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末，在合并华北银行、 北海银行、 西北 农民银行的基础上， 中国人民银行提前一个月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成立。图/视觉中国）
一份来自英国《银行家》（The Banker）杂志公布的名单显示，在2019年全球银行1000强中，中国占据136个名额，利润总额位居全球第一。其中，工农中建四大行则连续两年占据前四名席位。
然而回首21世纪初，中国的国有银行却站立在技术性破产的悬崖之上。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将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归纳为两点：第一，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融入经济全球化，经济快速增长使银行的经营环境转好。第二，2004年银行脱胎换骨的体制改革，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的商业银行治理机制，使银行的风险管理及经营能力大幅提升。
2004年起始，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先后完成股份制改造。据一位老银行人回忆，“股份制改造对银行最直接的影响是，银行较之前更有干劲儿了。”当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为31.60万亿元，到了今年二季度末，这一数据已经达281.58万亿元，增长近8倍。
“中国的金融改革可以看做‘两步走’：第一步是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系，第二步是金融机构自负盈亏。”曹远征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在2004年以前把第一步走完，如果没有这一步，就不会有商业化；而此后要实现经营上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2004年走的第二步，这亦是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核心要义。
银保监会披露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末，银行业境内总资产达261.4万亿元，较2003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27.64万亿元增长超8倍；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实现持续“双降”，其中不良贷款比率从2002年末的23.6％下降到2018年末的1.89％。
“这是一场及时、必要的改革，且抓住了历史的窗口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王刚告诉《财经》记者，2008年下半年，美国次贷问题蔓延和加深、演化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如果不是在这次危机前完成了大型国有银行的重组上市，中国的银行业不会是今天的局面，我国金融业整体抗风险能力亦无法得到实质性的提高。
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成效逐步显现。“一方面，我国银行业整体实力大幅提升，资本实力、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不断提高，一些商业银行跻身全球大银行之列；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内部风险管理能力持续增强。再者，积极参与国际银行业监管改革和标准制定，金融监管体制不断完善。”央行前行长周小川在《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指出。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从历史演进而来，银行业的发展也有独特的历史衔接过程。”某宏观经济学家感言，不仅仅是2004年的改革，在新中国成立的70年里，甚至更为较早的每一次银行业变革都为当前的成绩做过铺垫。
19世纪初：肇始于乱世
第一次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19世纪40年代）之后，一些发展较为成熟的外国银行闯入中国，上海、广州等地首先出现外资银行。
在那一时间点，中国本土的金融活动还多是钱庄、票号。对于中国自身而言，钱庄可谓是银行的前身，而票号则是其本土金融活动的一大进步，在过去中国的银本位制下，支付运输非常困难，一般采用镖局护卫，催生了专营汇票的票号，并在主要地区设立分支机构，解决资金流通。
银行与票号最大的区别是信用放款，同时比票号资力雄厚、组织健全、业务广泛，对工商业和个人的吸引力更大。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之初，因国内各种票号、钱庄兴起，金融秩序一度混乱。
根据中国银行行史记载，在那一时期，外资银行曾一度试图主宰中国金融网络，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国际汇兑，在金融、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直到1865年汇丰银行在上海设行，在中国的外国银行的数量已达10家左右。
后来，清朝慈禧太后决定开办银行。
据某银行业资深研究学者向《财经》记者表述，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朝廷派兵对抗，但是军饷却难以发出，因为那个体制对实物要求很高，银库没有银两，银票也无作用。“当时，慈禧太后仓惶西逃，得到陕西等地票号捐助，回京之后，慈禧太后决定创办银行。”
1905年，慈禧太后亲批的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户部银行诞生，其职能是行使国家金融管理职能，正式发行银两、银元兑换券证。这家银行是中国银行的前身。
上述经济学家指出，鉴于中央银行问世才能称之为银行业，大清户部银行标志着中国银行业起步，“尽管后期更名，但是地位、职能并未改变”。
在此之前，中国已有首家民办银行，1897年，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下，通商银行开业，其用人办事均以汇丰银行为参照。
1908年，户部银行更名为大清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晚清票号鼎盛时期十大掌柜之一的贾继英出任首任行长。更名后的大清银行的资本金从最初的400万两增至1000万两，股权结构为官商合办。
大清银行第一次会议官商合影。图/IC
作为当时清朝政府的中央银行，大清银行发展非常迅速，在1911年已经拥有35家分支机构，成为清末规模最大的银行。
辛亥革命爆发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认为一个政府必须要有一家银行管理货币，提供资金，提供费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面谕当时的财政总长陈锦涛，批准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依然行使中央银行职能。
在成立初期的16年间（至1928年），中国银行一直把履行中央银行职能作为它最主要的职能。不过，在这段时间，为了摆脱北洋政府的控制，中国银行的商股不断扩大，在1923年一度达99％以上。
对于中行在这段时期的历史，研究中行的人士认为，在大清银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银行身负重担，一方面要巩固基础、革除旧弊，一方面要创新进步以朝着国际化、近代化的银行迈进。在这之前，中国银行承担稳定金融、扶助同业渡过难关、协助政府阻止白银外流、积极参与币制改革等多项工作。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鉴于蒋介石对“统一币制、推行法币”需要，又源于中国银行商股占过高比例以及其他政治原因，决意成立一家新的中央银行。
当时，形成了著名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四大行，以及四明商业储蓄、中国通商、中国实业、中国国货等四小行，这些银行资本金占全国银行总资本近半，资产总额超过50％。1934年，中国银行的资产总额为9.76亿元，在全国银行资产总额中占比22.72％。
上述经济学家表示，上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纺纱、火柴、织布以及面粉行业纷纷起步，而工业发展需要金融发展，除了中国银行，其他一些官僚资本银行纷纷问世并开始大规模发展，后因快速发展带来了资本不足问题，官方资本开始补给。
据历史数据记载，中国银行业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发展速度惊人，在1922年-1932年十年间，全国新设银行达153家，仅上海新设银行达49家。不过，后期政府力量强化，私营银行经济地位开始下降。
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肆意批准设立中、小银行和钱庄（有的地方称作银号）。中国银行行史对此称为：“全国的金融机构多如牛毛。”
在这一历史时期，外资银行大量进驻中国，从1845年第一家外国银行，英国的丽如银行在上海开行，到1949年解放的百余年时间里，在中国开设分行的外国银行达68家。
新中国：计划经济下的大一统
新中国成立前夕，多如牛毛的金融机构体系带来了众多的钞票种类，以华北地区为例，便有四种钞票流通，货币种类多导致比价不一，人民使用极其不便。
不仅如此，1948年，上海的物价指数达到了战前的571万倍。“今天一个烧饼两千元，明天一个烧饼就可能五千元。点餐时一碗米饭两万元，吃完付账时一碗米饭两万五。”历史资料对那一时期的物价之惨烈如是记载，远近闻名的民国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统一的货币变得刻不容缓。
1948年末，在合并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中国人民银行提前一个月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成立，并发行第一套人民币，其中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同时，根据稳定物价方便流通的原则，确定了人民银行钞票对各解放区地方货币的比价，以统一全国货币。
第二年（1949年），我国正式赋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银行的职能。上述经济学家指出，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的商业银行均被接收、改造，国内除了人民银行，未保留任何一家银行牌子。
1949年解放前夕，全国实力最大的银行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私营银行实力雄厚的有“南北四行”。其中，“北四行”包括：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南四行”包括：上海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新华商业储蓄银行。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些银行纷纷被接收、改造。
随着1953年对民族资本银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兴起于1897年的私营银行走向衰亡。自此，中国人民银行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功能于一身、以计划指标管理为主的“大一统”银行体制建立，并沿用30余年。
与此同时，在中国停留近百年的外商银行开始退出中国。
事实上，在解放前，中国财政、经济、金融受外商银行的影响十分深刻，例如1935年上海和天津的外汇业务分别有95％和80％操纵在外商银行手中。1935年以前，中国的货币汇价是由汇丰银行制定公布的。
在以计划指标管理为主的“大一统”银行体制下，中国人民银行既办理存款、贷款和汇兑业务，又担负着国家宏观调控职能，实则充当了“财政的会计”的角色。
上述宏观经济学家指出，这种“大一统”的银行体系格局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相适应，并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保持了许多年。1969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并入财政部。
研究学者郭家新在《“大一统”银行体制时期中国货币政策的最优度量指标》一文中指出，“大一统”银行体制时期实行“统存统贷”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即地方银行吸收的存款统一交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集中使用，贷款总量、投向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调控和统筹规划，分支行只能根据上级行下达的贷款指标和指定的贷款投向发放贷款。
郭家新指出，计划经济体制下，宏观经济管理以财政、物资、信贷、外汇各自的和相互之间的基本平衡为目标，“四大平衡”中银行信贷收支是社会总供求平衡的集中反映，货币供给服从于国家的物质资源配置计划，财政赤字向银行借款或透支的现象常常出现；而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发展经济”，物价问题只有在变得突出时才会受到重视。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认为，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也尝试建立过专业性的商业银行机构，但或与中国人民银行分分合合，或实质为财政机构、名不副实。
例如，1951年7月，中国农业银行的前身——农业合作银行建立，隶属中国人民银行领导，承担金融服务新中国农村经济社会恢复与发展的职责；1952年7月，农业合作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合并；1955年3月，中国农业银行建立，以为农业合作化提供信贷支持；1957年4月，农业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再次合并。1963年11月，根据统一管理国家支援农业资金的要求，中国农业银行再次建立。1965年11月，中国农业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第三次合并。
改革开放起步：财政金融分家
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改革开放启动。并入财政部8年后，人民银行开始恢复独立性。1977年11月28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整顿和加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作为部级单位 , 与财政部分设。
与此同时，银行业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邓小平提出，“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恢复设立，中国建设银行从财政部独立出来； 1980年，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离。
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全国金融事业的国家机关，是中国的中央银行”。
在1979年至1983年期间，我国的金融机构体系除了恢复设立农行、建行、中行外，还有主管世界银行转贷业务的中国投资银行，同时，恢复成立单独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建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
不过，当时主要的银行业务仍集中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依然既直接办理存贷款和汇兑业务，又担负着宏观调控职能，历史形成的大一统基本格局没有改变。
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此前发表研究论文指出，虽然改革开放以后陆续恢复或成立了几家专业银行，但在1984年以前人民银行和专业银行的资金并未真正分开，专业银行事实上发挥的作用相当于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直到工商银行成立。
1984年1月1日，工商银行正式从央行体系分离，标志着我国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体系真正建立。“这一体制带来的改变是，基层的资金从拨款改成贷款，意味着还本付息。”上述经济学家指出。
事实上，1979年按照资金有偿使用的原则，就进行了“拨改贷”试点，随着拨改贷的推行，才有了企业的概念、银行贷款的概念。
工商银行成立之后，四大专业银行分工明确。鉴于曾经的外汇地位，中国银行被明确为外汇专业银行，同时行使国家外汇管理总局职能。农业业务归属农业银行，建设相关业务归属建行，其他相关业务则属于工商银行业务范畴。由于人民银行各省划分一家工行省分行，工行瞬间覆盖全国，巨无霸因此而起。
“当时，两个重要的原因推动专业化银行改革，一是农村放开，乡镇企业需要金融活动；二是国有企业改革需要金融活动。”上述经济学家指出。在专业银行的体制下，各行之间没有竞争，业务领域有所限制。
曾刚指出，为适应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独立出来的各专业银行先后开办了现金出纳、居民储蓄、贷款、国际金融和各种委托代理业务，通过开办各种面向社会大众的商业银行业务，丰富了银行职能，为向现代商业银行转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成立之初的专业银行不仅没有股本金概念，也没有风控理念。工商银行前行长杨凯生回忆，当时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由财政全额拨款，定额内流动资金也由财政核定拨款，只有临时性、超季节、超定额的资金需求才向银行申请贷款。
政策性贷款对当时四大行的发展也构成很大的掣肘。一份关于当时改革的研究认为，政策性贷款对于调节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经济不平衡以及促进经济长期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政策性业务和经营性业务不分，也造成了种种严重问题。大量承担政策性业务严重妨碍了专业银行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妨碍银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经营机制的建立。
同时，政策金融与商业金融不分，也阻碍了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的转变。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奠定了建立市场经济的总体改革框架，现代金融体制改革破局。
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调控、金融监管和金融服务职责，划转政策性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工、农、中、建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型。
为此，从四大行中剥离了政策性业务，组建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大专业银行成立的同时，外资银行开始进入中国，1980年，日本输出入银行在北京设立代表处；1981年，南洋商业银行在深圳设立分行。此外，股份制银行、城商行纷纷成立，我国多元化银行体系起步。
1986年7月，交通银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之后，中信实业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相继成立。1996年1月12日，我国第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投资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成立。
“股份制商业银行实现了快速发展，各项指标占比不断提升。在此期间内，股份制银行的业务经营也开始突破区域限制，完成了从‘区域性商业银行’到‘全国性商业银行’的转变。”曾刚说。
涅槃重生：股改上市
来自金融体系的改革并不是银行发展的全部要素。
上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令银行系统背负了沉重的改革成本。公开资料显示，截至1999年末，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约为3.2万亿元；不良贷款率达到23.18％，若按规定提足划账准备金，四大国有银行将严重资不抵债。
此外，1997年肇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未对中国造成直接冲击，却给中国银行业敲响了警钟。自我审视之下，发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面临资本金不足和不良率畸高的双重困境。而在部分海外媒体及分析人士看来，上述两项指标对照，中国银行业已经技术性破产，更有甚者称“中国的金融业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爆炸”。
按照国际通行的巴塞尔协议，商业银行要满足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的要求。于是，中国财政部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分别注入工、农、中、建四大行作为资本金。至此，国有银行历史上首次注资宣告完成。
为了加快国有银行庞大的存量不良资产处置，依据美国重组信托（RTC）的做法，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于1999年成立，并从四大银行剥离近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
此举使得国有银行在未来的改革中能够“轻装上阵”，但并未从根本上扭转国有银行的发展窘境，具体表现在不良资产率等指标依然居高不下。国务院新闻办于2003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3年9月末，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累积的不良贷款余额已高达19992.3亿元，不良贷款率高达21.38％。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金融开放进入倒计时，按照当初协议，银行业保护期只有五年，中国银行业必须自强，方可应对外资银行的“虎视眈眈”。
基于此，在2002年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中央明确指出必须把银行办成现代金融企业，并提出“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可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次年４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银监会”）成立。
大型银行股改的条件在金融监管改革中愈发充分，但改革启动尚需解决“资本金”这个首要问题。鉴于前期2700亿元特别国债的投入已被侵蚀，财政资金紧张，已无力再度注资。
2004年1月初，国务院宣布启动建行、中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在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等人的建议下，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对两行注资，每家银行获得225亿美元。
同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国有银行改革是“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改革步骤明确为：重组——股改——引战——上市。
伴随着外汇注资，四大行通过核销已实际损失掉的资本金、按照市场化原则剥离处置不良资产等步骤，先后完成财务重组。
依据一行一策的计划：2004年8月26日，中行首家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汇金为唯一股东；2004年9月8日，建行分立重组，分立为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建银投资（承接非银行业务），汇金直接控股建银股份85.228％；2005年10月25日，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财政部和汇金各自持股50％。
建设银行在2005年10月27日登陆香港联合交易所。在此过程中，境外投资者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从“不敢投”变成“争抢”。
由于受到热捧，建行曾两度提高招股价，最终IPO定价2.35港元，市净率1.96倍，超过其战投美国银行。当时，建行全球发行的总集资额约622亿港元，成为香港有史以来最大型的公开招股活动。此后的2007年9月25日，建设银行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作为四家国有大行中首家在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的银行，建行为之后即将在境内外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同时对境内外投资者、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信心等起到重要的提振作用。
2006年6月1日，中国银行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并先于建行，在该年7月5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当时境内最大规模的A股发行项目，是第一家A+H股上市银行。
紧接着的2006年10月27日，工商银行实现A+H股同步同价上市，发行价定为3.12元人民币（折合3.07港元），A股和H股募集资金总额约22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IPO。由于当时创造了28项新纪录，工行IPO亦被称为“世纪招股”。
农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横跨我国大型国有银行改革和农村金融改革两大领域，因此相较于其他大行来说，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更大，登陆资本市场的时间亦相对延后。2010年7月15日和16日，农业银行成功登陆A股和H股市场，合计募集资金221亿美元，成为继工行之后又一宗全球最大规模的IPO。
至此，国有大行实现了从国家独资商业银行向公众持股银行的重大转变。
在国有大行启动股份制改革的同时，股份制商业银行亦通过战略引资、境内外上市等方式逐步构建起竞争壁垒。早在1991年，深圳发展银行（平安银行前身）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并正式在深交所上市交易，成为新中国第一家上市银行。
股份制银行上市融资大幕由此拉开，之后浦发、民生、招商、华夏等行相继于21世纪初登录A股和H股市场。截至目前，已有8家股份制银行登陆A股市场。此前的8月29日晚间，浙商银行发布公告称，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已通过该行A股发行的申请。第9家登陆A股市场的股份制银行将诞生。
上市后的股份制银行亦表现突出，大都呈现出资产规模快速扩张、负债结构优化、利润高速增长、资产质量提高等特点，同时在全国性甚至跨国的网点铺设和业务经营的巨大变化。有股份制银行高管告诉《财经》记者，上市给股份制银行带来新的发展动能，在迎来自身黄金成长期的同时，股份制银行逐步实现了从“立足本地”到“辐射全国、走向世界”的蝶变。
应对危机：黄金十年
毋庸置疑，在中国国有银行40年的改革乐曲中，股份制改革可说是其中最为重要、耀眼的乐章。直到现在，多名银行业从业人士忆起股份制改革，仍会将其称为“一场输不起的改革”、国有银行的“涅槃重生”。
“重生”之后，中国银行业迎来了从2003年到2013年的“黄金十年”，由此带来了金融服务能力提升、金融产品优化、金融服务创新不断增多，特别是风险管理能力得到了质的提升。
十年间，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从27.64万亿元扩张至151.4万亿元，十年增长了4.5倍；净利润则从322.8亿元飙升至1.74万亿元。
原平安银行行长邵平曾在《财经》上发文，将“黄金十年”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2003年－2007年，是银行业同质化大发展时期。期间，各家商业银行的规模和盈利均实现了快速发展和提升。五大行每年的规模同比增速基本在10％－25％的区间内浮动，最低也超过7％；股份制银行的规模增速更高，绝大多数每年都超过25％，个别股份制银行有些年份甚至高达40％以上；多数商业银行的净利润增速也都远超规模增速。
2008年－2010年，系银行业表内信贷“大跃进”时期。2008年4万亿刺激计划极大加速了银行的快速扩张，特别是表内贷款维持超高增速，2009年二季度曾一度达到34.4％的历史高点，2009年－2010年的短短两年，银行业新增近30万亿元贷款。
2011年－2013年，即银行业表外业务“大跃进”时期。2013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含委托贷款和委托投资）余额为48.65万亿元，相当于表内总资产的36.4％。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从2011年初的3.2万亿元，飙升至2013年末的10.2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速达33.6％。16家上市银行的同业资产（含应收款项类投资）从2011年初的7.31万亿元增长至2013年末的13.74万亿元，增幅88.1％，年均复合增速23.4％，高于同期总资产增速9.2个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上述第二阶段中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的2008年，中国银行业亦表现抢眼。
银保监会官网显示，2008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大规模计提拨备的情况下，资本回报率仍高达17.1％，比2007年和2006年分别提高0.4个和2.0个百分点；2008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税后净利润5834亿元，较上年增长30.6％。与此同时，该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2.45％，比年初下降3.71个百分点；剔除农行剥离和地震因素，不良贷款率比年初下降0.84个百分点。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包括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在内的多数亚洲国家均在当时的危机中遭受重创，其2018年不良资产比率分别为6.5％、5.2％、5.1％。
时任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指出，由于监管部门采取的措施比较及时到位，更重要的是经过30年来的改革开放，尤其是最近六年体制、机制改革，中国银行业虽然不能独善其身，但做到了在全球独树一帜，保持了稳健运行。
不过，“黄金十年”并未延续下去。
“银行业面临的发展环境正处在剧烈而又深刻的变化过程中，过去的‘发展红利’已经转变为‘发展负债’，粗放激进的传统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邵平直言，旧常态下银行发展逻辑与经济金融“新常态”大环境的背离，使得中国商业银行迎来了行业性的分化转折点。
2014年，16家上市银行的净利润同比增速放缓4.1个百分点，自此进入了个位数增长的时代。单年不良贷款增加额度超过了过去三年增加的总和，不良贷款率比2013年末上升0.25个百分点，达到1.25％的高位。2015年的情况更加不容乐观：从半年数据来看，五大行的净利润水平目前仅有1％左右，8家股份制银行中4家银行已经滑入2％－5％水平以内，上市银行整体增长仅为2.4％，中国银行业正在并将持续接受经济周期的严峻考验。
有银行业专家就上述情况分析指出，一方面，金融市场持续利率市场化改革，监管机构逐步放开了存贷款利率管制，加上金融脱媒，对以存贷利差作为主要利润来源的银行构成了严重威胁。另一方面，银行经营模式十分雷同，未能摆脱同质化，要么靠存贷利差，要么靠中间业务挣取手续费等利润，并未找出各自的差异化经营之道。
直到2016年，国有大行净利润增速仍在1％附近徘徊。进入2017年，国有大行的盈利情况才有所好转，四家国有大行（建行、农行、中行、交行）净利润增速逼近5％。截至2018年末，国有大行净利润增速再度回暖，农行、建行净利润增速均超过5％。
新常态周期：转型挑战
“回望过去40年国有银行的艰辛改革历程，股份制改革是国有银行在荆棘与磨砺中蹚出的一条道路，可能也是最合理的选择。”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姜建清强调，股改上市并不是国有银行改革的终点，它只是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新起点。
麦肯锡在日前发布的《新常态与数字化时代的风险管理》报告中指出，宏观经济放缓、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或将挑战“新常态”的下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红利已经过去，未来一段时间，低增速将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的“新常态”。受实体经济低迷、利率市场化加速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银行业增速明显放缓，2018年行业收入年增长率仅为7％，创2010年以来新低。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以及金融科技的蓬勃发展，颠覆性新模式不断涌现，进一步威胁着银行的生存空间。
“如何在保持全球排名的同时，有效应对诸如支付宝、微信等平台的冲击，实现金融、科技、场景的有效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摸索的过程。”一名股份制银行高管告诉《财经》记者。
在此背景下，银行业谋变转型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自2013年起，多家银行陆续制定新的发展战略，主要集中于国际化、集约化、综合金融、金融科技、小微金融、智慧经营等方向。
其中，在2013年－2014年异军突起的互联网金融热潮冲击之下，各大行纷纷开始发力互联网平台搭建，力图使其成为新的增长点。
2015年3月，工行首家向全国正式发布了整合电商平台、即时通讯平台和直销银行平台的自有互联网金融品牌；同年年底，中国银行首发跨境电商网络金融服务解决方案，加快推进跨境互联网金融服务。
与此同时，大行亦通过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加快海外业务布局等方式实现业务转型及多元化布局。截至2018年末，建设银行已在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经营性机构，境外各级机构总数200余家；工行境外机构达到426家，覆盖47个国家和地区，并通过持股南非标准银行延伸至20个非洲国家。
主动拥抱金融科技亦成为多家银行不约而同的选择。2016年，招商银行将自身定位为一家“金融科技银行”；平安银行则提出对标金融科技公司，实现全面转型。与此同时，自2015年底至今，兴业银行、平安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建设银行、民生银行、工商银行等已陆续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
在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浙商银行原行长刘晓春看来，金融科技带来的冲击并不是当下银行业发展中的本质问题。其认为，当下银行需要思考怎样建立起更好的银企合作共赢关系，进而提高信贷资金使用效率。
“最近20年，由于提倡银行竞争，原来的主办行制度没有了，再加上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等大项目金额大、管理简单，一些银行相对淡化了与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意识；另一方面，由于融资渠道、方式增加，一些企业更多地利用银行竞争获得更好的融资条件，却不愿意接受银行严格的管理要求，因此淡化了确认主要合作银行的意愿。”刘晓春直言，这造成了银行与企业的关系只是一笔一笔的业务关系，而不是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银企关系的不稳定，既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影响了企业融资的稳定性。
此外，中国银行业正处在“以客户为中心，以技术为驱动，专业化、精细化、协同化，商业模式创新”的高质量发展转型关键期。
这一时期风险管理尤为重要，将成为未来银行业的分水岭的重要驱动因素。基于此，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曲向军告诉《财经》记者，银行资源有限，未来针对每“1块钱”的新增投资，银行都应该思考究竟是优先投入到“业务拓展”还是“风险管理”领域？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值得每位银行“一把手”认真思考。
而从国际上来看，巴塞尔协议等资本新规对大行带来的现实挑战亦不容忽视。
2008年金融危机后针对银行体系无法吸收系统性风险所带来的损失，巴塞尔委员会规定银行资本需充分吸收损失。此后，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为克服全球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大而不倒”的问题，于2015年G20峰会在巴III的基础上，提出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监管，监管对象主要涵盖G-SIBs（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集团和重要附属子公司。
虽然中国属于新兴市场，按FSB规定最晚应在2025年和2028年分别达到16％和18％的TLAC监管要求，但FSB设置了加速实施条款，即我国公司及金融债券余额超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55％的条件下，须提前三年实施TLAC监管标准。
“这个要求对我们影响比较大，达到TLAC标准所需的时间周期长，但加速实施条款的存在，就变相要求几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资本。总量大，这就使得每年面对的资本工具发行压力不小。”王刚强调，随着我国其他银行进入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之列，相关标准亦会上移，接下来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新挑战。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是中国银行在2019年中期业绩中的陈述，或可折射出整个中国银行业发展现状。面对新常态下的新挑战，中国银行业能否通过持续的创新谋变迎来新一轮增长，拭目以待。
（本文首刊于2019年9月30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