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需求疲软，今年贸易增长将减缓。贸发会议提出，应找到改变全球经济游戏规则的政治意愿，增加公共部门主导进行大规模投资所需的资源，使全球经济走上扩张之路
《财经》实习记者 何一非 记者王延春 /文 王延春/编辑
2019年9月25日，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简称贸发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发布《2019年贸易和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全球经济前景笼罩在国际贸易紧张局势和地缘政治争端的迷雾中。“世界经济正走向困境，2020年的衰退现在是一个明显而现实的危险。”
贸易摩擦、汇率变动、企业债务、无协议脱欧和收益率倒挂等情况都提出了警示，但没有迹象表明各国的决策者已经准备好应对未来的风暴。
该报告预计，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从2018年的3%降至2.3%。一些新兴经济体将陷入衰退(图1)，一些发达经济体距离衰退也仅一步之遥。美国正处于有史以来最长的复苏期，也是最弱的复苏期。自2017年减税以来的回升正在消退，几乎看不到承诺的投资繁荣迹象。在其他发达国家，回升更是昙花一现。欧元区正滑向停滞，德国经济表现出明显的疲软景象；尽管英国脱欧对整个欧洲经济来说是一种烦心的纷扰，但英国经济似乎注定会在2019年遭受极大创伤。
报告呼吁决策者应将重点放在增加就业、工资和公共投资上，而不是继续执着于股票价格、季度收益和投资者信心。报告认为，由公共部门发挥主导作用的“全球绿色新政”可以成为新方案，可以彻底结束全球金融危机后多年的紧缩和贫富差距、帮助实现更公平的收入分配以及扭转数十年来的环境退化。
全球需求减弱，贸易增长减缓
值得关注的是全球贸易紧张加剧。报告指出，随着全球需求疲软，加上美国政府的单边关税行动，今年的贸易增长将减缓，2018年贸易增长率降至2.8%，今年可能低至2%。
随着全球需求的减弱，贸易陷入停滞。与2018年同期相比，2019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率估计仅为0.4%。美国从2018年初开始对特定中国产品提高关税，后来又扩大了从中国进口的征税范围，但并没有起到帮助作用。一些国家的报复行动接踵而至。虽然迄今为止的影响已经得到控制，但如果恢复针锋相对的关税调高，再加上投资放缓，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若全球多边体系已经减少的信任恶化，可能损害全球经济前景。
报告显示，自金融危机以来，大宗商品市场大起大落；大宗商品现在正处于疲软阶段，价格远低于危机后的高点。虽然需求低迷是最近几个月许多初级商品市场缺乏价格上涨的原因，但中期波动受到石油价格大幅波动、初级商品市场金融化和市场力量集中在少数国际贸易公司的影响。
贸发会议商品价格指数从2018年10月的134下降到该年12月的112，此后回升至接近120的水平。燃料价格推动了2018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指数下跌，燃料价格指数从10月份的149降至12月的115。
印度尼赫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前联合国贸发会议高级经济事务官员钱德拉塞卡尔9月25日在北京回答《财经》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认为在全球价值链中没有获得很大收益，对中国产品采取加征关税措施。中美贸易摩擦对亚洲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产生溢出效应，导致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速下降，也对全球价值链带来破坏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脱钩趋势明显。
警惕发展中国家高债务
报告显示，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债务水平高于以往任何时候，总计约为67万亿美元。在不确定性和投资者焦虑不断加剧的背景下，资本从新兴市场逃往相对安全的美国仍可能引发自我强化的通缩螺旋上升。
不断攀升的债务水平，正不祥地笼罩着全球经济。这些因素，加上市场波动加剧、多边体系支离破碎以及不确定性不断增加，构成了当前的政策挑战。报告认为，放松金融管制长期以来破坏了一个健康的信贷系统所仰赖的信任，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通过允许不受约束的私人信贷创造过程来实现的。这次也不例外。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放松管制的金融操控超级全球化以来，全球债务已从1980年的16万亿美元增至2017年惊人的213万亿美元，增幅超过13倍，其中私人债务占主导地位，从12万亿美元增至145万亿美元。
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总额已达到最高纪录，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90%(图2)。与常见的说法相反，大部分是私营部门债务，从2008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9%上升到2017年的139%，而公共部门债务在2017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1%。自金融危机以来，高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私营部门债务增长尤为迅猛，2017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65%(图2)，不过增长趋势在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也很明显(图2)。
全球经济衰退可能导致这些国家纷纷陷入债务困境。报告重申一直以来关于债务减免和债务重组的呼吁，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十年实现可持续发展。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基金组织全球债务数据库数据的计结果。图中的收入类别遵循贸发会议数据库的分类。
钱德拉塞卡尔以及与会专家表示，私人信贷创造没有促进生产性和包容性增长，而是高度集中于投机活动，通过影子银行做法传导，进而导致更深层次的收入不平等。虽然影子银行的崛起在某些方面被誉为金融创新价值的标志，但在实践中，这些产品已被证明是不稳定的根源。尤其是当信贷的目的是购买金融资产，而这些资产又被用作进一步借款以购买更多金融资产的抵押品时，投机过度和对质量不断下降的资产的追求加剧了金融不稳定，随之而来的是借款人不可避免的违约和不断下跌的资产价格。
虽然这些趋势在包括贸发会议在内的国际组织中敲响了警钟，但《2030年议程》的许多支持者仍然转向私人融资，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公共产品和投资提供资金。简而言之，如果不对金融体系进行深层次的改革，这是行不通的；真正的问题是如何使债务更好地促进发展及其在全球绿色新政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正视过度金融化带来的风险
金融危机爆发10年后，全球经济仍然过度金融化和脆弱不堪。
尽管非常规货币措施“”负利率和量化宽松“”自危机以来效果不佳，但非常规货币措施和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仍然是应对全球经济疲软的首选政策。
货币流动增加了人们对经济的焦虑感。在超全球化时代，随着货币市场的金融化，这类走势变得更加变化无常。摩根士丹利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在2019年初大幅上涨，但在4月中旬至5月下旬期间大幅下跌，之后再次攀升。这种波动背后有三个因素：阿根廷和土耳其等受危机打击的国家大幅波动；由于发达国家的政策不确定性和新兴市场增长前景羸弱而导致流向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动波动起伏；更普遍的压力来自美国政府要求保持美元的“竞争力”。在一个仍然严重依赖美元可预测角色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将这种角色转变为经济弹药的来源，可能会带来更多不稳定的后果。许多发展中国家眼下的一个担忧是，在外债迅速增加之后，任何对本国货币信心的急剧丧失，都可能使它们面临更深层次的通缩压力，阿根廷和土耳其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
针对这些现状，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经济发展室主任徐奇渊分析全球贸易与经济情况时表示：第一，当前全球的宏观形势处于全球低利率、低通胀、低经济增长、低贸易增速，资产价格却快速攀升，尤其是相对安全的资产价格高企的情况，比如，美国的股票市场、美债走高；日本、德国的国债也负利率了，价格也非常高。那么钱去哪里了？很多都流向这些安全资产或者优质资产上面，但却没有流向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这正是另外一面的问题——高风险溢价，在中国出现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国际上一般的投资项目融资也不容易，各国银行账上趴着的大量资金宁愿买德国、法国、日本负利率的国债，也不愿意给制造业等投资，为什么？因为实体经济整体不乐观，充满不确定性，投资机构对实体经济没有信心。“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经济情况”。
加之现在多是机器交易或者基于AI技术的自动交易，机器背后是人，如果每个人编的程序相似，或者机器学习的过程相似，会导致金融市场交易行为产生共振，大家同步看涨与看跌，这时候市场容易出现大幅度的波动，这预示着会积累更多的潜在风险。
第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会实现系统的自我平衡。但是目前有两个自我平衡机制出了问题。一方面，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自我调节机制出了问题。作为逆差国，美国货币在过去多年没有贬值。那么2015年美国开始加息，本来这意味着美国需求紧缩、经常账户赤字将减少，但是现实情况是，美国通过加息把无风险收益率抬上去了，结果全球资本流向美国，美元升值了，最后是美国逆差进一步放大。在这种情况下，汇率机制无法自我调节国际收支。因为汇率不是由经常账户余额决定的，而是由金融账户来主导、来决定的。反过来，中国作为经常账户顺差国，应该汇率升值，但是因为美联储加息，中国面临资本外流，汇率反而出现了贬值，结果反倒使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上升了。国际收支-汇率的自我调节机制失效，不但没有发挥自我平衡作用，反而加剧了全球失衡。
另一方面，各个国家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也出现了大问题。在过去，分配更多的是一个国内政治问题，因为主要体现为国内的阶层分化和收入差距扩大。但是现在，美国国内收入差距拉大，华尔街、跨国企业和一般民众之间的矛盾加剧，这时候，美国国内的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问题没有被解决，反而被外化为国际问题，中国等国家成为替罪羊和躺枪者。在欧洲、日本等一些国家，右翼势力抬头、对移民问题的担忧、包括英国脱欧等，实际上都存在国内问题外部化迹象。
呼吁全球启动“绿色新政”
贸发会议呼吁推行全球绿色新政，依托一种旨在促进生产性贸易和遏制掠夺性金融的国际货币安排新方法。这种方法将在促进公共投资的同时避免环境崩溃，推动工资主导型增长，而不是金融主导型增长。
按照“全球绿色新政”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将需要史无前例地扩大对这些国家生产性投资的融资，保守估计每年融资至少2万亿至3万亿美元，也只能按时实现最基本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报告建议采取的行动包括：
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全球优惠贷款方案，旨在允许参与国以优惠条件借款，并设计额外的贷款机制，专门用于满足公共部门到2030年总融资需求的外部份额。为此可建立一个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基金，并通过捐助国兑现其过去40年(未兑现的)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占国民总收入的0.7%—来获得资金。
扩大特别提款权使其成为一种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公共物品，环境保护和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无疑是一种公共物品因而依赖公共资金。这将提供一个额外的、聚焦发展目标、灵活和可扩展的债务融资机制，以支持环境友好和可持续的发展。
制定专门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债务减免方案，以缓解眼前的流动性限制，并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长期的债务可持续性，这个方案应不施加严格的政策条件或限制性资格标准。
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货币合作，以实现再融资和促进区域内贸易，发展区域内价值链，不局限于区域储备互换和合作设立流动资金池，促进区域支付系统和内部清算联盟的全面发展。
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框架，以促进对无法再按照原始合同偿付的主权债务进行公平有序的重组，该框架受一套商定的原则和国际法的规范。报告提议了建立这种国际公认的、基于规则的主权债务重组框架的初步步骤，包括暂停还款、债务人持有资产融资以及向拖欠债款的国家提供贷款的条款。
通过绿色新政扩大投资、拉动内需，所需的资金从哪里来？贸发会议认为，资本的管理每年可以为《2030年议程》提供6,800亿美元的意外财富。
贸发会议全球化和发展战略司司长柯睿智说：“《2030年议程》依赖投资规模的扩大，而人们往往认定，这最终取决于发掘高财富人群和私人金融机构的资源。”
“实际上，如果没有公共部门的引领作用，如果在私人外国资本的监管方面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将资金导向长期生产性投资是不可能的，”他表示。
报告强调，一是政府重新回到多边主义的道路上，找到改变全球经济游戏规则的政治意愿，增加公共部门主导进行大规模投资所需的资源，采取绿色新政使全球经济走上扩张之路；二是通过资本管制减轻对外部资金波动不定的脆弱性；通过打击税收驱动的非法资金流动减少财政收入损失；通过对数字经济公平征税来增加财政收入等办法，改进资源配置，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将那些被滥用、误用甚至浪费的资金发掘出来，引导到公共部门的投资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