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报告:25年来亚洲逾12亿人脱贫,一半以上在中国

《财经》记者 俞琴 | 文    朱弢 | 编辑

2019年09月25日 18:09  

本文3077字,约4分钟

亚洲国家的人均纯收入高低不均,国家之间的发展相当不平衡。卡塔尔的人均收入最高,阿富汗的人均收入最低,前者是后者的92.3倍,是中国的6.5倍。

中国是对全球减贫人口贡献最大的国家。

9月24日,博鳌亚洲论坛在北京发布《亚洲减贫报告》(下称报告)。据报告专家团队负责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介绍,从1990年到2015年,非洲贫困人口数量从2.78亿增至4.13亿,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亚洲贫困人口数量则在减少,从15亿降至2.6亿,其中一半以上减贫人口在中国。

贫困与国民收入密切相关。按照每人每天1.9美元的贫困线标准,亚洲国家目前的极端贫困发生率大幅降低,总体消除了绝对贫困,且趋势向好。联合国今年9月发布数据显示,亚洲国家目前的极端贫困发生率为1.85%,结合现有最新人口数据计算,现有极端贫困人口为8112万人左右。

不过,具体到每个国家,亚洲国家的人均纯收入高低不均,国家之间的发展相当不平衡。最高人均收入国家卡塔尔是最低人均收入国家阿富汗的92.3倍,是中国的6.5倍。

按照联合国的定义,贫困不只是缺乏收入和资源导致难以维持生计,还表现为饥饿和营养不良、无法充分获得教育和其它基本公共服务、受社会歧视和排斥以及无法参与决策。

除了收入以外,基础设施与社会服务的提供是减贫所必须密切关注的指标。报告显示,如果根据健康、教育和生活标准领域的等10个指标来看,世界范围内,多维度贫困人口为13.26亿人,其中半数以上在亚洲。

亚洲的大量贫困人口集中在有限的几个国家。报告强调,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中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尼泊尔、阿富汗、也门、老挝、越南这12个国家容纳了亚洲国家超过95%的贫困人口,也是未来减贫的重点国家。

减贫挑战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表示,世界上仍有超过7亿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减贫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亚洲在减贫领域取得了成就,但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因病致贫,以及自然灾害造成的贫困问题,“原来很富裕,来一场自然灾害,泥石流、地震造成的灾害,出现了贫困问题,这些问题给原有的贫困问题又增加了新的问题。”

“如果以更高的标准来看待减贫,中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表示,尽管已经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中国政府的扶贫攻坚任务仍旧艰巨。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第一项就是消除贫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2015年表示,中国将继续大幅增加扶贫投入,在未来五年让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要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亚洲国家存在哪些挑战?

报告指出,青年失业是未来减贫的第一挑战,没有青年人的充分就业,将会使未来家庭收入的增加产生极大困难。此前联合国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较慢,年轻人失业的可能性是成年人的三倍。

就亚洲来看,亚美尼亚、叙利亚等8个国家的失业率超过10%,另外,失业率在5%-10%之间的国家包括阿富汗等10个国家。中国的失业率为4.71%。

值得注意的是,亚洲诸多国家没有青年失业统计,现有的统计结果都偏高。比如,2017年,阿塞拜疆总体失业率为5%,而15-24岁青年失业率为12.9%;亚美尼亚的失业率高达18%,青年失业率是25-64岁劳动人口失业率的两倍,为36.6%。

另一项减贫挑战是粮食短缺与营养不良。

联合国2018年新的低收入缺粮国家名单包括全球51个国家,其中有11个在亚洲,包括阿富汗、孟加拉等国。

报告指出,世界上有超过8.2亿人仍然处于饥饿状态,到2030年实现零饥饿目标面临巨大挑战。在亚洲,尽管过去五年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南亚仍然是营养不足发生率最高的区域,接近15%,其次是西亚,超过12%,而且情况仍在恶化。从各地区来看,营养不良人口分布不均,大多数人生活在亚洲(超过5亿)。

在微观层面上,营养不良人口及其比例,反映出一个国家真实的粮食短缺状况。

《世界可持续发展报告2019》中的数据显示,亚洲营养不足人口比例超过30%的有三个国家,分别是朝鲜(43.4%)、也门(34.4%)和阿富汗(30.3%);介于20-30%的三个,伊拉克(27.7%)、东帝汶(27.2%)和巴基斯坦(20.5%);介于10-20%的国家有12个,包括蒙古、柬埔寨等。

报告指出,造成亚洲国家粮食短缺和营养不良的原的内部原因比较复杂,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有的是制度与治理的原因,有的是资源利用的原因。但外部原因比较明显,除了战乱与冲突以外,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不容忽视。

此外,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供给跟减贫密切相关。在亚洲,中下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供给落后。具体而言,又表现出不论收入高低的区域差异性,比如缺水的西亚国家,城市自来水供给短缺;在内陆发展中国家,互联互通成为对基础设施的基本要求,他们要求通向市场,无论是物理的还是互联网的。

进一步来看,亚洲国家呈现出更具体的国别差异特征。比如泰国,不平等的教育质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面临新的健康挑战,包括非传染性疾病的增加;伊拉克的初中完成率在有统计的亚洲国家中最低,仅为48.08%;土库曼斯坦2019年结束免费供水、天然气、电力和住房的政策,可能导致穷人生活水平恶化;就中国而言,则为异地搬迁脱贫农户的产业基础尚不稳定,需谨防再次陷入贫困,以及城乡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不均等。

在未来的减贫过程中,各国尚需弥补在这些领域的短缺,才有可能去除减贫障碍,实现“零贫困”。

中国经验

报告重点梳理出亚洲国家减贫的五方面经验:和平的环境是发展与减贫的前提条件;产业发展与创造就业是减贫的直接驱动力;人力/社会资本的效应(包括企业参与扶贫)是发展与减贫的根本;资金投入是减贫的必要条件;媒体宣传与全民参与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了大规模扶贫开发,使7亿多农村人口摆脱贫困。中国也是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

总结中国减贫成就与经验,有两个重要时期,即发展减贫与精准减贫时期。在早期很长一段时间是靠经济增长促进减贫,后期当单纯靠经济增长已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时,“精准减贫”应运而生。

发展减贫阶段的显著特征是农业驱动、工业化驱动以及国家主导的、有计划、有目标的农村开发式扶贫实践。精准减贫时期的制度创新则包括:第一,扶贫领导机制和资源筹措机制创新;第二,直接瞄准贫困群体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识别机制;第三,确保扶贫效果的精准施策;第四,扶贫方式的创新;第五,确保脱贫攻坚质量的第三方独立考核评估。

值得注意的是,精准扶贫是在发展减贫过程中的政策累加而不是替代,原有的发展扶贫措施同时继续发挥作用,报告研究团队认为,这使得2012年以后的扶贫实践“突出了一个政策累加的效应,发挥了卓越成效”。

周小川表示,从中国、亚洲的角度来看减贫经验,以下几方面值得强调:

第一,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领导人、政策的选择是否特别重视经济发展、人均GDP的提高和减贫非常关键。通过国际比较,可以看出不同重视程度所产生的差别。

第二,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亚洲国家在这方面做得比较突出。就中国而言,制度选择和发展战略,很大程度反映为改革开放。选择改革开放就是把不合理的制度政策改过来,强调对外开放国际贸易,以及国际投资重要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机会。

第三,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对减贫起到重要作用,中国城镇化的发展也跟贫困减少有非常大的关系。此外,教育发展也非常重要,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多经验。

第四,财政政策强调收入分配调节,特别是收入再分配政策。这能够促使扶贫攻坚获得财政上的有利支持,同时也能带动金融服务等方面对扶贫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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