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不整改的网约车平台可能被下架APP”的消息引发全民关注。8月14日与8月15日，“网约车平台或被下架”的话题连续两天登上新浪微博热搜榜单。
此前，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海交通”发布文章称，上海市交通委、上海市通信管理局，对滴滴、美团、享道、首汽等互联网出行平台进行上户执法检查，并对滴滴、美团开出罚单。交通执法人员抽查发现，滴滴平台上的不合规车辆占比超过82%；美团在“黑名单预警”中占比也逾15%。此外，执法人员表示，将进一步推进执法，平台若拒不整改将面临包括“下架APP”在内的处罚。
前述微信公众号公布的两份《上海市交通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滴滴上海分公司分别于8月12日、8月13日实施了“未取得经营许可的网约车平台为不具备营运资格的驾驶员或者车辆提供召车信息服务”的行为。
2016年7月，交通运输部、工信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下称《网约车暂行办法》），对网约车平台的规范与安全经营提出明确要求，这之后各地陆续出台网约车合规的实施细则，有的趋严、有的宽松。
有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强调，上海的三证合规要求中，以户籍作为网约车司机准入门槛的做法一直存在争议。“上海要求网约车司机有本地户口的规定，其实是参照对出租车司机的相关规定，但其实这些年上海的出租车也很难找到本地人了。”
中新网在今年6月的一次报道中提及，上海出租车非沪籍司机或超三成。
根据滴滴披露的数据，2016年，滴滴在上海网约车司机人数为41万，其中仅有近1万人具有上海户籍，合规比例大概为2.5%。三年间，滴滴在上海的合规率上升到15%，但合规压力仍然很大。
8月15日，滴滴方面回复《财经》记者称，“我们正积极与主管部门沟通，持续推进网约车合规工作。为推动平台注册司机的合规化进程，建立了体系化机制，比如统一组织培训考试、沟通联系机制、经费投入、督促检查机制、举办合规推广活动、增加合规司机权益。”
高额罚款与APP下架风险
上海市交管部门对网约车平台这一轮查处，早在6月就已开始。6月13日，一名不合规的滴滴司机在被查时抗拒执法，驾车逃逸，后致包括执法人员在内的4人受伤。
6月14日，上海市交通委执法总队约谈滴滴，提出六条网约车平台合规化要求。7月1日起，上海市交通委执法部门连续多次对平台公司执法检查，并多次开出罚单。到7月17日，上海市交通委执法总队再次对“已经连续9天吃到罚单”的滴滴和美团进行上户执法检查。两个平台都收到第十张罚单，滴滴面临每张罚单10万元罚款。7月22日，交通执法人员共查处非法网约车24辆，滴滴和美团两个平台的委托人到交通委执法总队接受处罚。
在7月的第一轮检查中，执法部门开出罚单114张，对滴滴处罚550万元，美团处罚147万元，两个平台合计近700万元。
据《财经》记者了解，上海有关部门曾要求全市网约车平台于6月30日前清退不合规车辆，滴滴在6月14日至6月30日期间共清退不合规车2万余辆；7月1日至7月7日期间，滴滴上海方面继续清退不合规车5000多辆。
不过综合来看，滴滴在上海清退的不合规车辆数在网约车总量中占比仍然不大。据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发布的信息，从8月10日至8月12日三天的“黑名单预警”数据看，滴滴平台上的不合规网约车辆占比均超过82%，而美团在“黑名单预警”中占比超过15%。
交通运输部曾联合公安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和私人小客车合乘安全管理的紧急通知》，要求2018年12月31日前全面清退不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并基本实现网约车平台公司、车辆和驾驶员合规化。多位业内人士在前述期限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强调，网约车在短时间内全部合规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此次上海方面短时间内对几大网约车平台累计罚款达数百万元，的确是比较高的额度。可以看出，上海市监管部门的措施愈发严厉。”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中心主任程世东对《财经》记者表示。
至于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强调的“拒不整改可能面临APP下架的处罚”，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副教授王静告诉《财经》记者，“真正实施起来并不容易。根据通报中所列条款，由于滴滴公司的注册地不在上海，上海交委需要上报国家主管部门，可能涉及网信办、工信部等多个部门。”
如何优化准入条件
当前，各地监管部门针对网约车的态度不尽相同。与北京、上海对网约车司机要求本地户籍不同，黑龙江省大庆市完全放开对户籍的要求。大庆在今年6月更进一步——成为全国首个将网约车由“办证”改为“备案”的城市，当地仅要求平台证和“人证”，而“车证”则暂停办理。大庆规定：从事网约车的运营车辆不需要办理营运证，只需做车辆备案登记。
前述《网约车暂行办法》给了地方监管很大的空间。这个空间，既可以使监管进一步收紧；也可能突破传统条框，发挥地方监管能动性。
尽管政策已出台多年，但上海等地要求网约车司机具有本地户籍的规定争议犹存。王静认为，“这其实是地方规定本身的不合理造成了司机无法合规。有调查数据显示，上海出租车司机中的本地人就非常少，遑论网约车。地方准入门槛规定过高，就会造成普遍性违法，再之后，就必然是选择性执法。”
此外，王静表示，“网约车行业的底线是安全，没有证据表明，本地司机就比外地司机更加安全。”
程世东则认为，要求本地户籍是城市人口政策在行业政策上的叠加，不符合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市场原则，于行业的公平发展也不利。此外，上海、北京等地以本地户籍作为准入门槛而实现合规化后，很可能会带来运力不足的问题，或导致网约车不能满足城市居民的合理需求。
“这一点需要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必要的评估，若真的出现，也应考虑对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其次要斟酌的是车辆标准，在考虑城市交通拥堵的基础上，也要考虑公众打车需求的多元化和主流消费层次。总体看，目前中低端的打车需求占主流。”程世东表示。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下称《平台经济指导意见》）。《平台经济指导意见》指出，要合理设置行业准入规定和许可。指导督促有关地方评估网约车等领域的政策落实情况，优化完善准入条件、审批流程和服务，加快平台经济参与者合规化进程。
8月8日，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了《平台经济指导意见》的有关情况。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负责人蔡团结在发言中指出，要进一步优化网约车准入条件，指导督促地方全面评估网约车政策的落实情况，指导各地强化服务意识，优化完善准入条件、审批流程和服务，打破“玻璃门”和“旋转门”，为平台经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他也同时指出，要加快网约车合规化进程，落实平台公司的主体责任，严守行业安全稳定的底线。
据此，程世东对记者分析称，从《平台经济指导意见》的文本逻辑看，应当先评估政策，若有需要就完善准入条件，最后才是加快合规化。如果顺序颠倒，先推动合规化，则可能出现不能满足公众合理需求、平台内部阻力过大导致合规难以推进等问题。
“《平台经济指导意见》的发布反映了整个经济大背景之下，中央促进就业和鼓励新业态发展的导向。这一点，需要从更宏观的经济角度去考量。如果地方交管部门只从本部门的管理便宜角度去制定和实施政策，这个事情（司机合规难题）就很难有解。”王静对《财经》记者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