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使用1000亿元失业保险基金结余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的措施，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就业创业能力；讨论通过高职院校扩招100万人实施方案，加快培养各类技术技能人才促进扩大就业。
会议指出，稳就业是“六稳”的首要任务。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和高职扩招，既是保持就业稳定、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关键举措，也是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稳就业之所以放到“六稳”之首，因为我们的发展是以人为本。只有提供稳定的就业，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们的获得感。近年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效应越来越明显，也被放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充分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实力和信心的提振作用。而只有继续保障就业，才能为消费不断提供充分的源泉。
就业存在结构性矛盾，反映了我国“三期叠加”的宏观经济形势。接下来，中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全球供应链的进一步重组，都将对中国的就业形势产生各种影响，相关部门要有清醒的认识，尤其对供应链的重组乃至转移，要有充分的预案。
对失业保障和失业救济的投入需要进一步加强。一个稳定的社会安全网和可预期的社会保障水平，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可以发挥事半功倍的效应。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和高职扩招，一方面可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就业创业能力，加快培养各类技术技能人才促进扩大就业；另一方面可以实现错峰就业，疏导分流就业压力。
西方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影响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因素中，除了技能的落后和荒废外，主要还有失业期间与社会脱钩，导致社会关系网的坍塌和社会人际资源流失，进而令可能的就业机会日益匮乏。因此，让人们积极参加职业培训计划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保障他们保持“在线状态”，不与社会和职场资源脱钩。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稳就业不能通过稳僵尸企业来实现，不能为止短痛而牺牲长远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实践表明，靠市场提供就业才是制胜法宝。几次大的就业压力，基本上都遵循了这个模式。
上世纪70年代末期，由于知青大量回城，传统渠道无法满足就业，中央果断放开了对集体企业和个体户的限制，不仅解决了就业问题，还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主体的多元化。上世纪末国企改革大潮导致国企人员大规模下岗分流，也是通过“入世”后市场经济的大发展来吸纳消化解决的。最近一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沿海外向型制造业迎来调整，阶段性就业压力瞬间增大，结果还是靠此前并未预料到的电子商务及相关物流业的大发展得到了充分化解。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继续推进大众创业，充分发挥人民群众自谋自主就业的积极性。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除了应增加针对有利于解决就业的小微企业的倾斜性政策外，还应考虑设计创业辅导基金等形式的就业促进型政策工具。
随着城市群战略的进一步推进，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在解决就业方面的潜力还可以进一步发掘。尤其是服务业方面，越是人群聚集的地方，对服务业的需求越充分，能够提供的岗位越充足。天津此前曾提出“夜间经济”的概念，让人们的闲暇时间充分转化为消费和就业，这种做法值得鼓励。当然，这也需要有关部门适度提高对市容市貌可能造成的影响的宽容度，并将主要的精力放到安全卫生等层面上来。
实践证明，只要加以妥善引导和管理，并制定切合实际的标准，促进城市服务业就业和市容市貌可以相得益彰。一个人气畅旺、民间烟火气十足、传统文化气息和时尚潮流交相辉映的城市，才能赢得高端人才的心，才能真正奠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进一步从沿海城市向内地乡村扩散，也可以创造不少就业机会。近年来农村消费的升级，城里人乡愁型消费的发展，和电商互促互进，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接下来，如果能进一步打破城乡资源对流的瓶颈，也可提供丰富的就业岗位。
最后，考虑到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相当多一部分人的就业可能需要以服务业为主，人们需要去除对服务业的偏见。服务业不仅不是制造业空心化的“罪魁祸首”，反而能为制造业创造需求，并反向拉动制造业水平的提高。各级政府也应提高对服务业发展导致GDP增长率下调的容忍度，并切实把稳就业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
（本文将刊发于2019年5月13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