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

弗拉季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文     

2019年08月25日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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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的20年来,美国在技术统治力上仍是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导者,它在信息经济的每一个领域都享有优势。图/视觉中国

30年前,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了他著名的历史终结论文章。他认为,自从威权政权和计划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崩溃之后,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将占据统治地位,几个世纪以来国与国之间的大规模冲突行将消亡,因此,传统的“历史”终结了。福山的论文发表之后的这些年里,很多学者都站出来反驳福山的观点,他们认为“历史”依然在延续,并将持历史终结论的人视为空想主义者。

后来的发展表明,不是每一个趋势都支持“历史已经终结”的观点——从经济制度而言,福山的观点一直都站得住脚,但从政治角度而言,世界远非如此。全球经济在1989年-2019年这三十年间的变化远远超过全球政治的变化,尽管政治竞争从来没有销声匿迹,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也从未成为自由民主国家,但“经济历史的终结”几乎已成定论。

1989年不仅是中东欧国家集体开始反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一年,也是日本遭遇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泡沫的破灭、苏联经济开始衰退的一年,这些事件使世界失去了两个强大的经济体,而美国在此前的几十年里一直与之竞争。日本成为世界第一的梦想很快随之消逝,美国则进入了“点石成金”的时代(编者注:“点石成金”一说源于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皮尔泽的书《点石成金》(Unlimited Wealth),其主要论点为科技的迅猛发展将让人类生活在拥有无尽物质资源的世界里)。

经济依赖取代经济对抗

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后历史”经济与19世纪、20世纪的传统工业经济的区别在于主要经济区域之间的新型合作。

以前,那些试图追赶的国家实际上使用的是与其他国家相同的技术手段,只不过是以一种更有效的使用方式,这解释了为什么它们的经济竞争直接加剧了政治竞争。对市场的争夺不存在妥协,因为这是一场“零和”游戏:如果一个国家的份额上升,另一个国家的“生存空间”就会减少。20世纪70-80年代的后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

在新的全球化世界里,美国在生产计算机和半导体、创建计算机所使用的操作系统以及实现新技术的最有效应用方面成为领跑者。出售软件成品的西方大国并没有出售其原始程序中所包含的知识,他们只出售了可以以零成本进行任意数量复制的产品。同时,亚洲新兴经济体利用美国技术制造出精密的生产设备生产越来越多的商品,从而将自己定位为“终极工业社会”(ultimate industrial societies)。这种结构完美地诠释了福山的“后历史”结论。世界经济的两个主要构成部分完全依赖于彼此,在这个新秩序中,没有理由产生经济战争和摩擦。

回顾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经济史,就会发现主要经济体之间几乎没有生与死的竞争。作为一个绝对的超级经济体(在1992年,美国的总产值占全世界的26%,并控制了大约一半的专利),美国对所有潜在的竞争对手采取极其友好的经济政策。它支持90年代初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在1994年的债务危机中拯救了墨西哥,在1997年-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没有对来自亚洲廉价的进口产品实行任何限制,并主张接受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WTO的条件更像是为中等规模的发展中经济体设立的,而不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工业强国。在近30年间,外围经济体发展迅猛,增加了对美国技术和软件的需求,并为西方国家提供了大量可供消费的工业产品,从而提高了发达国家的生活质量。这种近乎完美的相互依赖就是全球化的本质,因此,全球化的世界可能就是所谓的“后历史”世界。

全球化带来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1991年至2015年间,超过10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其中仅“新兴亚洲”就有大约有7.5亿人。中国在2009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2010年成为最大的工业生产国,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衡量的GDP计算,中国甚至在2016年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因此观察家们一再重申“亚洲世纪即将来临”。按购买力平价比率衡量的美国在全球总产值中的份额在2018年降至15.1%,其贸易逆差从1991年的310亿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6220亿美元。亚洲新兴国家似乎成为最大外汇储备的持有者(中国、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国际货币储备总额超过4.65万亿美元),而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新兴的工业国家正在相继挑战后现代化的工业世界,谁也无法预知这场史诗般的战斗结果。

这些数据从一定形式上证实了领先国家与追赶国家之间的差距已显著缩小,但这些数据并没有反映出全球经济的整体状况,并且我们会发现美国在技术上的主导能力和25年前一样不可思议。

截至2019年初,世界上超过一半的台式机或笔记本电脑都是在中国生产的,但中国制造的微型芯片数量不到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仍然高度依赖进口,而全球市场多达60%的制造商依赖英特尔的芯片。在服务器芯片方面,英特尔的统治力更加强大,达到98%。英特尔和AMD共同引领新一代芯片的发展方向,而亚洲负责大规模生产这些芯片产品。韩国的SK海力士、台积电和台湾联华电子等公司将自己定位为美国公司的竞争对手,但是在关键技术上仍然依赖美国。2018年,全球65%以上的智能手机都是在中国生产的,其中中国品牌又占了78%,从华为、小米到OPPO、Vivo。但与此同时,全球97.98%的手机使用的是Windows、Android或者iOS操作系统,如果将所有计算机和类似计算机的设备都算在内,则微软、谷歌和苹果软件的份额将达到95.93%。在互联网搜索市场中,谷歌占有92.82%的份额,中国的搜索引擎百度占有1.02%,而俄罗斯首屈一指的搜索引擎Yandex仅占0.54%。在10个最受欢迎的社交网络中,美国的Facebook、YouTube、WhatsApp和Instagram拥有81.2亿用户,而中国以中文为主的QQ、抖音和新浪微博仅拥有16.7亿用户。在全球每天接近3000亿封的电子邮件中,在美国公司注册的电子邮箱收到了高达92%的电子邮件,其中苹果和谷歌提供的服务占75%,是毫无疑问的领导者。

另外,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衰退”这种说法是有一点存疑的。2007年中石油成为全球第一家市值达到万亿美元的公司,2008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在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名单中排名第四,但到了2017年3月,市场资本总额排名前十的全部是美国公司,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

一些纯粹金融数字的意义不应该被过分高估。截至2019年4月,中国大陆和香港共持有1.33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但如果它们试图卖掉这些国债,“金融海啸”并不会出现,因为美国的银行可以轻松买入并从美联储获得贷款,并用国债作为完美的抵押品。在2008年-2011年期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曾增长了2.1万亿美元。

综上所述,进入21世纪的20年来,美国在技术统治力上仍是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导者,它在信息经济的每一个领域都享有优势。但美国政治领导人很少动用这部分战略力量来压制任何外国政府和外国公司。自1990年以来,美国发动了很多战争、卷入了一系列的冲突,大胆地在伊拉克(两次)、波黑、塞尔维亚、科索沃、阿富汗、索马里、利比亚、叙利亚和世界上其他角落使用军事力量,但它从来没有依赖技术优势促进其政治目标(美国拥用许多制裁手段,但它从不将这些制裁扩展至金融或贸易限制领域之外)。

分道扬镳

近年来,随着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决定对中国采取“强势对抗”,并对北京发起全面贸易战,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改变。2019年6月1日,数家美国公司根据美国政府的指令,终止向华为提供服务:微软停止向华为笔记本电脑提供Windows操作系统和其他内容相关服务,谷歌宣布封锁其安卓操作系统的一些服务,如华为手机中的Google Maps、YouTube、 Google Play和Gmail。

在类似于针对华为和中兴公司的这些案例中,美国政府踩踏了一条重要的“红线”:它破坏了外国高科技公司对(美国)技术平台的信任,这些技术平台几十年来确保了美国在全球化世界中的优势。像微软或谷歌这样的全球公司并不只生产美国的软件——它们长期以来一直在生产美国的软实力。现在看来,这种软实力在某些时候可以很容易转化成一种硬实力,这种转化的长期后果可能是深远的。

在可预见的未来会发生什么?当然,受影响的中国企业将遭受美国制裁的重大打击;华为和中兴会降低未来的扩张预期,但中国政府很可能不会对美国采取报复措施。与石油生产国或其他商品经济体不同,中国已经生产了数十亿单位的高科技产品,并且肯定会继续其产业扩张。因此,中国公司开发自己的操作系统至关重要(华为已经公开宣布启用其鸿蒙操作系统),中国政府将尽最大努力帮助它们实现这一目标。与此同时,中国生产商将致力于开发自己的微芯片,目前世界排名前25位的半导体生产商中没有中国企业,这不会是一个大问题,迟早中国会发展出自己的另一个技术平台,并将能够成为当前主导的美国平台的竞争者。

如果看一看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增长情况,就会发现中国的软件和中国社交网络主要在中国本土或在海外华人之间使用。这种情况多年来没有改变——中国制造的商品征服了世界,而中国的软件仍然限于华人社区内。现在,美国似乎正在推动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国际化,使其成为美国高科技的真正竞争对手。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深度嵌入了世界上最重要的消费市场。在俄罗斯的出口产品中,消费品占所有产品总价值的比例不到3.1%,但就中国而言,这个比例超过了59%。中国制造的计算机和移动设备的海外用户约有20亿人,这是中国的主要经济资产,中国政府和中国公司都会极为珍视这一资产。因此,在信息时代来临之后,美国技术平台的真正替代品将首次出现。

当然,对中国而言,美国是一个强硬的对手。近年来,它至少启动了两次具有全球重要性的经济转型。一方面,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开启了全自动生产技术,从而危及全球产业链中劳动者的地位。这破坏了中国和其他快速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竞争优势,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曾推动它们走向全球工业领导地位。因此,美国公司能够不再顾忌在海外的生产能力,不仅将其资本而且可以将工业设施带回美国,这有可能给中国带来额外的冲击。

另一方面,美国和欧洲开始走上能源独立的道路——既可以采用非传统的提取技术(主要是美国),也可以采用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方式(主要是欧洲),这两种趋势都将使西方更加独立于工业加工和生产大宗商品的经济体;它们将能够非常有效地对抗中国或石油输出国组织/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中的试图扮演的角色。但与此同时,它们也将使西方不再关注中国的技术进步。

所有这一切肯定会在当前“后历史”的经济体系中制造分裂。中国和美国将依赖它们各自的优势,就中国而言,它是在大陆生产并向世界各地供应硬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这些设备将配备中国的操作系统和中国品牌的微型芯片。所有的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也可以推出一个类似于苹果公司的系统,包括所有免费的iMessage、FaceTime电话等,这将整体提升对它们产品的需求。

就美国而言,也有很多竞争优势:首先,美国将充分利用其对微型芯片市场的统治地位,这可能会严重打击中国制造商;其次,随着越来越多的软件应用程序无法在中国智能手机上运行,这可能会改变对中国消费者的偏好;最后,西方可以利用其开发的互联网项目来增强其主导地位,例如宣布中国生产的设备不适合为太空宽带互联网提供服务。其结果是,当前的全球经济和信息领域将会分裂,产生两个或多个占主导地位的“技术核心”。现在很难说世界经济能够分裂到何种程度,但总体趋势很容易看出。

“多重全球化”大概率上演

毫无疑问,在持续的经济和技术分裂之后,不同区域和联盟之间的政治矛盾将会加剧。今天,美国拥有迄今为止最多的盟友,欧洲、拉美和日本的领导人将全力支持美国。美国的财政实力、经济影响力和长期战略联盟将有助于建立西方经济和技术共同体,小心谨慎地应对中国的挑战。

但近20年来,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也取得了显著进步,中国有能力在世界各地发挥其影响力。2005年至2018年间,它对非洲经济的投资从23亿美元增加到352.7亿美元;中国公司向拉丁美洲投资约1700亿美元;中国政府在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其实质是发展在印度洋和中亚大陆的交通和运输路线。因此,两个经济超级大国会尽其所能说服它们的盟友和经济上依赖它们的国家采用它们近年来一直在开发的技术和软件标准。

目前的经济对峙会在多大程度上破坏“中美共同体”?这并非完全不可能。尽管中国在2018年向美国出口了价值超过5395亿美元的商品,但这只占其名义GDP的4.0%,同年,中国政府给本土企业和家庭提供了超过16.2万亿元人民币的银行贷款(相当于2.4万亿美元或国家名义GDP的17.9%)。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动依靠本土需求的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因此,与美国“脱钩”的准备工作正全面展开。

当然,如果中美的对峙变得更加激烈,全球可能会面临全面的经济衰退,但这可能是全球化世界的最后一次衰退,其间的政治辞令——对保护主义、出口替代以及不同国家自身竞争优势的支持——可能会促成以美国和中国为中心的“多重全球化”的形成。考虑到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它们中任何一个都无法在没有另一个国家的情况下生存下去。而且,中美两国似乎都非常认同上述的“多重全球化”前景。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问题,中美之间的经济对抗是否可能导致政治紧张局势,甚至是军事对抗。目前的形势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以及20世纪上半叶深刻的“去全球化”有很大不同。作为世界主要特征的政治意义上的帝国主义近几十年来完全消失。事实证明,对巨大领土的军事和政治控制远没有经济上那么有效。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军事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排除了核大国之间直接冲突的可能性。

此外,由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和对抗自21世纪初以来呈上升趋势,而整体经济对抗可能正在产生积极的效果,因为它看起来消耗两国可能在军事和政治领域投入的精力和资源。中国和美国现在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是因为它们的隐形战斗机、航空母舰或训练有素的部队,而是因为它们的经济影响力和软实力,“多重全球化”可能成为检验两国经济影响力和软实力的绝佳机会。

十多年前,一位年轻的美国战略家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提出了经济和政治竞争新时代的理论。他在2008年称,即将到来的世界将由三个“帝国”领导:美国、中国和欧盟,它们都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其经济和社会模式。卡纳博士认为,所有其他国家将被降级为“第二世界”或“第三世界”,因为第一世界将有能力来影响全球经济竞争的结果,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将完全失去在世界事务中的话语权。

人们不应该害怕“后全球化”世界的发展。经济发展的历史多次证明,主要竞争对手之间的相对合作或激烈竞争都有可能促进经济进步,并没有孰优孰劣之分。随着潜在对手的成熟和发展,它们之间的矛盾也会增加。但最关键的问题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竞争日趋和平。1989年的经济革命将美国置于经济体系的顶端,但并未引发任何政治纷争,相反,它在世界政治中开启了一个短暂的“后历史”时代。在经济和技术领域,“后历史”时代变得更加漫长,而似乎在经济竞争加剧的同时,政治对抗的风险并未增加。

20世纪的主要结果是从军事竞争向经济实力竞争的彻底转变,成为衡量各国实力的主要标准。这仍然为我们的时代留下了一些讨论的空间,因为在过去的历史上,战争是解决超级大国之间系统性矛盾的终极的、受人青睐的方式,而我们当前的时代则显著不同。

今天,技术优势、软实力以及高科技产品和平台在人类社会的广泛使用是实现全球统治地位的关键因素,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这与福山30年前明智地观察到的情况基本相符。

(作者弗拉季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为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俄罗斯后工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和主任;翻译:本刊实习生张文骁;编辑:郝洲)

(本文首刊于2019年8月19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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