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近年持续放缓，但这种放缓是否是周期性的，未来还会重回高速增长吗？当前中国经济与社会处在什么阶段？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中国应该如何突围？
10月19日至20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召开首届中国发展理论国际年会，国内外顶级经济学家就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发表观点指出，人口红利消失、历史需求峰值已过、中美贸易战、“乡土黏度”居高不下等等因素都让中国经济增长艰难，转型艰难。
根据当前经济处境，专家们认为，中国应继续对外开放，鼓励更多自主创新，重视企业家的试错市场机制，从而找到促进经济增长新源泉，而80后农名工二代进城不回乡的趋势将是中国下一步现代化转型中的最大机会。
中国经济将长期减速
“2010年之后我们就开始减速了，减速是长期的、结构性的、是供给侧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指出，中国经济减速不是因为暂时性的金融危机或需求不足，将是长期状态。
据蔡昉研究，“十二五”时期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从过去的10%降到7.6%，后来数据证明实际增长速度是7.8%，而“十三五”时期，平均增速降到了6.2%。
毫无疑问，中国的劳动力基本面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当前的经济处于关键转折时期，蔡昉指出，当前时期遇到两个最大问题，一是过去唾手可得的经济增长源泉不再，人力资本改善速度变慢，二是满是机会的改革环境消失，任何改革都更加艰难，会遇到既得利益群体的抵制。
“我们进入到了一个爬坡的阶段，高处不胜寒，越到高处，前进步伐就越艰难。”蔡昉如此感叹当前改革之难。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亦对当前经济分析，以中美贸易战为标志，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再是中国的经济优势。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通过研究发现了历史需求峰值的存在，通俗来说，就是在一个经济体内，存在某一种消费或者某一种产品需求量最大，或者增长速度最高的点。他由此指出，当前支撑经济增长的房地产、基建投资相关产业等，都已经越过了各自的历史需求峰值。
比如，房地产的需求最高点是2013年左右，基建投资最高点是2016年，除此之外，和它相应的工业产品，比如说焦炭、水泥、粗钢等等的需求最高点都已经出现过了。
“中国每年新建住房到了1200万套以后就稳定下来了，钢铁、基建都有这样的峰值，它达到一定程度以后，不会再明显地增长。”刘世锦说。
相比较蔡昉通过人口变化解释当前经济的降速，刘世锦认为：“假定人口没减少，但是这些产品，当达到历史需求峰值时，比如人均住房达到30多平米以后就稳定下来的，不会再涨到四五十平米，实际上整个经济也还是会减速。”
除了经济减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也存在难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认为，国家转型真正的标志有两个，一是国家衰退率的下降，转而进入平稳状态，二是乡土黏度降低，是国家从农业社会转向城市社会的关键。
依据刘守英的上述标准，中国转型只是完成了部分，即第一个标准中衰退率和衰退的频率均下降，而这也是过去40年经济表现好的主要原因。“中国奇迹的根本，是衰退率下降带来的经济绩效的提高，而不简单是高质量率带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变化。”
但乡土黏度未能降低，中国的现代化就未能完成。刘守英指出，在结构转变中，有三个反常：第一，农民对农业经济依赖的程度，跟世界是趋同的，如农业占GDP的份额现在是6-7%，但是农民离土的程度跟世界其他各国在结构转变上出现差异，就是中国第一产业的就业还占到总就业的近三分之一；第二，农民进城率小于他们在城市的经济活动率，这体现在中国的城市化存在两条线，即通常所说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和户籍人口城市化率；第三，由于上面两条线的反常，直接导致了整个中国农业的反常，中国的农业的利润率是不断下降。
“结构转变只有带来乡土黏度的变化，才是真转型。”刘守英说，不是中国结构变迁的速度带来了转型，而是结构变迁的方式影响转型。
刘守英进一步解释到，由于中国的整个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农民离不开土地，最终结果是农民的回村和返农。
中国经济局势何解？
基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局势，多位专家给出了自己的解局方向。
对于有人担忧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数据显示，2018年的中国人均GDP达到了9971美元，接近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按照当前增长速度，预计2020年年底就可以到1.2万美元，看似中等收入陷阱的乌云就要消散了。
但蔡昉对此并不乐观，他审慎指出，在当前经济增长减速情况下，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到新的增长源泉难，这就是我们今天遇到的最重要的问题。”
对此，蔡昉给出的发展方案：第一，要素驱动型的源泉不太可靠，不能支撑高速增长，越来越需要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第二，全要素生产率过去是靠比较容易的方式，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资源配置就会快速提高生产率，这些在未来会很少，越来越多地是要靠企业之间的重新配置，这个效率要在工业内部，第三产业内部、企业之间进入、退出、生存、死亡的创造性的破坏，才可能提高生产率。
刘世锦根据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特征，强调应看到企业家的关键作用。
“经济学经常讲最优概念，我一直思考这个最优是什么意思？在一个确定的环境当中，最优是什么？你事先知道吗？事先是不知道的，而是事后盘点的时候发现某个东西最好。”刘世锦因此指出，所谓最优方案，就是市场作用，它在不断地试错，不断地找“好东西”。
在刘世锦看来，试错的主体是企业家，“我不太主张说要搞很多产业规划，包括区域规划，最后你会发现好东西跟你原来的规划没多大关系。”
樊纲认为，后发优势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核心原因。他认为，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中国需要有更多的自主创新，学习和模仿仍然是需要的。
“华为给他们公司员工的一封信里所讲，我们要继续学习美国，不要被反美情绪所干扰，这就是落后国家后发优势的重要心态，我们只要落后，我们就要好好学习，我们落后的领域还很多，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不是说我们的收入水平多低，而是我们的能力有多差。”樊纲指出。
刘守英进一步指出，中国历史转型的面临挑战和机遇是“代际革命”。
“从他们（农二代）的经济和社会行为来讲，他们是离土离农的一代，是入城不再回去的一代，呈现出跟农一代完全不一样的特征，这会带来整个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刘守英认为，农业的发展方式开始发生以土地生产力为主，转向劳动生产力为主的发展模式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