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视觉中国
7月的最后一天，中国香港挂出了今年台风季的第一个八号风球。
五天后，汇丰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汇丰”，0005.HK)在香港也挂出了自己的“八号风球”，迎来了或许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最动荡和艰难的一周。
8月5日，正值一周里最忙碌的周一，汇丰一早在港交所发布了2019年中报，同时发布了一份人事变动公告：现任行政总裁范宁（John Flint）当日起辞职并卸任董事，由环球工商金融行政总裁祈耀年（Noel Quinn）暂行临时行政总裁之职。
此时距离现年51岁的范宁上任仅有18个月。这则公告同时“创造”了汇丰154年历史上的两项之最：这位汇丰历史上最年轻的行政总裁，成了上任历史最短的一位。
从见习管理培训生一步步晋升至行政总裁之后，范宁在知天命之年从职业生涯的巅峰直接坠入“断崖”，从此挥别奉献了30年岁月的汇丰。
震荡并没有结束。当忙碌了一周的人们即将迎来周末时光，汇丰在上周五（8月9日）又甩出了一枚“重磅消息”。当日，汇丰向其员工发出内部通告称，汇丰集团总经理及大中华区行政总裁黄碧娟（Helen Wong）于当日离职。
这个周五成为黄碧娟在待了27年的汇丰的last day。
8月10日，汇丰相关发言人对《财经》杂志记者证实，黄碧娟已决定离任，“向外寻求其他发展机会”。或许是时值周末，汇丰尚未就黄碧娟辞职发布公告。
这意味着，汇丰的两名高层在一周之内闪辞，且双双曾在汇丰供职几十余载。
市场人士认为，这是自2010年汇丰董事会主席葛霖（Stephen Green)突然离职之后，在近十年的岁月里汇丰最激烈的一次高层地震。
相比“老外”范宁，负责管理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业务的华人黄碧娟的闪辞，引发的舆论波更为猛烈。其离任消息传出后，旋即在网络上被刷屏，并被解读为此举或为汇丰因“配合”美国司法部调查华为而引起公愤后的自我“断腕”之举。
一则情节类似于香港TVB名剧《大时代》的所谓汇丰人事巨变内幕的帖子，亦被到处转发。在这则帖子中，目前作为汇丰第一大股东的中国平安保险（集团）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平安”， 601318.SH，2318.HK）被演绎为扳倒汇丰两大高层的“义士”。
不过，汇丰相关发言人向《财经》杂志记者表示，两位高管的离职与华为事件无关。中国平安则表示，其对汇丰的投资属于财务投资，尽管已经身为汇丰实际第一大股东，但平安并未向汇丰派驻董事亦不参与其经营管理，汇丰高管变动与其无关。华为方面亦表示对汇丰高管的变动“不予置评”。
尽管目前各方的公开信息和表态显示汇丰人事地震与华为事件并不关联，但是在中美摩擦不断升级的微妙局势下，汇丰突换高层，足令市场产生诸多联想。
8月12日，港股沽空榜汇丰控股跃升至第一位，录得沽空金额9.66亿港元，沽空比率39.1%。当日，以59.05港元报收，跌停60港元关口，跌幅1.58%，已比年初的78港元缩水近20港元。
一向标榜为“根植中国的领先国际性银行”的汇丰，在百年历史中曾支持了船王包玉刚、李嘉诚和郑裕彤等一批知名华商的崛起，在香港的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香江过去甚至有一种说法，回归前香港的权力掌握在香港总督、香港赛马会主席和汇丰银行大班（即总裁）手里（后两者往往由同一人担任）。
自从被国际多家知名媒体曝出“出卖”华为的行为后，汇丰在中国市场大失人心，使其一直精心维护的“值得信任”的公众形象受到重创，当下的处境颇为微妙。
股价连跌、多起国际诉讼未了、罚单不断、高管闪辞、裁员……已经154岁的“大笨象”汇丰，仿佛进入了 “水逆”期，面临着自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的又一轮危情时刻。
2014年，时任汇丰董事会主席的范智廉（Douglas Flint）曾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讲堂上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不能成为社会接受的角色，社会将抛弃我们。”
自2011年将战略中心移向亚洲市场以来，亚洲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对于汇丰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刚披露的2019年中报显示，其来自亚洲市场的税前利润已占了近八成，其中香港占到五成。在英国脱欧等国际动荡所造成的种种不确定性之下，中国内地和香港市场对于汇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黄碧娟辞职的当日，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与33名商界人士召开了跨界别会议，商讨应对经济冲击，重申“香港唔能够乱”。在《星岛日报》的报道图片上，林郑月娥身后站着的一排参会人士中，左边第二位便是黄碧娟的顶头上司、汇丰亚太区副主席兼行政总裁王冬胜。
次日，在北国森林之城伊春，四年前从黄碧娟手里继任汇丰中国行长兼行政总裁的廖宜建，则出现在退任金融高层和在职司（局）长们云集的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表示汇丰“从未间断服务过中国市场，积极支持并参与中国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开放”。
在汇丰大楼门前，有两座狮子像史提芬（Stephen)和施迪（Stitt），分别代表了勇气和繁荣。经历了高管动荡和声誉重创之后，一直被港人亲切地称为“五号仔”（指称股票代码）的汇丰，在重新检视自身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改革，能重拾勇气和繁荣吗？
范宁：最年轻的大班“下课”
汇丰上一次像现在这样突然出现高层大洗牌，还是发生在九年前。
2010年9月7日，当任汇丰董事会主席的葛霖（Stephen Green）突然“弃商从政”，转任英国内阁贸易及投资大臣，汇丰一直实施的高层按部就班平稳过渡的节奏被打破，由此引发自汇丰成立以来最激烈的人事斗争，一连串窝里斗剧集被当时市场评为“未出闸先脱脚”。
经过各种角力，最终由时任首席财务官的范智廉接手葛霖留下来的董事会主席空位，时任投资银行业务主管的欧智华（Stuart Gulliver）则接替退休的纪勤（Michael Geoghegan）出任行政总裁。
七年后的秋天（2017年10月），汇丰的一项老传统被打破，友邦保险(1299.HK)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曾任高盛集团非执行董事的杜嘉祺(Mark Tucker)，接替范智廉出任汇丰董事会主席，打破了其百年历史上董事会主席皆出自内部的传统，而且成为首个来自保险业的董事会主席。而选择一位非银行人士担纲董事会主席，则是此前汇丰董事会的承诺。
这位汇丰史上第一个“空降”董事会主席，到任后的第一项重要人事安排，便是任命零售银行及财富管理行政总裁范宁出任行政总裁，以接替退休的欧智华。时年50岁的范宁于是成为汇丰150多年历史上最年轻的行政总裁。
彼时，杜嘉祺对范宁的评价很高，认为他在多个地区、业务和智能范畴拥有丰富和深入的银行经验，是所有候选人中的“最佳人选”。
但是，上任仅18个月之后，范宁又“创造”了另一项记录：成为汇丰历史上任期最短的行政总裁。
对于让范宁“下课”，杜嘉祺在公告中称是“鉴于本行营运所在的环球市场环境愈见复杂并日趋严峻，董事会相信本行需要作出改变。”
范宁不仅仅只是辞职，而是要离开他工作了整整30年的地方。“在与汇丰共处了近30年后，我对离开感到不舍，但我也期待迎接个人的新挑战。”在公告中，范宁如是表态。
和他的前任欧智华一样，范宁的职业起点亦是汇丰，是在汇丰内部经过多地多岗漫长的历练后成长起来的高管。
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总是沉默寡言的范宁，出生在英国“纺织之乡”约克郡，与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勃朗特姐妹是同乡。少年时代，他在英国最古老的私立学校之一吉高斯威学校（Giggleswick School）度过了中学时光，后来在英国朴茨茅夫理工学院（现为朴茨茅夫大学Portsmouth University）获得经济学荣誉学士学位。
公开资料显示，1989年，21岁的范宁以国际见习管理培训生的身份加入汇丰，出任国际业务主任。之后驻守亚洲14年，在香港、新加坡、印尼、泰国和印度等地辗转任职，协助汇丰建立并拓展了其环球资本市场业务在亚洲地区的发展，直到2004年调回伦敦总部。
在总部岁月，范宁职业生涯跃升的一个重要机遇，或许萌发于2007年次贷危机期间。
由英国著名金融历史学家戴维•凯纳斯顿（David、Kynaston）和理查德•罗伯茨（Richard、Roberts）合著的受到汇丰官方唯一认可的传记《狮子银行：百年汇丰传记》（The Lion Wakes：A Modern History of HSBC）一书中，提到了范宁在危机中的表现。或许正是由于范宁当年的敏锐和谨慎，才使得百岁汇丰避开了那次危机的重创。
据《狮子银行》记载，2007年7月，时任汇丰集团司库范宁与时任汇丰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财务总监的缪思成（Marc Moses）在一次交流时，表达了自己对当时市场“感觉不对头”的困惑，同时向他的直接上司范智廉和欧智华汇报：“我感到有点不大对劲，我想再增加一些资金。”两位高层回复得很简短：“如果这是你的直觉的话，你就去做吧！”
于是，范宁从银行间货币市场拆借了为期3个月和6个月的资金，从而使汇丰的资产负债表增加了350亿美元的额外流动资产。与此同时，他要求各地管理资产负债表的高级经理们在8月要保持高度的流动性。
在当月9日，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席卷了国际货币市场。由于范宁对市场的敏锐直觉，汇丰提前备足了流动资金，使得其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次贷发放机构之一，有足够的“弹药”从容应对次贷危机。与此同时，汇丰还主动降低了美国投行的风险敞口，并清除了雷曼兄弟公司出借资金的风险。
事实上，汇丰是当时最早对次贷危机作出警示的银行，后来因为这份警示报告，汇丰被业界“看成是好人”。彼时其英国同行北岩银行因发生挤兑事件而倒下，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公司亦倒闭，汇丰却几乎毫发未损。在危机过后，葛霖在2010年的董事会主席年度致辞中指出，金融危机表明，汇丰不是“大而不倒，而是大到可以应对”。
不知是否因为范宁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获得欧智华的赏识，从而开启了其升迁之路。2010年，范宁出任汇丰环球资产管理行政总裁。两年后担任集团行政总裁办公室主任兼集团策略与规划部主管，又过了一年，被任命为集团常务总监兼零售银行及财富管理行政总裁，这是他在升任行政总裁之前的职位。
范宁上任后，除了延续其前任欧智华的珠三角战略，推出了主题为“重拾增长、创造价值”的战略，其中，开发新科技和发展财富管理业务等作为重点，而这正是当下银行业所致力的发展引擎。
不过，在职业生涯达到顶峰后，范宁这一次似乎并没有像在次贷危机中的直觉那样，敏锐地预警到其自身的职业危机。或许，在当下的局势中，即使心有预兆而其本人却无力改变什么。对于这场突变，除了公告上的那句话，范宁再无任何公开的表态。
倒是市场上对其离职有多个猜测。一种观点认为，范宁执掌汇丰首年，汇丰的上半年经调整收入及支出增长差（JAWS）录得-1.2%，打破了汇丰必须保持该指标为正的“铁律“而被问责。汇丰中报称，全球不确定性诸因素的影响下，将无法完成2020年实现美国业务有形股本回报率6%的目标。
不过，范宁在公告中称，汇丰的中报业绩“表现理想”。中报亦显示，截至上半年，汇丰净利润为85.07亿美元，同比增长18.60%。普通股本一级资本充足率在上半年末达到14.3%，比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
而更为广泛的市场观点则认为，其下课是因为去年汇丰在配合美国政府调查华为时的不当态度所付出的“代价”。
上个月，彭博社援引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范宁和其他高管表示，在美国司法部要求汇丰提供信息后，美国政府向汇丰派了监控人员，一个200至400人的团队随时可以获得该行的一切信息，所以该行只得配合美国司法部的要求和调查。
不过，汇丰相关发言人表示，范宁离职与华为事件无关。
无论真实原因为何，范宁去职后，其拟启动的一项旨在开源节流的“橡树计划（Project Oak）”和“健康人力资源制度”或许亦将随之生变。这项计划包括裁员等措施。结果，范宁先于其下属成为被裁掉的人。
8月12日，又有消息传出，汇丰亚太区首席风险官Mark McKeown计划最迟于今年底退休，由Ed Jenkins继任。
一位外资投行分析师对《财经》记者表示，市场对于汇丰通过裁员精简结构的计划是认可的。但是对于范宁的突然离任感觉“比较意外”，认为这可能会拖累汇丰短期的股价表现。
在范宁离职后形成的空档期，将由环球工商金融行政总裁祈耀年（Noel Quinn）担任临时集团行政总裁。目前据市场消息，汇丰首席财务官邵伟信（Ewen Stevenson），有望成为范宁的接任者。不过，对此汇丰相关发言人对《财经》杂志记者，对于市场揣测“不予置评”。
公开信息显示，邵伟信加入汇丰之前任苏格兰皇家银行财务总监，去年1月成为汇丰候任财务董事，今年1月获批成为执行董事和财务董事。
如果邵伟信或其他外部“空降兵”上任，将意味着汇丰154年首次出现董事会主席和行政总裁皆由“外人”担纲的罕见局面。
一直以来，汇丰崇尚内部提拔，认为这样“显得更安全”，可以确保新旧交替时不出纰漏。早在2010年那一波高层动荡时，汇丰前行政总裁韦志诚（Keith Whitson）就曾公开批评，汇丰向外物色人选，是“以汇丰的前途作赌注”，认为汇丰一贯的成功，“并不是来自外来的主席”。
在汇丰的百年历史上，一直以来，董事会主席制定发展战略，行政总裁负责执行。但是自从2009年汇丰前行政总裁纪勤（Michael Geoghegan）将办公地点从伦敦迁回香港，开始常驻香港，行政总裁制定战略的责任得以强化。
因此，在市场人士看来，谁将接任汇丰新的行政总裁，亦决定着汇丰在当下和今后的局势下往何处去。
外来的和尚能念好汇丰这本百年经吗？
黄碧娟：特设职位被“熔断”
与范宁同样“下课”的，还有汇丰集团总经理及大中华区行政总裁黄碧娟。此前据媒体报道，范宁与黄碧娟皆属汇丰前任行政总裁欧智华的手下爱将。
由于执掌汇丰中国市场且在上海深耕多年，市场对于这位汇丰中国“一姐”的离职，反应尤甚于范宁。
8月9日，有消息称，汇丰控股已向员工发出内部通告，黄碧娟也将离职。随后，汇丰相关发言人对《财经》记者证实，黄碧娟已决定离任，向外寻求其他发展机会。
比范宁晚三年加入汇丰的黄碧娟，如今已在汇丰度过了27年岁月。
公开信息显示，黄碧娟是土生长的香港人，毕业于香港大学社会学系。1992年加入汇丰之前，曾任职香港多家银行。加入汇丰后，黄碧娟曾对媒体表示，感受到汇丰“广阔的国际视野和不断挑战与创新的动力”。
加入汇丰后，黄碧娟曾在银团贷款部、资本市场部、大中华区债务发行和环球银行部等多个重要部门任职，是业内出名的债券专家。
2009年9月，黄碧娟升为汇丰中国副行政总裁。彼时虽然金融危机未退，黄碧娟从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发现机遇，积极为汇丰谋求国际板上市作准备。
2010年，汇丰在上海陆家嘴的新中国总部大楼启用，讲一口流利普通话的黄碧娟接替翁富泽（Richard Yorke），出任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下称“汇丰中国”）行长兼行政总裁，执掌中国内地市场的业务。彼时，2011年11月，汇丰中国获总部增资29亿元人民币，成为首家完成人民币增资的外资银行。
2015年，汇丰香港区总裁冯婉眉突然以个人发展为由请辞，黄碧娟暂代其职务。随后，黄碧娟出任新设的汇丰大中华区总裁，负责管理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的业务，向汇丰亚太区副主席兼行政总裁王冬胜汇报。而黄碧娟的原职位，则由时任汇丰中国环球银行及资本市场主管的廖宜建接任。
彼时据媒体报道，这个如同专设的职位安排，不排除是作为王冬胜未来退休后的“接班人”铺路。王冬胜本人则在内部通知中解释，此举是基于整合汇丰的大中华业务策略，加强大中华地区与集团其他地区之间的国际联系，以及协助全球客户更有效捕捉区内的增长机遇。
对于黄碧娟辞职的原因，一些市场观点亦将其与汇丰清洗旧部以及华为事件联系在一起。不过，汇丰相关发言人对《财经》杂志记者强调，黄碧娟辞职与范宁离职以及华为事件等因素无关。据了解，黄碧娟在七月底便已在内部请辞并找好下家。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黄碧娟挂冠而去，四年前新设的汇丰大中华区行政总裁职位，亦将随之撤销。
汇丰相关发言人对《财经》杂志记者表示，汇丰大中华区行政总裁一职将不再补缺，大中华区内的四个市场的行政总裁将直接向王冬胜汇报，继续执行大中华区的增长战略。
亚洲地区是汇丰的最大盈利来源，今年上半年贡献了约78.8%的列账基准税前利润。尤其是香港市场，贡献了51%的税前利润。“从全球范围来看，很少有像汇丰银行这样在单一市场占据如此明显的主导地位，而且这个市场还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一位香港银行业人士对《财经》杂志记者表示。
对于亚太区的布阵和战略，决定着汇丰的根基。后黄碧娟时代，大中华区职位的撤销，是否亦透露出汇丰在当下和今后局势下的某种预判？未来中国内地和香港市场如何侧重，战略上如何协同，目前还不得而知。
据CNN报道，杜嘉祺拒绝对是否担心汇丰被中国政府列入黑名单做出表态，仅表示汇丰对在中国的业务有信心，期待继续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
无论如何，对于黄碧娟个人来说，从此后，汇丰狮门音尘绝。
平安之于汇丰：不派董事的第一大股东
汇丰发生高层地地震，与之一江之隔的汇丰第一大股东中国平安却意外地成为事件的“主角”。
黄碧娟辞职的消息传出后，一则关于所谓汇丰高层地震内幕的帖子在各种社交平台上被广泛转发。在该帖中，平安被描述成携资突然入市，横扫汇丰股票，迅速成为汇丰的最大股东。然后召开临时董事会，清洗汇丰，罢免高层。俨然1997年香港金融危机狙击索罗斯之役，亦颇似TVB商战剧的经典情节。
且不论以上情节不符合港交所和资本市场最基本的操作流程和信披规则，事实上，平安早在2018年11月便已成为汇丰的第一大股东。
更重要的是，至少在明面上，汇丰现有的董事会里，并没有来自中国平安的席位。《财经》杂志记者从中国平安方面了解，中国平安虽然身为汇丰第一大股东，但却是以财务投资者身份入驻，并未向汇丰派驻董事，亦不参与其日常经营管理，因此，汇丰的高层变动，与中国平安并无关系。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弘一大师李叔同的这句诗，恰如汇丰与平安的写照。
中国平安与汇丰再续前缘，始于两年前。2017年12月5日，中国平安旗下的平安人寿，委托平安资产管理公司（下称“平安资管”）通过港股通渠道，以每股77.7089港元均价，涉资约7.8亿港元，增持汇丰1000万股，使其在汇丰的累计股数达到10.18亿股，持股比例则由4.96%增至5.01%，首次触及5%的“举牌线”。
次日，已成为汇丰第二大股东的中国平安，向港交所申报了举牌情况。这一天，正值深港通开通一周年，港股通交易创下年内最高纪录，合计高达218亿港元。
对于举牌汇丰，中国平安表示这是一项财务性投资，看中其优秀的经营业绩和丰厚的分红。彼时，汇丰过去12个月每股累计派发红利0.51美元。前三季经调整除税前利润174亿美元，同比增长8%。
对于昔日自己曾入主的这位“小老弟”，汇丰则表示，双方有着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欢迎平安成为其长期投资者。
这是继汇丰退出平安五年之后，双方再一次走到一起。只是，这一次角色互换，平安成了入股者。
这并不是故事的终章。
2018年2月9日，中国平安以30亿港元增持汇丰股份，持股比例增至6.17%，与汇丰的第一大股东贝莱德集团（BlackRock）的持股比例仅有一步之遥。
在中国平安二度“吃进”汇丰的当月，正值范宁正式接掌行政总裁。
九个月后（2018年11月1日），中国平安再次发起增持行动，以每股65.1153港元买入汇丰537.56万股，使其持股比例达7.01%（累计约14.19亿股），从而以0.42%的微妙优势，取代贝莱德集团成为汇丰的第一大股东。
自从政策变化，险资举牌潮受到遏制且鼓励财务投资后，近年来中小公司鲜少再有举牌动作。近三年来的举牌主力由中国人寿和中国平安担纲，其中，中国平安在2017年和2018年各举牌四次，成为汇丰、工商银行H股和日本株式会社津村的第一大股东。
对于举牌揽得的几只股票，中国平安皆对外称乃财务投资。中国平安首席投资官陈德贤在中国平安中报或年报发布时亦表示，当下中国平安的投资重点是分红比较高、估值相对便宜的股票标的。从这些投资角度来说，汇丰无疑是平安的最佳标的之一。
一位保险投资人士指出，中国平安已实施了新会计准则，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金融工具》规定，高股息股票的分红收益将被确认进入当期损益表，有助于改善当期利润。或许出于这个原因，中国平安近两年来的投资策略，偏向于投资高股息高分红的蓝筹股。而且从监管政策导向来看，鼓励以财务投资为主，以战略投资为辅。因此，险企举牌皆称之为财务投资。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信披系统显示，自2016年-2018年三年，中国平安各有四笔举牌，2019年至今则有两笔，选股皆体现了此类投资策略。
不过，亦有保险业和投资界人士对于平安作为第一大股东，却未向汇丰派驻董事表示不解。因为根据中国平安以往的作派，其一向重视其作为股东的权利，对于取得控股权的公司，喜换用自己人。无论是之前入主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还是汽车之家，都曾以清洗原有管理层，引起种种波澜。
对于一些未达到控股地位，但居为第一或第二大股东的上市公司，中国平安则偏重于与其开展主业或金融科技战略相关的合作，比如其同样在2017年举牌且亦为第一大股东的的外资股日本株式会社津村（持股10%），双方便宣布在中国设立合资公司进行合作。
即使是财务投资，达到举牌线的中国平安，亦多向其派驻董事，行使其作为股东的权利，比如向2017年举牌的港股旭辉集团（0884.HK）、今年举牌的“中字头”港股中国金茂等。
在中国平安成为汇丰第一大股东的当月，时任中国平安副首席执行官的陈心颖曾在受访时表示，未来会与汇丰有更多紧密合作。
不过，从目前可知的公开信息，似乎未见双方进一步的合作。
此次汇丰高层地震，亦令市场重新关注中国平安之于汇丰的角色。
一位投资界人士认为，很多欧美大银行股权高度分散，即使一些机构投资者的股份比例较高，也往往是财务投资者，并不主动参与银行的管理。从汇丰的公司治理上，其亦是属于管理层控制的模式。至少从目前来看，暂时看不出平安以往的“股东积极主义”的风格，以及对现有管理层的影响。
一位对公司治理颇有研究的金融业人士则表示，中国平安不向汇丰派驻董事，则不需要将其列报为具有“重大影响”的投资项目，在目前的监管环境下，“很多事更好办一些”。
对于未来平安是否会向汇丰派驻董事，中国平安方面表示“不对未来的事作预测”。
如果反观汇丰与中国平安十几年来的分分合合，或许能够理解当下双方的态度。
17年前的春天，在当时的监管政策下，中国平安实施财、寿分家，变成“一拖二”的架构。正是在这一年，汇丰与平安走到一起。
2002年10月8日，中国平安与汇丰签署了《认购协议》，汇丰以6亿美元揽得平安10%股权，成为其第二大股东。彼时，据中国平安高管对外透露，汇丰意欲拿到更多，但10%已是当时外资参股政策的铁顶。
汇丰彼时并不是平安最早的战略投资者候选人，甚至其当时的企业策划及发展部亚太区主管、印度人K.B. Chandrasekar都不知平安是谁。
据《大道平安》透露，双方走到一起是高盛帮平安搭线汇丰，而汇丰出价最高，诚意最盛。不过另一个版本则是郑裕彤为平安引荐了汇丰。
双方首次“牵手”，被中国平安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描绘为这是137岁的汇丰与14岁的平安“睿智与力量的拥抱、西方科学精神与东方人文精神的结合”。
马明哲甚至表示，“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她美好的未来”。
颇令人们不解的是，签约现场平安播放着音乐天才莫扎特根据同名喜剧编的名曲《费加罗的婚礼》。《大道平安》的作者写道：“不知道平安选取这一乐曲是否有什么深意。”
亦不知汇丰高管们听到此曲后，内心是什么样的真实想法。
两年后，在中国平安登陆香港前夕，汇丰以12.97亿港元认购中国平安1.256亿股，次年2月，从高盛与摩根士丹利手中接盘中国平安的6.14亿，一举增持至19.9%的外资持股上限。三年间，汇丰已坐上中国平安第一大股东的位置，一如中国平安目前在汇丰的角色。
不过，比较有意思的是，对于双方牵手后真实的关系，汇丰的态度如同硬币的另一面。《狮子银行》写道，汇丰高管们认为，在处理与平安之间的关系“十分艰难”，比如在一个规模不大的合资项目上，汇丰有点勉强地成为平安的合作伙伴，但又对其的最终目标有点把握不住。即使2005汇丰已坐上第一大股东的位置，“双方之间的关系依旧不冷不热”。
从实务上，汇丰主要为平安提供技术援助与服务。按照马明哲的说法，全球汇丰人都是平安的顾问。
2006年平安收购银行时，时任汇丰行政总裁的纪勤告诉董事会，其未被告知A股配售计划，让他感到“十分失望”，并对平安“正在进入它所不熟悉的银行业务领域感到担忧”。
汇丰的担忧或许在于，平安正在进入原来属于它的优势领域，在这一领域，汇丰与其参股的交通银行在各领域展开了业务合作，并被定义为可以与之共同奋斗的“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2012年，出于自身战略调整，汇丰开始出售其非核心资产和业务。对于将银行作为其DNA的汇丰来说，平安作为保险公司，亦属其“非核心资产”。彼时对于汇丰来说，出售平安股权为其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有关数据显示，汇丰近10年还累计从平安分红约47.88亿港元，股权收益是其投资成本的四倍。
汇丰欢天喜地挥别平安，不过其接盘者的真实面目却在2012年掀起波澜。对于其接盘者泰国正大集团背后是否有一股神秘资金，彼时来自监管部门、市场和公众的猜疑不断。财新周刊则以《谁的平安》透析汇丰抛售的平安这笔股权背后的真实归属。
谁又能想到，五年后，当而立之年的平安与汇丰江湖重逢之时，双方的身份和角色已发生乾坤大腾挪。恰如契诃夫的小说《樱桃园》里的情节。
如今，人们又开始发出“天问”：谁的汇丰？平安，真的甘心只当一名每年坐等分红的财务投资者吗？
（本文为《财经》与腾讯新闻独家合作内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