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边缘》（美）马娅·亚桑诺夫著 朱邦芊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7月）
2018年10月12日，大英博物馆推出“收集历史”系列讲座，以反驳外界对其“藏品均来自殖民掠夺”的指责。这个活动本身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
公开资料显示，作为世界四大博物馆之首的大英博物馆,现收藏有埃及和中国、日本、印度及其他东南亚国家文物数十万件。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这些文物命运辗转之时，要么原所属国家正处于被殖民时期，要么国弱民穷甚至像中国这样饱受坚船利炮的威胁。即便存在名义上的交易，但在帝国枪炮之下，不知有几分公平可言。
本书作者马娅·亚桑诺夫是哈佛大学柯立芝历史学教授，她的帝国往事三部曲颇受好评。作为帝国往事三部曲的首部，本书之所以选取1750年－1850年这百年作为研究样本，既因这百年是“帝国形成的世纪”，也因这是作为“国家记忆”的大英博物馆从创立到“发展壮大”的世纪。传统书写总是热衷对帝国版图扩张的浓墨重彩，相比之下，亚桑诺夫笔下这些活跃于收藏界的人物要么长时间生活在帝国版图边缘，要么处于帝国社会地位边缘，“他们都用藏品来展现、打磨自己的社会形象”，“把艺术品收藏作为真正绅士的象征”，并渴望借此融进帝国中心，实现心仪的“贵族梦”。换言之，收藏既是他们“圆梦”的载体，同时也是帝国力量在边缘的投射。
博物学热的“副产品”
谈起国家收藏，不能不谈大英博物馆，不能不谈与大英博物馆的建立密不可分的汉斯·斯隆。
汉斯·斯隆本职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内科医生。汉斯的收藏嗜好实际来源于他的博物学爱好，如他曾在牙买加收集了“800个植物物种及其他活标本”。汉斯去世后遗留下来的“个人藏品达79575件”，包括无脊椎动物、鱼类、鸟、蛋与鸟巢标本等，以及大量钱币和艺术收藏。根据他的遗嘱，所有藏品都捐赠给国家。1759年1月15日，大英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汉斯所处的时代正是博物学大发展时期。历史上英国是博物学最为发达的国家，知名博物学家比比皆是，如约翰·雷、吉尔伯特·怀特、林奈、达尔文、赫胥黎等。17世纪中叶，英国学徒药剂师们的“植物采集活动”点燃了社会对博物学的巨大兴趣，各种博物学协会如雨后春笋。因为研究需要，药剂师们必须正确鉴别药用植物，博物收藏于是迅速发展。
汉斯们的收藏最初大多只是满足学术研究需要，尚未提升到国家政治层面。当汉斯将藏品捐赠给国家，同时意味着收藏从私人行为实现了向国家意志的让渡，大英博物馆从此迈开收藏步伐。几乎同一时期，“十全老人”乾隆面对马戛尔尼不远万里送来的上千件象征英国工业革命成果的礼物，却鄙之以“奇技淫巧”而锁入库房。当收藏上升为国家意志，文物收藏地位亦水涨船高，也让那些苦思冥想进入上层社会者看到了一线曙光。
“1850年的大英帝国囊括了全球的四分之一，从渥太华到奥克兰，从开普敦到加尔各答，从新加坡到西班牙镇，无远弗届。世上五分之一的人口都是维多利亚女王的臣民”。“伴随这种地理扩张而来的，是意志、人力和文化上的统一性，把帝国的众多互不相干的部分联结起来”。收藏文物显然是将众多原本并不关联因素联结起来的有效路径之一，同时也是提升个人形象和话语权的一条捷径。
俗话讲，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本书中那些“曾经在大英帝国最东端的印度或埃及生活过”，渴望回到欧洲，梦寐以求攀爬到上层社会的罗伯特·克莱武、安托万·波利尔、克劳德·马丁、德布瓦涅、索尔特、贝尔佐尼⋯⋯一个庞大的边缘群体蠢蠢欲动，以近乎疯狂的收藏举动，迎合着方兴未艾的国家收藏主义。最主要的一点是，基于这些人的身份，以及他们所谓的收藏策略，大英博物馆以及卢浮宫似乎不必担心国家因为所藏文物而背负道德污点，这大抵是这些博物馆至今努力解脱的一根“逻辑稻草”。
收藏背后的“贵族梦”
18世纪的英国无疑令人神往：一方面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近代市场经济体系初步确立，步入工业革命的英国正欣欣向荣；另一方面英国迅速向外扩张，实现了“地理上、政治上、文化上、宗教上、人种上那样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帝国”。当“伦敦中产乃至下层人都模仿上流社会的时尚、举止和观点”时，“贵族梦”顿时蔚然成风，自然也会不可避免地吹到那些远在国外的边缘群体。
1750年后，英国在印度和埃及扩张明显加快，实现扩张的“马前卒”便是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本书第一个重要出场人物是东印度公司军官罗伯特·克莱武：“大英帝国在东方的收藏史就始于罗伯特·克莱武”，他热衷收藏大师画和经典古物。“对于克莱武本人来说，他是否喜欢艺术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的“藏品给他苦心经营的贵族形象添上了点睛之笔”。不无滑稽的是，克莱武后来确实因此加入到贵族阵营，不过获得的是爱尔兰爵位，而非他所期待的英格兰爵位。
边缘人物为达到向中心的努力靠拢，必然绞尽脑汁，收藏就像是抬升他们社会地位的垫脚石。除了克莱武，同是东印度公司军官、来自瑞典的安托万·波利尔收藏了大量梵语、波斯语手稿。回到欧洲的波利尔，正是凭借这些收藏结交到老军人公爵，并迎娶了他的女儿，实现了身份的蝶变，不过不是他所期待的英国地位。波利尔的好友德布瓦涅身份复杂但肯定不是英国人，他的收藏多而杂乱，如中国金属痰盂、紫铜茶壶等，当然也有书籍、文件和地图等。后来他带着数十箱收藏终于来到了英国，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加入英国籍，但他始终只能游走于社会边缘地带，无法真正融入英国社会，更别说实现所谓的“贵族梦”。相较而言，二人的好友克劳德·马丁是个纯粹的法国人，他收藏书籍绘画也收集手稿，同时还是一个颇有水准的文物鉴赏家。虽然他同样渴望加入贵族行列，但两位朋友的返欧经历令他望而却步。
18世纪活跃在印度和埃及，为大英帝国效力的非英籍欧洲人多达数千名，这三人堪称代表。三人后来干脆铁心待在印度，斥巨资仿照英伦风格打造了宫殿，并将自己的藏品置于其中。就此，亚桑诺夫一针见血地指出，奢华建筑亦无法弥补马丁内心归属的虚无。
在英法争夺文物的另一个战场埃及，英国驻埃领事索尔特毕生都渴望成为绅士，为此不惜以近乎白菜价，将自己的诸多藏品贱卖给大英博物馆。生于威尼斯的埃及古迹早期发掘者贝尔佐尼曾冒着巨大风险，将埃及著名雕像“年轻的门农”运往英国。他一直通过在埃及挖掘古物，以此“寻求一种更倾向于公益的声望和保障”，“渴望归化的（英国）族群接受”。正是凭借这些边缘群体倾尽全力，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印度和埃及文物源源不断地运向英法两国。所有的输送都不是平白无故的，这些收藏者无论说或者不说，均无法掩盖他们终其一生渴望得到帝国认同并化身贵族的梦想。
历史不需要“漂白剂”
回溯帝国文物收藏史，其实就是一部掠夺史。当然，这种掠夺许多时候掩映在东印度公司这样低劣的招牌之下。本书所述边缘人物忙于收藏的背后，无一不是帝国力量驱动的结果。
为了疯狂掠夺文物，各种托辞根本谈不上冠冕堂皇。在拿破仑遭遇惨败不得不将埃及文物拱手交给英方后，法国历史学家商博良便踏上了埃及土地，展开新一轮的圈地式收割。所谓圈地，即英法两国领事安排人马，四处搜寻古迹，然后就在古迹上刻上自己的大名，这自然成为他们掠夺他国文物无法抹杀的铁证。
为达到“收割”文物目的，帝国无所不用其极。每次战争结束后，英国军官习惯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手下进行一段时间的掠夺，随后再强调纪律。这一解读同样适合晚清惨遭洗劫的圆明园。法国驻埃领事德罗韦蒂丝毫不落下风，为达到占有古墓目的，编造骗词，让当地百姓相信这件东西属于他。至于搬运石像、切割木雕，两国忙得不亦乐乎，谁也不在乎当事国埃及的感受。
“在商博良看来，埃及人对自己的文化遗产并不负责，因此，欧洲人需要介入”。对此，亚桑诺夫表示质疑，“把物品从其原本的位置搬走，其本身是否构成了一种破坏？”还有，“埃及文物的主要消费者始终是西方人，而非埃及人”。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欧洲人疯狂盗挖古墓已严重影响到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比如“现代的古尔纳村民以挖掘和搜索文物为生”。
亚桑诺夫写道，“每20个欧洲人当中，便有一人在去世时拥有印度艺术品和工艺品的小型‘收藏’。”这倒让人想起有媒体曾经报道：前几年，有一对英国兄妹将一件清乾隆粉彩镂空瓷瓶交委拍卖行，说这件文物一直被放在书架上，布满了尘土。无独有偶，有个美国人亦曾拿出一件清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拍卖，声称根本不知道此瓶是文物，更不知其来历。该报道的作者指出，西方人拿出一件中国古代文物，内部社会又会达成“谅解”和默契，因为祖上曾经到中国打过仗，抢过东西。默契背后，想必谁都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亚桑诺夫对于由边缘人物构筑起的帝国收藏史似乎有些无奈，于是说，“所有的视角都是受限的”，“收藏就像建设帝国一样，代表了人类对保护与组合、秩序与掌控的持久意愿。我们只能希望接受和包容式的收藏品最终能够战胜收藏帝国的暴力”。问题是，暴力已经掠走了原本属于别国的文物，难道现在还要回过头来劝导这些国家“虚怀若谷”吗？
（作者为书评人，本文将刊于2019年9月16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