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经济角度而言，香港发展近年来一直存在两个矛盾，其一是“制度优势未转化为竞争优势”，其二是“高产值、低就业；低产值、高就业”。图/新华
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下称《意见》）亦正式公布。从内容来看，发布时间相隔半年的这两个重要文件虽各有侧重，但亦分别就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香港、深圳的角色及彼此间的关系进行了顶层设计，提供了新的政策定位及发展空间。
这部分应与这两座仅一河之隔的城市在由11个城市组成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的地位有关：目前香港仍然是此区域内最发达和国际化的城市，深圳则是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表现得最好的城市之一。深港加速合作实现“强强联手”，被广泛认为将构成粤港澳大湾区内最重要的“发展引擎”之一。
但受制于一系列诸如“取代论”“B计划”之类的观念与说法，二者如何更好地携手把握机遇，目前仍众说纷纭。一方面，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中角色地位得到更多提升，但其亦需加速解决自身日渐暴露出来的产业转型困难以及政经与民生等一系列深层次矛盾，以便将制度优势真正转化为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未来一段时期内深圳的发展目标，且“时间提前，标准提高”。但亦有学者认为，这对深圳也是一种挑战，“深圳想要再次发挥上世纪80年代的‘特区精神’，要看深圳敢不敢想、敢不敢冲、敢不敢试，不做就没有意义”。
而在多年来长期进行港澳地区经济、深港合作等课题研究的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张玉阁看来，在早期的“前店后厂”分工模式之后，深港合作已经迈入科技与创新合作的新阶段。其在近期接受《财经》记者的专访时，则对这一阶段的新方向、新路径进行了详细解析。总体来看，“深圳与香港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合作和协同关系，二者之间‘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深圳开放3.0版”新意
《财经》：各方对《意见》的出台有多种看法。之所以确定由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下称“先行示范区”），有无具体原因或背景？
张玉阁：《意见》开篇第一句话就指出，“党和国家作出兴办经济特区重大战略部署以来，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各项事业取得显着成绩，已成为一座充满魅力、动力、活力、创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就此而言，建设先行示范区应该是媲美于深圳经济特区成立的重要事件，是深圳发展的重大里程碑。而深圳之所以能既获得荣誉，也承担重要而神圣的使命，应主要源于两方面的“成功”：其一，在近40年前差不多同时起步建设的四个经济特区中，应该说深圳特区是最为成功的一个，已经圆满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其二，深圳市以非直辖市、非省会城市身份跻身于全国四大“一线城市”，走过的道路并不容易，经验也弥足珍贵。这也使得深圳有条件作为中国城市发展的典范，继续有所承担。
《财经》：在这种“双重成功”背后，深圳做对了什么？
张玉阁：1979年1月，宝安县撤销，深圳市成立；次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成立。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破局之一。相较于今天而言，40年前的发展更多的是需要勇气，是如何凭着胆量杀出一条血路。深圳的成功经验是“以开放促改革”，本质是“大开放”，是一种“以开放倒逼改革”的机制。可以说这一点已内化为深圳的基因，体现在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从这个角度看，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其实是“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新格局”。
如果说成立经济特区是深圳开放1.0版；中国加入WTO后是深圳开放2.0版；那么，在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实施的先行示范区建设，则是深圳开放3.0版。未来20年、30年，深圳还会迎来开放4.0乃至5.0版。
《财经》：结合先行示范区建设这一背景，深圳开放的新版本将有哪些新含义？
张玉阁：首先，先行示范区建设背景下的开放，是内涵更加丰富多元的开放。其开放范围不仅限于经济，而是“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开放的重点将不仅限于产业，更涉及行政、法治、社会发展；开放焦点也不仅限于增长和增量，更涉及“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和存量分配的公平公正。
其次，要客观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开放内涵，还应注意其在推动“一国两制”发展方面的含义。整体而言，毗邻深圳的香港和澳门已进入后现代社会。为了避免深圳在与港澳沟通时出现话题错位，深圳也需要放开自身视野，通过超越单纯发展经济的思路，逐渐实现全面开放和全面发展。就这个层面而言，为了让深圳继续“先行先试”，我们要充分考虑到深圳将可能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帮助其探索新应对思路和新解决方案。因为这些新问题和新挑战，很可能也是国家未来发展所难以避免的，而深圳的率先探索将有非常重要的全局性意义。
《财经》：深圳不断加速开放步伐，探索社会、经济的新发展路径，香港不少人士对此的看法则显得比较紧张。
张玉阁：确实有一些解读认为，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意味着其将替代香港。但我认为，从广义上来理解，自建市、建特区那一刻起，深圳就开始了对香港的替代，“前店后厂”模式其实就是一种产业替代。时至今日，深港之间彼此可以替代的产业，应该说都已经替代完毕了。剩下的就是难以替代乃至不能替代的各自的“比较优势”了。比如深圳的金融业肯定无法替代香港，但深圳的科技创新产业则强于香港，等等，这些差异是产业和资本在两地间通过要素自然流动所形成的。
应该看到：在香港回归祖国后的这20多年时间当中，两地在政府协调、产业连接、创新联动、公共服务共建、文化交流、跨境生活、青年创业就业等等一系列领域内的合作，其丰富性和多样性其实已远远超乎一般人的认知。
比如，大量的新型公司在香港设立机构而在深圳开展业务；香港研发对深圳产业的渗透也是全面而深入的，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深圳—香港—硅谷”的研发产业链条；继前海之后，两地政府在2017年初时签署的关于落马洲河套地区开发的备忘录，也令人对港深合作有新的期待……应该说，深港之间已经形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能够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支撑和引领带动。因此，“香港特别行政区+深圳先行示范区”的这一强强联手能够成真，一定会在国家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
正是因为这两个毗邻城市之间通过历史演进已形成了密不可分、相互交融的格局，所以“替代论”并不适用于当下乃至未来的深港关系。更为合适的说法应该是“合作和协同关系”，借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对世界文化多元共存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表述方式，深港关系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各好其好，好人之好，好好与共，深港协同”。
《财经》：深圳各类创新及新兴产业的发展速度很快，产业结构调整也相对显出章法；香港近些年来虽也提出了一些发展规划，但最终依赖的还是传统的金融、航运等四大优势产业。会否出现两地对于形成这种“好好与共”协同关系关注热度不一的问题？
张玉阁：我们应该站到香港的语境中去理解这个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香港先后进行了两次经济转型：其一是70年代从转口港变为制造业占有重要地位的轻工业城市，第二次是从轻工业城市转型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贸易服务中心。当前，香港经济正面临着经济第三次转型的挑战，这次转型不仅仅是经济或产业问题，还涉及政治和社会问题，这些因素有可能会对经济转型构成掣肘。比如在社会领域，香港面临人口老化，劳动力结构失调，收入和贫富差距拉大，住房成本高等一系列难题，不同群体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会对政府的施政方向和能力形成规约。为克服经济转型带来的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发展依然是香港相当一个时期内的第一要务。
但从整体来看，我们也依然要看到香港的价值和其在国家发展中的独特作用：首先是香港的独特价值，从国家发展的整体性、战略性、长期性看，香港在国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参与全球治理、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一带一路”建设、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方面仍有非常宝贵的价值，香港的自由经济制度及政策体系具有借鉴价值，其融合了中西文化智慧的制度则具有类型价值；其次，就独特作用而言，香港是中国的自由贸易港，是国家提升对外开放层级的重要平台；是中国的全球金融中心，国家金融开放战略的重要支点；是中国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聚集全球高端创新要素资源。
香港仍然是国家优质的正资产而不是负资产。展望未来，香港需要坚持“一国两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也应该在国家发展中通过发挥作用实现自身的繁荣稳定。
香港寻找新协同路径
图/新华
《财经》：为实现香港的上述一系列角色并发挥其作用，有无具体明确方向和路径？
张玉阁：就经济角度而言，香港发展近年来一直存在两个矛盾，其一是“制度优势未转化为竞争优势”，其二是“高产值、低就业；低产值、高就业”。为找到突破口，香港应把自身发展和国家近期推出的一系列重大发展规划结合起来，借机实现“双转型”：即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为“金融加科技”的中心，从单一城市向城市群发展。在这个基础之上，香港可将自身打造成为全球城市，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全球生产控制中心、全球资讯网络中心等，并积极发展一系列“中价值、中就业”的新型产业，不再只给他人做嫁衣，夯实社会发展基础。
就第一个转型而言，按照哈佛大学商学院著名教授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理论”，经济发展要经过四个阶段，分别是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如果把创新驱动按照狭义的科技创新来理解的话，香港在一定程度上是跳过了这个阶段，直接跨越到了财富驱动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发展动力衰减乃至不足，因此香港应该适度“折返”，强化创新引领。
从近些年来的现实出发，其他全球金融中心也大致遵循了强化自身科技创新优势的这一发展路径，比如纽约就提出了“继续发展知识经济，成就科技纽约城市”，通过引入外部机构共建纽约科技城，建设“硅巷”，打造美国东岸科技重镇；而伦敦近十年来也打出技术创新的新招牌，伦敦老街逐步发展成为“硅环岛”的技术创业核心地带，号称世界第三大技术企业集群区（排在旧金山硅谷和纽约之后）。香港应该也不例外。
就第二个转型而言，香港应有意识地从单一城市向城市群发展迈进，比如如何与深圳形成“特别行政区+先行示范区”的功能叠加和优势互补，如何构建“香港+深圳+N”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同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主引擎”，引领和带动区域发展。
第二个转型实际上与第一个转型紧密相关，因为一个城市的发展不能仅局限于城市的行政界限，而是要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进行要素资源的配置。此前，香港与国际的沟通和联系非常强，但与珠三角地区之间的关系与合作仍有一定边界，所以有香港学者提出所谓的香港是“有边界的全球化城市”这一看似矛盾的概念。香港应该积极推动的是如何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尽可能减低“边界效应”，促进要素资源的顺畅流动，这样可以弥补自身产业结构单一的不足。
《财经》：在《意见》中，深圳已被点将要建设成为“全球标杆城市”。实际上在整个珠三角地区不断对外扩大开放过程中，香港以往的“窗口”“桥头堡”地位也在不断下降，这会不会给各方的合作带来反作用力？
张玉阁：在“前店后厂”分工合作阶段，香港实施自由市场经济，内地刚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制度的差异很大，香港在技术、资金等各个方面都有很明显的竞争优势。但随着内地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香港原有的这些优势已经变得不明显了。比如，深圳也有自己的资本市场，风险投资体系也在不断成熟和壮大。在融资规模和功能等各个方面，纽约、伦敦乃至东京、新加坡的资本市场都各有千秋，香港并没有绝对的优势领先；此外，广东的工业布局正在朝着重工业、高科技领域发展，但无论是香港本地制造业还是珠三角香港制造业，主要都是贸易型轻工业，包括其科技创新的内容，在这些领域并没有太多优势。广东反而可以直接向德国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学习和交流。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要想在向城市群发展迈进过程中提升其区域经济功能地位，确实会存在资金、技术和市场竞争加剧的难题。如何进一步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产业链分工，衔接多地之间的产业资源，确实存在挑战。
《财经》：什么措施可以尽量恢复以往的合作黏性？香港与深圳、与珠三角地区能否形成某种新的“前店后厂”关系？
张玉阁：从大的角度来看，这种新合作关系的一个方面，很大概率会出现在科技与金融结合的领域当中。这与深圳、香港目前的发展特点和优势都密切相关：香港当下只是没有科技产业，并不是没有科研能力。其几所大学全球排名都很好，研发水平很高。香港的问题在于要把科研成果市场化，这就需要与深圳以及其他珠三角城市的合作。
相较之下，深圳现在处于产业链向外扩展阶段，有较强的外溢效应，需要与香港制度体系完善、规范透明保护有力的金融和现代服务业有机结合。深圳的外溢功能（产业链扩展）加香港的辐射功能（金融投资），深圳的内向拓展（内地市场）加香港的外向跳板（国际网络），可形成带动功能。深圳制造（高新技术产业）加香港服务（工商业支援服务），深圳创新（催生新产业的平台）加香港研发（发明及知识产权保护），可形成辐射效应。深港这两个城市，任何一个都可能难以发挥引擎作用，需要加在一起形成合力，共同经营国际高端资源，实现互利共赢，这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引擎的核心内涵，可以带动整个大湾区的发展。
《财经》：类似的对于两地互补的分析已有不少，具体合作可能有哪些方向？
张玉阁：深港民间此前的交融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要注意的是，这些来往的人主要是休闲、探亲，其次才是商务活动，而香港人在深圳乃至珠三角就业的比例则更低。某种程度上，现在深港之间仅仅是“生活一体化”，是消费型的，还没有真正实现“创造一体化”。
从深圳的角度来看：首先，如何吸引香港的企业已经是一种市场行为，所以我们的关注点更应从商人、集团、组织转向个体，尤其是香港的青年，怎样给他们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从以前的“惠商”变为注重“惠民”。未来应该加大吸引香港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人才的力度，给他们提供就业创业的机会。深圳可能短期内提供的薪酬比不上香港本地的水平，但可以让这些人真正能够学有所用，并且在高科技的行业里看到成长的前景。
其次，应进一步支持深圳的高科技企业进入香港发展，充分利用香港独特的要素资源，在国际化上更进一步。对于很多中型高科技企业而言，香港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跳板”角色。这样，也能够在香港为本地青年提供就业机会。
然而，不管人才如何流动，如果涉及跨境就业，就会涉及纳税、社保的衔接等问题，以及子女教育、购房购车同等待遇等问题，这就需要有一套系统的顶层设计去改进要素流动。整体看，粤港澳大湾区内需要加速解决要素便捷流动问题，粤港澳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标准差异及衔接问题，粤港澳公共服务和税制等方面的制度差异和衔接问题，粤港澳思维理念和文化差异问题，及建立中央、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等不同层次和领域的统筹协调工作机制问题等。
（本文首刊于2019年9月2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