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诚信制度要靠立法完成，服务于企业的中介机构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10月26日，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中国部执行合伙人陶景洲在以“全球挑战下的财富管理新机遇”为主题的2019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表示。
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中国部执行合伙人陶景洲
整个社会的诚信制度还要靠立法去完成。同时，陶景洲认为，为企业服务的中介机构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包括承销商、律师、会计师等在企业造假的过程中可能会发挥作用的角色。
对于行政方面，陶景洲认为，需要注意法律的可预期性。法律最大的作用就在于给你一个合理的预期，法治社会最主要的是政府要按照现有的法律来做。另外企业要有相应风险提示，董事以及非执行董事、独立董事的责任需要增加，并应承担相应的个人责任。个人破产制度应该加强。
以下是发言实录：
陶景洲：谢谢大家，谢谢《财经》安排金融法治这一场讨论。大家可以看到，金融法治这一场是在一天的最后、最不重要的环节来讲了，所以这也说明法治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金融市场是一个最需要法治的市场，我们的题目叫做“全球挑战下的财富管理”。我想这个全球化事实上就是中国金融市场的法治化的一个过程，刚才我们人民银行和法院的嘉宾都谈到了相应的立法和司法问题，我也讲讲我的一些想法。
刚才主持人提到《证券法》在修改可能要引入集体诉讼制度。同时，也要引入举证责任倒置制度，诉讼中一般的证据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你如果说我犯错你要举证，否则法院不会支持你的请求。但是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他们不知道公司的许多内部财务和管理信息，这些东西并不是那么透明的，他掌握不了证据，要让投资者举证有很大的困难。所以新的《证券法》草案要把举证责任倒置，也就是说，如果投资者说你公司有问题，你必须得证明你公司没问题，否则就是有问题。就像医疗事故一样，你把我的亲人治死以后，你必须得证明你所有的医疗的过程都是合理的和及时的，都是按照正常的科学方法对症下药去及时做的，否则就证明你有医疗事故。所以，举证责任倒置对上市公司严格责任的建立是必要的。
另外，整个社会的诚信制度还要靠立法去完成。如果违法成本太低（刚才隔壁这位先生提到），上市公司的控制者就会去铤而走险。这是马克思主义观点，有300％的利润，就会使人不怕绞首的危险”。只要有百分之多少利润他就可以冒着杀头的危险，有杀头危险的事情都敢做，罚几十万算什么事儿？现在我们主张少杀人，但是至少公司的管理层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不能仅仅罚一点款就了事了。这一点我想是在立法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
关于行政方面，我感觉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的可预期性。法律最大的作用就在于给你一个合理的预期，行政机关不能老是政策多变。大家记得2015年股市发生问题的时候，当时就把很多的《证券法》里的规定给终止了，股票也不让卖了，这些完全影响了一个社会的法治建设。不能因为出现某一种动荡，为了某一个稳定就朝令夕改或者不按法律办事儿，我们法治社会最主要的是政府要按照现有的法律来做。
我在前面一节听到前面的嘉宾提到说希望和现实之间差的很远，这个可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不能让法律和实践差的太远。法律必须要严格的执行，否则要法律干吗？我认为行政机关需要做的，一是不能因为一时的稳定需要或其它原因来破坏法治；二是惩罚的力度上，行政机关应该增加惩罚的力度，因为现在惩罚确实太低了。
至于说司法方面，除了刚才提到的集体诉讼之外，必须要让人家告状有门，不能说这个案子由于社会稳定问题我们就不受理了，这个不行。当然，最主要的关于投资者权益保护，还是说到企业本身。这个企业本身，刚才薛法官提到了关于投资者要承担市场的风险，但是我有一点需要补充：投资者要承担市场风险，但是不能承担非市场的风险，非市场的风险就是你未能充分的披露，你造假、你托市，这些是非市场的风险。对于这些行为，应该严厉的惩罚。
另外，为企业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包括承销商、律师和会计师。这些中介机构如果在企业造假的过程中发挥了这样或那样作用，应该最好能够把他们也罚得倾家荡产，避免帮助企业造假。
另外，企业要有相应风险提示。这一方面我们做的很不够，我们的披露很不够。美国有一个说法：美国什么垃圾公司都可以上市，只要披露充分，我是垃圾但是你愿意买就行。但是，你不能把一个垃圾公司描绘成一个特别好的公司去欺骗投资者，这一点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充分的披露是我们证监会应该更加注重的问题，而不是事后的管理。
还有，董事以及非执行董事、独立董事的责任应该增加，他们应该也承担相应的个人责任，包括我们个人破产制度都应该加强。
至于投资者个人，当然要区分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他们需要增加风险意识，不要轻易的去做这样或那样风险比较大的投资，应该和更多的专业机构一块工作，这样的话才能够避免受骗上当。现在这方面的例子确实是太多了。
当然了，我也同意所谓的司法是最后一道权利保障。但是，在中国社会又出来了一个所谓信访局，法院又不是最后的保障了，司法机关决定又可以被某些人更改，所以这些我感到是不大好。当然，我的观点比较激进，我说信访局应该取消，就应该是司法来作为最后保障。因为公正没有绝对的公正，只要程序公正，给你充分权利，法官把自由心证和公平正义贯彻了，天平朝哪边偏一点很可能有，但不能因此造成所有诉讼永远无止境，有的人一辈子信访，这一点应该有限制。
真正让司法成为最后一道权利的保障，我也希望司法人员提高他们自己的专业水平。我相信现在我们新一代的许多法官们在这方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要增强社会监督、新闻监督、纪律监督等等，就能够保证我们的司法队伍充分地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我想这些是我对“金融法治和投资者权益保护”的一点体会，和大家分享一下，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