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航空枢纽。通过前两次转型，香港已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当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香港有望从“超级联系人”转变为“深度参与者”
港珠澳大桥。图/视觉中国
文/《财经》记者 焦建 编辑/王延春
1978年9月，东莞虎门镇，一家名为“太平洋手袋厂”的企业在该镇解放路7号正式成立。根据当年8月30日签订的建厂合同规定：港方负责进口设备、原材料及产品外销，当地相关部门则负责工人及厂房。
这家排序“粤字001号”、作为珠三角乃至中国首家“三来一补”企业的诞生，揭开了香港中小企业投资内地的序幕。自此开始，中国香港地区的资金、技术、贸易渠道乃至生意理念不断涌入。一方面通过“前店后厂”模式带动珠三角地区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另一方面，也令香港成为了外资进入中国最重要的门户和桥梁、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渠道，乃至中国企业与国际接轨及走向海外的重要桥头堡。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发展水平与广州接近（许多领域由于规模小甚至不如广州）。但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香港的国际贸易及出口加工业得到迅猛发展，并深深融入珠三角地区，成为全球供应链在亚洲的枢纽，为中国内地引进了资金、技术与管理经验，并将在内地加工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香港国际金融学会创会会长肖耿曾对《财经》记者回忆称。
香港在历史上形成了自己特别的个性：受制于岛屿限制所造成的地形崎岖且资源匮乏，从而培育出了富有韧性的平民精神及商人文化；与法治社会相符的契约精神，为现代金融业生长提供了良好土壤；中西文化交汇相融，带来了弹性的经济制度及发展模式⋯⋯作为国际金融商业中心、航运中心以及热门旅游目的地，香港用近百年时间逐一培育出多块“金字招牌”。
斗转星移。今天的香港为避免“在成功中失败”，亦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一方面，上世纪50年代及70年代的两次经济变迁，令香港形成了沿用数十年依然行之有效的产业基础。但在一系列新技术、新产业浪潮袭来的当下，香港第三次经济转型仍尚未显出“章法”；另一方面，亦如内地学者曾对《财经》记者所言的“半扇门”比喻：“香港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地市场本身的开放程度。内地像改革开放之前一样，香港的中介地位不会存在；内地市场完全开放，香港亦将面临重要挑战。半开半关之时，对香港才是最有利的。”在中国已处于全方位对外开放新阶段的当下，香港如何发挥自身的中介及桥梁优势？
在产业结构多元化，将制度优势加速转化为竞争优势等方面，香港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实际上香港还有100多万贫困人口，年轻人缺乏流动性，根本还在于发展经济；要解决香港经济问题，渠道之一还是加速其与内地的融合，加速其在国家宏观战略中发挥作用。”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郭万达曾对《财经》记者如此解析。
两次转型
从1841年到1951年间，作为转口贸易港曾是香港的主要产业定位。但在一系列因素及机遇推动下，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上世纪90年代，香港则先后经历了两次经济产业结构转型：
第一次始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面临两大背景：其一为朝鲜战争，其二则为来自上海等地的企业家、劳工移民。在前者让香港的转口贸易受到巨大冲击的同时，后者则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技术以及人才的涌入，启动了香港的工业化及制造业发展历程。从1952年到1969年，主要以各类贸易型轻工业产品生产为主的工业化带动了香港经济的迅速腾飞。
第二次令香港经济结构日趋多元化的转型，发轫于上世纪70年代，并于90年代末趋于完成。在这一阶段，香港经济结构逐渐从工业制造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在已有此前数十年积累，且受到外部环境变化（西方主要市场萎缩、亚洲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竞争激烈）影响下，香港走上了经济多元化发展道路。从原来的出口和制造业为主，转变为由港口带动并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作为这一阶段成果的几个主要标志，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逐步稳定，地产和旅游业也开始成为其支柱产业。
此次转型背后，香港把握住了几个宏观机遇：其一，同期（始于70年代、盛于80年代）出现了全球金融自由化及发展中经济体崛起的趋势，香港则迅速破除了一系列政策壁垒，积极利用香港产业及区位优势打造金融自由贸易港；其二，这一阶段亚太区域内多个经济体也实现快速发展，东亚时区内需有一个国际性的金融中心提供服务。此外，更重要且延续至今的宏观背景，则是中国内地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进程，不断为香港的发展与繁荣带来新发展空间和机遇。
“香港从一个转口港变成一个制造业中心，再变成一个服务于制造业活动的后援部队，就是中国经济的对外封闭和对外开放所促成的。”在一本于1997年出版的名为《香港优势》的书中，曾任教于哈佛大学（后任教于香港大学）的香港与珠三角地区竞争力专家米高·恩莱特（Michael J.Enright）教授曾写道；而在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访问教授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看来：香港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1997年回归之间表现不错，是因为“幸运”——在中国逐渐开放的过程中，许多本来内地应该做的事，都要靠香港去做，令香港成为大赢家。
图/视觉中国
此次转型为香港带来了至少两方面的持续影响：推动了其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经济的持续增长，并强化了其作为亚太区国际贸易中心、航运及航空中心、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使其发展成为全球主要服务经济体之一，奠定了其延续至今的经济竞争力；香港原有的制造业基础、技术及资金逐渐迁移至内地，香港逐渐与珠三角地区等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此举带动了香港贸易也逐渐变为以来自内地的货物转口贸易为主，反过来又进一步巩固了香港作为上述各类“中心”的地位。
几十年过去后，如何全面认知此次转型，长期研究香港经济的学者冯邦彦就曾在其所著的《香港产业结构转型》一书中指出：整体而言，二战后香港产业结构的两次转型，主要是在外部因素的推动或刺激下，根据自身比较利益在市场机制下自动调节的结果。“技术进步在其中的影响力不算重要，这直接导致了香港产业结构的缺陷和问题。”
“按照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理论’，经济发展要经过四个阶段，分别是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如果把创新驱动按照狭义的科技创新来理解的话，香港在一定程度上是跳过了这个阶段，直接跨越到了财富驱动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发展动力衰减乃至不足，因此香港应该适度‘折返’，强化创新引领。”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张玉阁亦如此对《财经》记者解析。
与新加坡、韩国等同期崛起的所谓“亚洲四小龙”相比，在自身的第二次产业结构演变中，香港制造业并未经历明显的升级转型。其虽也曾试图追赶工业化浪潮，并积极发展电子产业，但其基础性工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并未确立优势。部分受制于此，上世纪80年代，制造业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比重维持在20％以上，如1985年制造业占GDP的比重达到22.0％，服务业则为69.5％，表现为相对平衡的产业结构关系。但在进入90年代后，制造业在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快速下降，而服务业则快速上升，至今已多年维持在95％左右。
作为贸易、物流、金融、专业服务及地产为经济发展主导的全球服务业枢纽，意味着香港经济的“外向性”特征尤为明显，极易受到外部风吹草动的影响。而在香港回归后的近20年时间里，也正是因为受到了内外部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其经济走出了一条近乎“W”型的发展轨迹：
1997年时，香港经济并未出现多方预期中的“回归颓势”，反而在地产及股市中均出现了严重泡沫，其经济在当年前三季度的实际增长率分别为5.9％、6.8％和6.0％。但好景不长，随之而来的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使得香港的银行利率高企、港币资产大幅贬值。从1998年一季度起，香港经济连续五个季度陷入严重衰退，到1999年二季度后才开始复苏——若以当时市值计算，香港GDP直到2005年才超越1997年水平；人均GDP更是要到2006年才超越——在缺乏内部原生发展动能前提下，香港经济复苏进程曾接连被打断：2001年“9·11”事件及2003年非典疫情，曾令香港经济重新进入低增长阶段。为缓解香港经济下行压力，内地与香港签署了CEPA协议及随后的多个附件，加之大量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刺激各类需求，令香港逐步走出困境，也让香港经济增长动力开始主要源自“中国因素”带来的金融业和旅游及相关产业机遇。后因全球金融风暴冲击，2009年香港再次陷入衰退。
在从1987年到2004年，香港一直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之一。但随着内地航运业快速兴起带来了货物分流，加之劳动成本和经营成本大幅上升，香港转口贸易开始部分转向离岸贸易，其港口作为内地对外贸易的传统中介地位亦开始下降。
以金融服务及旅游、零售为主的经济结构，也使得香港日益面临“低产值、高就业；高产值、低就业”所带来的诸如贫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由经济因素导致的社会问题，加之香港近年来房地产行业的持续性景气，一方面令越来越多的香港人苦于“难以上车”，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推高了香港整体的经营成本，进而削弱香港经济内生的调节能力及向外的竞争力。
香港经济结构调整按下“快进键”
私人企业及个人努力抓住了前两次转型机遇后，香港已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故而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很少有人去关心及探讨经济结构转型等宏观问题。“香港经济如何进行第三次升级，迈向高增值经济”这一话题真正在香港引起广泛讨论，是在1997年。
当年，香港制造业在本地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仅剩6.5％，已出现“空心化”危机，经济增长动力不断受到削弱，并出现楼价急跌、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财政状况恶化等经济社会问题。社会各界普遍感到：香港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需要调整过于依赖服务业的产业结构，推动经济朝多元化方向发展。
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之后，关于香港的经济结构调整有过多次讨论。香港经济的战略定位是城市型经济体还是独立经济体？从当时的国际比较视野看：世界竞争力较强的中小型经济体，如新加坡、芬兰等，其产业结构比例关系大致为35％的工业和65％的服务业。同时，还掌握某一两个工业领域的领先技术，拥有若干传统的高附加值品牌。
如定位为一个中小型的独立经济体，香港这种过分依赖金融等服务业的产业结构存在严重问题；但如定位为城市型经济体，香港需要发展具有优势的产业而无需过分关注产业结构的平衡。因当时香港已回归祖国有所依凭，不少意见倾向于后者。尽管如此，各方也普遍认识到：仅凭金融服务业——作为高风险行业，存在周期性起伏，极易受到外围经济环境的影响——难以支撑起整个香港的稳定发展。
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前述的战略定位问题逐渐由“二选一”变为如何“合二为一”，各方对问题的认识也深化为两个主要方面：其一，金融等服务性产业是一种“虚拟产业”，必须要有其他互补性产业和庞大的经济腹地来支援才能正常发展。香港需进一步深化与珠三角等地区的合作关系，增强彼此间互补性；其二，香港也应借助本地科技研发资源优势，适度推行“再工业化”。
亚洲金融风暴后，推行新产业政策的大方向，在香港各专业及政治团体中已有共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下称“特区政府”）也一改以往以市场为主导的产业政策，先后多次成立相关委员会，订立不同的新产业政策，如“创新科技委员会”（1997年）、“经济机遇委员会”（2008年），以及“经济发展委员会”及“金融服务发展委员会”（2013年）等，目的均是推出比较积极的产业政策，引入创新科技等产业以创造经济增长点。
“香港经济结构转型，工业北移。包括工业和服务业在内的低收入生产模式，已不再适应香港长远发展。一方面，香港因生活水准高企，和临近地区相比，早已失去了依靠低工资的竞争条件；另一方面，若试图通过拉低居民收入去维持香港竞争力，这个想法既不实际，也不能保障市民的整体利益。香港工业北移，反映出市场竞争的无形之手，已向我们指出必须行走的路径。无论是工业还是服务业，只能向高增值发展。”1997年10月，时任特区政府行政长官董建华在其首份施政报告中称。
在不少研究者看来，这揭开了香港经济结构第三次转型的序幕。在其第二份施政报告中，香港未来的定位变得更加明晰，“我们看到纽约和伦敦分别是美洲和欧洲的首要国际都会，而且都是国际金融中心、旅游名城、跨国公司的总部集中地，以及国际信息和运输中心。我认为香港将来不但可以成为中国的主要城市之一，更可以成为亚洲的首要国际都会，享有类似美洲的纽约和欧洲的伦敦那样的重要地位。”
2003年1月，董建华在连任行政长官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中，又对香港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方向”和“四大支柱”的发展思路，即加快香港与珠三角地区经济融合，促进香港经济转型，同时强化金融、物流、旅游和工商业等四大支柱产业的发展。随后，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香港政府接纳了当年10月成立的香港经济机遇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发展六项优势产业的建议，包括文化及创意产业、检测和认证、环保、创新科技，以及教育、医疗。
在2009年10月的施政报告中，时任行政长官的曾荫权亦指出：“除四大支柱产业外，六项优势产业对经济发展起着关键作用。”2014年，时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在其施政报告中也提及了六项优势产业：医疗、环保、教育、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检测和认证。除排序不同外，大类与之前六项并无相差。
与前两次经济产业转型相比，香港第三次经济转型的规划性有所增强。以“六项产业”为例，出现了两大突破：一是跳出原有行业窠臼；二是突破“不干预”藩篱，提出倾斜性扶持措施。
时隔多年之后，上述“六大优势产业”规划的实施结果？特区政府统计处的数字显示：2008年，四大支柱产值为8886亿元（港币，下同），占GDP的比重为56.7％，养活166.15万就业人口；到2016年，其产值增加至13675亿元，占GDP的比重为56.6％，养活177.53万就业人口；相较之下，六大优势产业的GDP占比由2008年的7.5％，微升至2016年的8.9％，就业人口则由38.89万升至48.09万。
“主要因应全球金融海啸，在2009年推出‘六项优势产业’，这是一项回应短期国际经济波动的大实验，当时未经深思熟虑，在所难免。”香港某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曾指出；在特区政府审计署此前数年的相关报告中，也曾就相关基金和计划检讨，指出存在的问题包括：成本效益不相称，监管不足；香港产业政策一般并没有明确的短、中、长的量化指标，社会和立法会并不容易监督其成效；虽成立了不同类型的新委员会、基金、法定机构等，并委任了海外及内地专家，但他们很可能对香港了解不深，作用有限。
这实际也部分折射出了香港在几十年间形成的政府与市场的互动关系，即香港产业结构调整主要受市场机制诱导，政府在其中只起辅助作用，即“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当时香港政府将经济政策修订为“积极的不干预”（Positive Non-intervention），即除非有明显证据证明市场失效，否则政府对私营企业不作任何干预。
学者斯蒂芬·哈格德在《走出边缘——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成长的政治》一书中则如此分析：在其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必须由国家来执行的重要职能，在香港则由高度发达的商业和银行机构执行。这些职能包括在市场营销甚至产品设计中的长期借贷和扶持。“香港可能不符合纯粹市场经济的抽象模型，但它至今仍维持着世界上最为自由放任的经济。在微观层面，除土地政策外，香港从未努力通过政府贷款、保护或补贴来引导产业。政府也不提供有目标的财政激励；征税也只是为了财政收入。”
然而，近20年来，香港一直推动的创新及科技产业发展至今仍难言成功，对经济总量及就业的贡献一直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2008年，其GDP占比为0.6％，时至2016年，占比略升至0.7％。此外，香港虽拥有一系列国际排名靠前的高校，但每年花在研发中的资金占GDP比重却在多年间不足1％。加之香港较为普遍的“交付文化”（即习惯于承接产业链中某道工序并将其完成后交给下个环节，并不愿意从零开始完成整个产品）及“地产霸权”对新兴产业成长空间的挤压，均让香港一系列新产业难以出头至今仍未“挑起大梁”。
受制于一系列复杂原因，香港经济的增长速度不尽如人意。
1997年时，香港1773亿美元的GDP总额，占了内地GDP总额的18.6％；2018年时，香港3630亿美元的GDP总额，仅占内地GDP总额的2.7％左右。2014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城市竞争力蓝皮书》预警称：香港原有优势正逐渐弱化，特别是科技创新长期交白卷，未能与珠三角同步转型；而产业过于依赖金融和房地产、人口老化、与其他国际城市竞争落后等，都显示香港的持续竞争力已亮起红灯；在次年5月公布的新一版《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深圳首次成为中国最具竞争力城市，取代曾连续12年雄踞榜首的香港。
如何当好 “超级联系人”
香港已连续24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香港在人才、税制、地理位置等方面具有优势，帮助内地企业更方便地走出去；同时也吸引更多外国企业投资香港及拓展内地市场。改革开放40年来，香港依靠稳健的金融系统、全面开放的自由贸易市场以及低税率等多方面优势，成为内地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理想双向开放服务平台。
近年来，“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等陆续推出，促进了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
香港投资推广署近日一项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在香港设立分公司或地区总部的内地和海外企业已达8700家，比去年全年多约500家。其中，来自内地的企业增幅超过10％，增幅最大。
2008年1月时，《时代》周刊提出了“纽伦港”这一概念，将香港（而非其亚洲老对手东京或新加坡）和纽约、伦敦放在一起，看作是全球三个最重要的金融城市。
作为香港四大支柱产业之一的金融业，在有意无意间一次又一次抓住了升级机遇：1997年回归后，在制度建设层面，香港放松了对银行业的管制，分阶段撤销了利率协议及对外资银行扩展分支机构网络的限制，并引入存款保险等一系列制度，从而保证了香港银行体系的稳健及效率并行；在证券市场方面，香港则先是调整了其证监会的管理架构，将原主席的职能分拆为由主席及行政总裁分别执行，兼顾了市场监管和发展。
资本市场的不断变革提升以吸引众多希望在全球市场上市筹资的中国公司，加之人民币国际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新业务，曾被认为是香港为数不多有较大确定性可巩固其“超级联系人”地位的领域。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香港一直扮演着不可取代的角色。以金融这个重要范畴为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对国家金融改革和开放的贡献是多方面、独特而且明显的。香港一直是内地企业在国际融资的首选平台，也是内地金融机构发展国际业务的首选场地。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的融通，助力内地资本市场面向全球双向开放。
为稳固自身地位继续吃“四方饭”，香港金融这一传统优势产业亦须通过转型升级寻找新的增量。自2015年下半年起，对关心如何重新聚焦于经济发展的香港各界来说，这也变为一个高频话题。
在此之前，国家对香港的扶持大多以“大礼包”形式推出，例如“自由行”旅游政策，以及自2003年以来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及其补充协议的不断签订及逐渐落实。
在“十三五”期间，政策有了新的调整：
201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公布。港澳未来五年发展规划为“深化内地和港澳合作发展。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促进和谐”。为利好香港经济，该建议在支持巩固香港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中心地位基础上，提出要推动其参与国家双向开放及“一带一路”建设；并支持其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推动其融资、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
“除金融、贸易外，香港亦可寻求高附加值增长点，包括成为国际仲裁中心，处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事宜。”国家发改委也曾对香港提出建议。而多位研究者在解释“十三五”规划时则对《财经》记者表示：上述表述可被解读为香港的“超级联系人”地位依然举足轻重。当香港正面临内外多重压力，亟待寻找新发展增量的时刻，“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等与国家经济整体发展有关的新概念，又填补了香港经济发展在“顶层设计”方面的欠缺，香港必须再次提升自身功能，提供更多“你有我优、互通有无”的服务及产品，扮演好“防火墙”及“试验区”角色。
“在内地外贸增长中，‘一带一路’沿线是上升的，自由贸易区伙伴是上升的。香港要适应这种变化。”中国国际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曾对《财经》记者称，“‘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风险高，全球跨国竞争薄弱，是内地及香港完成脱胎换骨转型的黄金机遇。”
“随着中小企业融资、贸易融资和基础设施融投资成为亚洲发展推动力，国家应利用香港解决上述三种融资难题，同时支持香港大力发展作为短板的债券市场、金融衍生工具及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张燕生说。不仅如此，因人民币国际化加速，伦敦、新加坡等地开始争夺人民币离岸业务蛋糕，香港如何推动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发展境外人民币债市、期市、汇市并开发人民币远期、期货和期权等衍生工具，也将成为其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的关键。从2014年起，特区政府就启动了一连串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工作。比如加强调研、增加官商联系及缔结贸易协定等。这展现了作为综合概念的“一带一路”，是香港在“十三五”期间希冀着重把握的机遇。
2018年，香港特区政府在施政报告中公布五个重点推进的方向，包括加强政策联通、充分利用香港优势、推动与内地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及地区伙伴的协作等。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和节点，香港各界正利用其国际金融、贸易、专业服务等优势，推动香港与内地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及地区伙伴的协作，开拓经济新增长点。
2019年8月17日，香港各界人士在金钟添马公园举行“反暴力、救香港”集会。图/新华
“粤港澳大湾区”新机遇
2019年2月18日傍晚，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
所谓“粤港澳大湾区”，由香港、澳门及广东省9个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组成。截至2017年计算，该区域内土地面积达5.59万平方公里，区内总人口接近7000万，GDP增长速度约为7％，GDP总值约1.51万亿美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2％，这里是中国内地经济外向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也正因如此，“粤港澳大湾区和《纲要》的历史任务不仅仅是实践一个经济规划，让珠三角各个城市找到新的发展着力点。而是作为中国进一步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和推动引擎，是实现中国从要素开放向制度开放转变的高层次战略性规划。”知悉相关情况的一位专家对《财经》记者解析，“50多页的《纲要》所提的是大方向，但亦有不少相当具体的目标和要求。”
《纲要》公开后，旋即在海内外引起高度关注，亦被认为是将影响这一地区未来数十年发展的重大区域规划，经济辐射影响高达数万亿元。而与中国内地其他城市群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由“极点带动、轴带支撑”，并列明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做优做强”，增强对周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对于仍为该湾区内最发达的国际化城市香港来说，这亦被认为是一份更为综合且将全面提升其带动作用的纲领性文件。“应该指出，港澳对湾区建设有不可替代作用，例如在发展现代制造、创新及金融，港澳在大湾区中有特别明显的优势。粤港澳合作是将港澳世界级优势和珠三角结合起来。”张燕生称。
亦如《规划》所言：香港将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推动金融、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大力发展创新及科技事业，培育新兴产业，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国际大都会。
“大湾区将成为推动香港再度转型的原动力。大湾区超过6000万个消费者的‘本地’市场将大幅度扩大香港的产能规模，香港的制造商和出口商将有更多渠道对冲主要海外市场的周期性波动。同时，工业形势将彻底改变，香港和珠三角的数码供应链将发展为世界领先的数码生产区域之一，香港持续承担连接角色，协助数码生产能力与国际接轨。”在今年3月举行的一次相关论坛上，米高·恩莱特教授指出。
但亦有观点更进一步指出：港粤之间先是形成“前店后厂”分工模式，随后又逐渐以“厂店结合”打造出了“广东制造·港澳服务”的新合作模式。前一阶段，内地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香港在各个方面都有优势。随着内地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并向科技创新及装备制造业等领域迈进，如何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产业链分工，衔接多地之间的产业资源，确实存在挑战。
张玉阁对此建议称：香港应把自身发展和国家近期推出的一系列重大发展规划结合起来，借机实现“双转型”：其一是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为“金融加科技”的中心，从单一城市向城市群发展。在这个基础之上，香港可将自身打造成为全球城市，并积极发展一系列“中价值、中就业”的新型产业，夯实社会发展基础；其二是有意识地从单一城市向城市群发展迈进，比如如何与深圳形成“特别行政区+先行示范区”的功能叠加和优势互补，共同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主引擎”，引领和带动区域发展。
“在此之前，香港与国际的沟通和联系非常强，但与珠三角地区之间的关系与合作仍有一定边界，所以有香港学者提出所谓的香港是‘有边界的全球化城市’这一看似矛盾的概念。香港应该积极推动的是如何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尽可能减低‘边界效应’，促进要素资源的顺畅流动，这样可以弥补自身产业结构单一的不足。”张玉阁称。
“大湾区的发展起码可以放大香港的‘市场’，不是说你多了很多投资的机遇，也不是说‘香港创科深圳制造’那种停留在‘前店后厂’的概念，而是‘市场’本身是一种‘资源’，我可以利用你的‘市场’来培育、累积甚至强化我的‘能力’，这才是最重要的。”香港某智库的研究人士近日也曾在香港公开表示。
但也有学者认为，香港能融入国家发展大战略，有助香港乘国家发展的顺风车；但“被规划”后香港会不会失去自主？
此外，香港经济第三次转型之所以延宕20余年仍难言成果，亦因“此次转型不仅仅是经济或产业问题，还涉及政治和社会问题，这些因素有可能会对经济转型构成掣肘。比如在社会领域，香港面临人口老化，劳动力结构失调，收入和贫富差距拉大，住房成本高等一系列难题，不同群体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会对政府的施政方向和能力形成规约。”张玉阁认为。
冯邦彦在《香港产业结构转型》中曾提醒称，应该说，香港有条件也有优势成功实现产业结构的第三次转型。香港要成功实现第三次产业结构转型，其政策前提是：第一，采取有效措施维持香港政治、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进一步改善投资营商环境；第二，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转变“积极不干预”的思维方式，制定和实施“适度有为”的产业政策，积极推动经济转型；第三，深化与中国内地特别是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融合，重建香港在国际经济中的战略优势。
百舸争流、各尽其能。在推进建设大湾区的时刻，香港利用此机遇或许可能如虎添翼，增强核心引擎功能，在大湾区这盘大棋下，共享红利，实现更好的转型升级。
（本文首刊于2019年9月30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