朋友打听,发现他遇到的问题在大兴区和石景山区比较明显。“主要是幼儿园少闹的,我通州的朋友说,他们那儿幼儿园特别多,普惠上不了就上私立。”

根据北京市教委的数据,2018年,北京全市共拥有1657所幼儿园,在东城、西城、朝阳、丰台、海淀、房山、通州、顺义、昌平、大兴十个行政区中,东城、西城、石景山、大兴区的幼儿园数量低于100所。朝阳、海淀各拥有270、177所幼儿园,而石景山和大兴则仅有47和94所。

同时,一些小区配套民办园提供的学位本身就很有限。大兴一家普惠园的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想要入园,幼儿父母拥有幼儿园所在小区的房产几乎是最基本的条件。尽管转为普惠园后,幼儿园会增加一定学位,但她依然认为周边小区的业主子女没有入园的希望。“这么说吧,幼儿园过去三年都没有招收过本小区业主子女外的孩子。”小区的一名业主更直接地说,要想入园,即使有该小区的房产证也需要早早报名,甚至是托关系。

林翼将自己的经历发上网络论坛,引发了数页讨论。有家长认为,普惠幼儿园之所以收费低廉,是因为差价将由幼儿园所在地的有房产、户口的居民来纳税补贴,外来户没有纳税就吃补贴并不合适。也有家长反驳,有房有户不代表有工作,也不代表纳税,“把房子租出去的也没几个纳税”。几页笔仗后,双方并没有达成共识。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张守礼告诉《财经》记者,这可能是教育部门将学前教育的管理向义务教育管理靠拢,所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可以预见短期内矛盾会在大城市凸显。北京在户籍层面设置的规则本来就是最多的,这两年还面临着城市定位的变化。各地设置幼儿园的入学门槛后,一方面会阻碍一部分家庭的选择权,一方面既然划定了,在片区内政府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只要家庭满足了一些基本条件,政府就必须安排幼儿园的学位。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曾晓东则认为,中央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需要进行更多的调研。在深圳、杭州、重庆等地,非户籍人口的占比很高,要解决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之间的矛盾,会有一定的难度。“不同的城市人口格局不一样,落户门槛不一样,财政能力不一样,管理思路不一样,应该尽快放下对幼儿园所有制的讨论,转向对这些细节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