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票证购物到刷脸支付:这些年中国人如何“买买买”?

《财经》记者 张威/文   袁满/编辑

2019年11月08日 19:15  

本文9328字,约13分钟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支付已经不只是支付,其所带动的产业链数不胜数,每一次变革的商业化色彩也越发浓厚。随着M0数字化的启动,支付系统以及多个产业将面临新的变革

2019年2月27日,顾客在南通一家餐馆内刷脸支付。图/IC

文 | 《财经》记者 张威  编辑 | 袁满

“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著名的思想家斯宾塞·约翰逊的金句在支付变革的发展史中同样适用。

在技术的推动下,支付领域的变革一直都反应最为迅速且超前。“谁都不曾想到,今天带着一张面孔出去就可以实现购物。”一位老者感叹,在他的记忆里,他生出(195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用来购物支付的工具只有各种票证。

老者口述的票证,是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在特定经济时期发放的一种购物凭证,其票证种类包括粮票、食用油票、布票等。这件在中国使用长达40年的特殊历史时期的支付工具,放在当前,其收藏价值远远大于其曾经的票面值。

作为计划经济的特殊产物,用票证购物的年代,人们持有票证购物与持有人民币购物,在形式上是类似的,甚至还有不便之处。“每个家庭每年分配的票证数量存在一定限额,而且存在全国通用和地方流动之别,只有全国粮票才能在中华大地都有效。”老者说道。

就支付本身而言,支付变革则意味着在技术的带动和影响下,产生较原有支付渠道、方式更为便捷的替代。

1985年,中国银行发行了国内第一张信用卡;1986年8月,中国银行发行了境内第一张人民币借记卡——长城电子借记卡;2002年3月,中国银联诞生;2003年秋天,支付宝在淘宝平台问世;2011年初,微信问世并于三年后推出微信红包;2016年,条码支付正规化;2019年,刷脸支付大热,法定数字货币呼之欲出……

“中国的支付工具30余年间从现金到银行卡再发展到无卡支付,每次变迁都是创新。” 中国银联原董事长葛华勇曾表示。某资深学者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支付方式的变化称为“巨变”,背后是技术的支撑与推动。

支付变革不仅仅源于支付形式更新换代之快,还源于支付变革背后的推动者也在发生改变,从最初以银行为主导逐渐演变为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两大支付巨头为先声。

在这种“巨变”下,支付的业务不断从线上向线下支付迁移,也从境内逐渐向境外扩张,《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2019)》显示,我国支付产业发展呈现新态势,线下移动支付正逐渐成为新的增长点,跨境支付成为新的红海市场。

每一次变迁,又意味着新的产业崛起,人们手里的支付工具从现金变为银行卡再变为手机后,与之而来的钱包、卡包以及智能手机产业也先后火热,消费者的另一端则是与之相关的终端设备产业链兴起。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支付已经不只是支付,在其上面带动的产业链数不胜数,每一次变革的商业化色彩也越发浓厚。

主管支付的央行副行长范一飞表示,规范发展和质量建设将成为支付监管的重要抓手。“支付产业的发展应坚持初心,以满足支付服务需求为己任,围绕民生改善和实体经济发展不断前进,并积极筹划服务实体经济新举措。”

无票难行的年代

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票证对人们属于稀缺资源,稀缺到比钱还珍贵,因为很多物品都是钱买不来的,只有相关的票才能换购;“再者,在那个年代,人们一年到头也赚不到多少钱。”上述老者感言。

谁家要是有多余的粮票或者布票都是极受街坊邻居欢迎的,特别是乡里嫁娶,村里人都会送上几尺布票用来作为礼金。

老人们都讲,那是一个“以票行天下”的年代。

凭票供应并不是我国最早采用的,资料显示,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当时国内不稳定,内战不断,商品缺乏,就采取商品有计划的分配,苏联最早的票证是1916年的鞋票。美国在二战时期由于商品紧张也发放了各种商品票证。

作为计划经济的特殊产物,在用票证购物的时代,人们持有票证购物与持有人民币购物,在形式上是类似的,甚至还有不便之处。“每个家庭每年分配的票证数量存在一定限额,而且存在全国通用和地方流动之别,只有全国粮票才能在中华大地都有效。”上述老者说道,如果谁要去其他的城市就要刻意去换全国粮票才能出行,否则都担心食不果腹。

根据1955年国务院发布的《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规定,对城镇居民的口粮,按其劳动差别、年龄大小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等情况分等定量,以户为单位,发给购粮凭证,凭票供应粮食;对工商业用粮,按照用户的实际需要核定指标,按计划供应;对市镇饲料用粮也实行分类定量供应制度。

中国当时2500多个市县以及一些乡镇都发放、使用各种粮票,所以中国粮票数量有“世界之最”一称。到1961年市场凭票供应的商品,达到了156种。

据在粮食部门工作41年的聂守明介绍,出于对职业的特殊感情,对粮票收藏情有独钟,他收藏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一直到粮票停止使用各阶段国家和各省区市以及地市县的各类粮油票证数千种。聂守明在文章中曾感言,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没有粮票就买不到粮食,在饭店吃不到饭,在商店也买不到任何与粮食有关的物品。可以说,没有粮票,寸步难行。

在以票支付的年代,也发生过巨额贪污、盗窃的事件。例如湖南津市粮食局原统计员兼管票员刘某,利用职权、监守自盗,共计贪污粮票9500多公斤,案发后,追回4500多公斤,其余的都被其销赃,刘某于1977年7月被判处死刑。

另一起也发生在湖南,1987年3月14日,长沙市赤岗冲粮店近1.5万公斤粮票、2500多公斤油票被盗,破案后,盗窃犯言某、蔡某均被判处无期徒刑。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后,改革高度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和不合理的价格体系的全部活动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处于很关键位置。

随着价格改革,严格的票证制度也开始放松,国家逐步缩小了消费品定量配给的范围。到1983年,由国家统一限量供应的只有粮食和食用油两种。

1984年,在经过两年多的物价体制改革试验后,深圳市在全国率先取消一切票证,价格放开;1991年5 月,广东、海南率先实行粮食购销同价改革,次年,政府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一改革。


1993年5月10日是北京开放粮油价格第一 天, 朝阳区西石门粮店的店员在登记注销最后一批粮票。 北京流通了几十年的粮票油票宣布作废。图/ 新华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全国各地先后放开粮食及其他产品价格,实行购销同价,促进粮食产销与市场接轨。1993年,粮油实现敞开供应,粮票已无用武之地,被正式宣告停止使用。

至此,长达近40年的“以票支付”告别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银行卡的电子互联

1984年之后,为适应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工农中建四家专业银行先后开办了现金出纳、居民储蓄、贷款、国际金融和各种委托代理等面向大众的商业银行业务。

随着商业银行业务兴起,以及人民生活水平质量改善,人们也有多余的钱存到银行,当时存款的凭证主要是存折,这一存款凭证在中国延续至今,有些年纪大的老人们至今还习惯使用存折存取款。不过,存折只能用来存取款,不能直接使用支付。

1978年进入中国银行工作、原中国银行珠海分行信用卡筹备组成员,周炳志在一个视频栏目中介绍,他在1984年去香港探亲,“喝完茶后,他们结账时拿个卡出来一刷就搞定了,我觉得很好奇,就问这是什么?他说是信用卡”。

回到珠海的周炳志把信用卡的宣传资料交给行长,在他的建议下,1985年,中国银行发行了国内第一张信用卡——中银卡,这距离美国首张信用卡发行晚了整整70年。只不过,美国首张信用卡的发行主体为百货商店、饮食业等公司。

银行卡的发展被认为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货币信用发展的一种表现。资料显示,“中银卡”面向公众开放的首月就发行了454张,并且形成了由银行、商户、持卡人所构成的中国内地信用卡初级产业链。

在首张信用卡基础上,四大行纷纷推出早期适合中国国情的准贷记卡,准贷记卡的概念是先存款后消费,同时还有小额透支。在业内人士看来,这种卡非常符合中国当时收入消费的现状。

1986年,中国银行总行发行了全国通用的“长城卡”;1987年,工商银行发行了红棉卡;1990年5月,建设银行发行建设银行万事达卡;1991年,农业银行发行了金穗卡。之后的30余年时间里,大额消费使用银行卡支付的比重逐渐提升。

不过,中国银行卡产业起步之初,以四大商业银行为主的各发卡银行以省市分行为单位进行行内系统建设,尝试发卡并布放受理终端,初步形成以各自行业资源为依托的银行卡系统和网络布局。

银行卡诞生之初的“封闭”和商业壁垒催生了我国的第一家卡组织——银联,2002年3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主导下,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联”)在上海市工商局登记成立,经营范围是建设和运营全国统一的银行卡跨行信息交换网络等。

银联的产生解决了银行卡跨银行、跨地区和跨境使用问题,在银行卡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自此,银行卡成为个人消费使用最频繁的支付工具,2002年,全国人均拥有银行卡不到0.5张。今年一季度末,全国银行卡在用发卡数量77.73亿张,借记卡在用发卡数量70.83亿张,环比增长2.48%;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在用发卡数量共计6.90亿张,环比增长 0.63%。全国人均持有银行卡5.57张,其中,人均持有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0.49张。

今年一季度,全国共发生银行卡交易5645.36亿笔,金额221.7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9.70%和0.43%。

电子支付的快速发展需要银行卡作为支持,中国银联董事长葛华勇曾公开介绍,我国银行卡渗透率已达48.47%。国际经验表明,银行卡渗透率每提高10个百分点,可拉动GDP增长约0.5个-0.8个百分点。“中国的支付工具30余年间从现金到银行卡再发展到无卡支付,每次变迁都是创新。”

在现金电子化的初期阶段,也就是银行卡起步兴起的几十年间,商业银行一直是主导力量。截至目前,据《2018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统计,银行业金融机构处理的电子支付仍然占据半壁江山,去年共处理业务1751.92亿笔,金额2539.70万亿元。

不过,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早在2005年4月就发表《互联网时代的支付变革》文章指出,无卡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快。随着电子支付方式发展,在零售支付领域,支付工具由纸基迅速向卡基转变。但随着互联网时代来临,银行卡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卡基支付工具正在走向顶峰。尽管新兴的网络支付还难以完全摆脱银行卡独立存在,但其依赖性正随着无卡支付的发展而降低。并且由于技术进步,速度在不断加快。

为此,支付结算司建议,支付工具的多样化和无卡化趋势,可能需要支付服务提供者将其注意力转移到账户服务本身,并由此去考虑业务创新、产品创新和安全机制。

电商的数字化革新

在银联问世的第二年(2003年)秋天,当银行大佬们在告诉别人“我家银行卡可以跨行转账”时,一个新兴事物——支付宝在淘宝电商平台业务的产业链上悄然诞生。

在那个时期,和银行业的巨额业务规模相比,支付宝还是小众化的,但是它的便捷和安全很快赢得了消费者们的倾心,拥有支付宝也成为年轻人的一种“时尚”。

2011年,央行颁发首批27家第三方支付牌照,支付宝也在其中,电子支付也一度扩展到了以POS消费、ATM取现为基础,以互联网支付、手机支付、固定电话支付、智能电视支付、自助终端支付以及其他各类新兴支付方式为补充的综合性、立体化支付渠道体系,产业规模快速扩大,并逐步形成了以银行卡为载体的电子支付网络和电子支付产业链。

在监管鼓励创新和包容下,第三方支付企业凭借便捷、灵活的特性一度开辟行业蓝海时代,手续费、备付金利息以及一些创新收入成为众多支付企业的红利来源,进而推动了行业快速发展。

不过,起源于2016年的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成为上述红利的重要遏制时点。二清整治、备付金集中存管、切断直连以及扫码限额等都成为那次整治风暴的重要内容。在那一时点,监管一方面整治支付乱象;另一方面,则将二维码支付合规化。

之后,背靠电商的支付宝与微信社交起步的微信支付迅速成为扫码支付两大巨头,并在2017年强打造“无现金”概念,一时间,从超市到商场再到地铁、公交以及路边小商小贩,二维码开始横扫线下所有领域。

随着科技因素在非现金支付中的权重加码,互联网基因浓厚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开始扮演主导角色。“中国电子支付新形态主要体现为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而在这一新时期明显可以看出,移动小额支付已经被以扫码业务为代表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主导。”一位IT技术人士说。

艾瑞咨询数据显示,在扫码支付合规化当年(2016年),中国第三方支付机构完成移动支付交易金额达38万亿元人民币,约为美国的50倍。

与此同时,中国POS机数量持续增长,年新增数量仍超40%,尚普咨询发布的《2014-2018年中国POS终端行业市场调查研究报告》显示,按照细分市场来看,增加较快的产品是手持移动POS机及支持NFC功能的手机POS机。

在这一阶段的支付变革中,支付巨头成了主要推手,并一直主导市场的发展。相比于此,曾经主导上一轮银行卡变革的传统银行也曾一度焦虑而布局电商产业,不过从目前的发展来看,效果都比较一般。

商业银行在这一时点做了另外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和支付相关的事情是,重力推广自家手机银行,在移动支付方面也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银行业金融机构移动支付业务量增长较快,共处理业务196.90亿笔,金额 86.6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9.60%和22.32%,两个数据的增速均高于非银行支付机构的网络支付业务。

对比而言,在线上,手机银行更适用于大额转账,而支付宝、微信则更适合小额转账支付;在线下,随着“去现金”步步逼近,传统金融机构确实掉了队。

后经过广泛调研和深入论证,人民银行秉承条码支付的小额支付定位,确立了条码支付业务的基本监管思路,即根据客户身份和交易验证安全等级不同,通过交易限额进行分级管理。

同时,在2017年,人民银行提出建设移动支付便民示范工程,任务之一就是推进公共交通、校园、医疗以及食堂餐饮等十大支付场景升级。

银联开始联合各大商业银行,巨资“烧钱”铺路,力推子品牌“云闪付”。根据业内人士介绍,移动支付布局的成本很高,特别是硬件改造。而在云闪付的补贴上,银联联合商业银行,每年的投入可达上百亿元。

在上述商业手段推动下,消费者使用移动支付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出行被认为是移动支付最后一块大的新增蛋糕,不过经过去年的激烈角逐,银联与支付宝、微信在交通出行领域的竞争已进入白热化。

跳出手机的人脸支付

在支付革命的路程中,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扫码支付的硝烟还未散去,人脸支付已经徐徐走来,并且快速驶进。这次的推动者依然是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两大巨头。

2019年以来,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陆续推出了“蜻蜓”和“青蛙”刷脸支付设备,并开始执行相应的B端奖励政策和C端优惠活动,加大推广力度。

在这一次革命中,线下支付直指手机,意味着人们出行不拿手机也可以实现购物。以杭州新华书店与支付宝合作为例,去书店的客户需要点击扫脸支付设备屏幕,开启刷脸支付,然后输入手机号,确认姓名、金额和扣款账号便可完成付款。

据接近支付宝人士介绍,上述设备是支付宝针对商户研发的智能终端,能够实现支付宝对商户的功能,同时自带4G联网。而使用的客户需要有支付宝账户,输入的手机号帮助确定客户的支付宝身份,通过多因子验证完成支付流程。

“生物识别支付的时代正在到来。”全国社保基金原副理事长王忠民曾多次公开表示,从生物识别的角度看,任何一个消费者放在最终端就是一个生物体。基于生物识别,每个个体有很多生物体独一的特性。其中瞳孔、声带、指纹,都是唯一性的。

“声带唯一以后有什么改变?”王忠民说,声带的唯一性可以让所有的指令全部都变成唯一性,这时,手机不再是唯一的终端了。

当前,在支付领域使用最广的是指纹和刷脸支付。其中,刷脸支付被最为看好。蚂蚁金服将刷脸支付作为今年88活动(7月31日到8月9日十天)的三大主题之一,微信支付则在“88媒体开放日”宣布,基于刷脸支付的青蛙Pro发布时间表。

中泰证券研报认为,刷脸支付使用的人脸识别技术是生物识别技术的一种,核心是通过对生物特征的比对来确认身份。相比目前主流的扫码支付方式,刷脸支付所需的技术包括人工智能、云服务和双摄像头3D结构光生物识别技术,其成本明显高于目前主流的扫码支付。

“对于C端用户来说,刷脸支付体验更好。”某支付分析师指出,刷脸支付可以解放双手,提升支付的效率,并且能解决扫码支付方式下手机忘带或者没电的问题。一旦设置完成,后续使用对于老年人也更加友好。

在刷脸支付的变革中,传统金融机构也在布局,不过似乎又落在了后面。

市场普遍认为,目前刷脸支付只是作为二维码的补充,还处于普及的阶段,因为成本等原因,在将来刷脸与二维码应该共存,不过,由于省去了手机这一介质操作起来更方便,所以,刷脸支付有望成为行业的主流趋势。

据《财经》记者了解,当前刷脸支付主要应用在零售、餐饮、快消等场景中比较普遍,线上刷脸支付主要应用于购物支付、转账等,线下则主要应用于购物等场景。

不过,效率与安全就像一对孪生兄弟,生物识别支付的风险问题仍然不容忽视。技术突围之后的监管思路有待尽快落地,这也决定这项变革能走多远。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伟公开表示,线下刷脸支付技术已较为成熟,具备了试点应用的基本条件。但在线上,人脸识别仍存在诸多风险,暂不具备应用条件。“个别机构仅靠人脸特征判断用户身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为此,李伟指出,技术创新与市场的热情给生物识别安全带来了挑战,需要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形成多维度、立体式的监管体系。

据《财经》记者了解,监管部门正在制定生物识别有关标准。某支付行业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基于此前二维码标准考量,生物支付必然是一个趋势,但是出于风险考虑,未来的发展空间和尺度也将受限于正在研究的相关标准。

事实上,刷脸支付能否像扫码全面普及,一方面要看监管的态度,另一方面要看消费者的接受度。

现金终结者现身?

在历史的沿革中不难发现,自从有了银行账户,支付领域的每一次革命都是在银行账户的基础上,实现的货币电子化程度加深。

央行最新的金融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91.94万亿元,同比增长8.1%,增速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均低0.4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55.3万亿元,同比增长3.1%,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1.3个和2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7.27万亿元,同比增长4.5%。

我国现行货币统计制度将货币供应量划分为三个层次,M2、M1、M0。其中,M0是指银行体系以外各个单位的库存现金和居民的手持现金之和。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即便我国货币电子化程度不断提升,社会中流通的现金依然不容小觑,而且还在同比增长。

“货币电子化与数字货币有一个传承关系,电子货币转换更多是支付信息背后资金的流动,而数字货币则体现在货币体系的‘根’上,即M0数字化,M0结构将发生变化。”某数字货币研究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与之相应,货币政策和理论也将受到深刻影响。

因此,法定数字货币被认为是现金(纸币、硬币)支付可能的终结者。

《财经》此前就曾报道,2017年春节前夕,中国央行已经通过数字票据交易平台进行了数字货币测试,配合的机构包括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微众银行、浦发银行和杭州银行等五家金融机构。

测试分为两个实验,分别是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在数字票据交易平台上参与的交易。为配合测试准确、顺利完成,参与测试的个别银行修改了核心系统,主要以工商银行与中国银行为主。

事实上,数字货币典型应用的产品并不多,之所以选择数字票据交易平台作为试点应用产品,在于该平台较零售相对简单、封闭,而且属于央行自己系统,把控更为容易。

在测试实验中,从央行核心系统到商业银行转移、汇款用的都是数字符号,货币配有一个编码,标注金额大小。“规模非常宏大,实验的结果非常过瘾。中国也是全球第一家做这个实验的国家。”接近测试的金融人士激动地向《财经》记者表示。

不过,上述数字货币测试更多是做技术储备、知识积累,与真正发行数字货币还不是一个概念,至于何时能推出中国的法定数字货币,尚未有时间表。

近日,CF40特邀成员、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8月10日在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再次透露。“央行数字货币现在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

据穆长春介绍,为解决高并发(指系统运行中“短时间内遇到大量操作请求”的情况)问题,DC/EP并非采用纯区块链架构,采取双层运营体系,即人民银行先把数字货币兑换给银行或者是其他运营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在央行层面不预设技术路线,即保持技术中立。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工作组组长、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近日发文指出,数字货币可否替代传统货币形式,取代新兴的电子支付工具,成为主要货币形式和主要支付工具,将取决于四个关键因素,即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具有商业价值的经济规模、具备社会认可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数字货币还可以大大节省纸币的运营成本,影响流通环节,并在很大程度上优化现有货币的运行体系。”某数字货币研究者说。比如国内仅运钞车运输产业市场就有350亿元,2010年欧元区旧币回收,耗资1000亿欧元替换了58亿张纸币。

尽管法定数字货币推出意味着M0的数字化,但是,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前所长姚前曾表示,在较长时期内,数字货币和纸币将并存流通。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未来到银行取钱时,既可以选择兑换实物现金,也可以选择兑换数字货币。

“如果M0被数字化,则意味着此前的相关支付系统以及多个产业面临新的变革。”上述研究者说。

(本文首刊于2019年9月30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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