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交易合作都是互利的，如果把美国优先作为一个全球化的条件，我是不赞同的。”11月12日，香港金融发展局委员、招商局集团、招商银行原董事长秦晓在以“不确定时代的变与不变”为主题的“《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秦晓 香港金融发展局委员、招商局集团、招商银行原董事长
秦晓认为，由修昔底德陷阱论推论出的“中美之间迟早一战”说法不能成立。首先、不能用古希腊一个历史学家当时的一个宿命论断来判定现在的形势，不能抽离制度、价值、观念来谈丛林法则。不同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肯定有紧张、对立、摩擦的一面，但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来看，他们的差别是处在现代化转型和现代化构建中的不同位置，因为历史的方向已经定了。在这个状态中，一方面存在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并不是一个你死我活的关系，仍然存在着很大的空间合作，仍然可以创造合作剩余。
第二是再平衡论，全球化的过程中，为什么全球化终止？因为它不可持续，它有三个重大的失衡：一是在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中，全球化是跨国公司重建纵向的全球的供应链，而忽视的民族国家一些基本的条件，比如国际收支平衡，比如就业、财政；二是进入跨国公司供应链的国家和群体，多多少少会分一杯羹，没有进入就被边缘化了；三是金融走在了实业前面，脱离了实业，在全球化过程中跑得最快的、影响最大的是资本。
第三是制度碰撞。中国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大家很熟悉了，我们这几年的所得，我们的增长，我们的国家面貌、人民面貌的改变，全都得益于我们制度的改变，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扩大了生产边界。
以下是发言实录：
秦晓：各位下午好。题目非常大，时间有限，我们都尽量简短一点，多点时间可以交流讨论。
首先一个基本的判断，目前发生的事情标志着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终结了维系了很多年的中美战略的均衡，现在在寻找新的均衡，这个事情，我的看法仍然在可控的态势之内，还没完全失控，也可能会在近期达成一个部分协议，但这个事态并没有解除，紧张化还是存在的，可能会一直延续到未来一段历史时期，它会对一系列产生影响，比如对股市、汇率，对已经比较疲软的经济复苏前景，会对原来已经形成的供应链产生影响，当然还有更大的人类全球治理的问题也都被搁置。
市场是希望中美的博弈能够通过逐步收敛达成一个新的均衡点，这个新的均衡点并不意味着回到原来，但起码不会走向破裂，不会走向一个新的冷战，这也是我们讨论的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达到。
这里有几个要素：成因怎么发生的？怎么应对？前景是什么？
不了解成因就不可能有合理的应对，就像我们诊断和治疗一样，成因时下比较流行的有三个说法：一是修昔底德陷阱论，古希腊时代一个历史学家认为，现有的霸权和正在崛起的大国会争霸，最终是以战争结束。最近一个朋友从美国回来，接触了一些比较年轻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发现他们普遍的共识是修昔底德陷阱，认为和中国迟早一战。中美迟早一战，也是国内很早就发出来的声音，这个观点有市场。有一部分人说不赞同，其实仔细一问他是赞同的，只是时机不到，还得隐忍一段，本质上还是赞同的。
我不赞同，有三个理由：一、我们不能用古希腊一个历史学家当时的一个宿命论断来判定现在的形势，这个东西不能抽离制度、价值、观念来谈丛林法则。不同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肯定有紧张、对立、摩擦的一面，但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来看，他们的差别是处在现代化转型和现代化构建中的不同位置，因为历史的方向已经定了。在这个状态中，一方面存在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并不是一个你死我活的关系，仍然存在着很大的空间合作，仍然可以创造合作剩余。如果我们所处的国际时代是一个弱肉强食、穷兵黩武的时代，那我们就不要改革开放了，我们就选择富国强兵，霸权之路才对，所以等于说为不改革的人提供了正当性。
二、再平衡论，全球化的过程中，为什么全球化终止？因为它不可持续，它有三个重大的失衡：一是在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中，全球化是跨国公司重建纵向的全球的供应链，而忽视的民族国家一些基本的条件，比如国际收支平衡，比如就业、财政。中美贸易跟这是有关的，中美一方面巨大的顺差，一方面巨大的逆差，这对双方也是有不利的问题。
二是进入跨国公司供应链的国家和群体，多多少少会分一杯羹，没有进入就被边缘化了。换句话说，全球化创造的盈利并没有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全球也没有一个二次分配的机制。
三是金融走在了实业前面，脱离了实业，在全球化过程中跑得最快的、影响最大的是资本。所以，再平衡论是有道理的，现实也是这个问题，中国也本来就需要改变过度依赖出口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赞同再平衡论。
但是我们仔细去看，再平衡论的声音中有一种声音是完全反全球化的，比如美国优先，这句话我就不赞同。所有的交易合作都是互利的，如果把美国优先作为一个全球化的条件，我是不赞同的。所以，我赞同重启一个更加平衡、更加包容的全球化进程，但需要创造很多条件。
三、制度碰撞。中国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大家很熟悉了，我们这几年的所得，我们的增长，我们的国家面貌、人民面貌的改变，全都得益于我们制度的改变，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扩大了生产边界。当然作为一个完备的市场，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和企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也是个老题目了。有人认为，目前这种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政府有产业政策，政府有行政审批，政府有价格管制，要素价格是没有完全放开的，政府有国企，可以通过国企来竞争。这些特征可能应了某一句话，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国体制，但也造成很多负面的东西，比如资源配置不合理，政府和国企效益低下，资源向国企流动，当然还有一系列的问题。
这个制度要不要改呢？无论是从中国的现实，还是从中国的国际化进程来讲都要改，因为未来新一轮的全球化和未来全球规则的制定，都会考虑国家和市场的关系。比如竞争中性，规范政府和国企的关系，可能会被纳入新的WTO的改革方案中，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讲的那句话，市场是要素分配的决定因素。
这是三个流行的说法。如果我们对这三个成因有了认识，就会选择应对。比如我们不能选择古希腊的修昔底德陷阱的论断，我们要尽量避免完全脱钩，走向冷战，甚至爆发热战。另外，我们主张一个更平衡、更包容的全球化，但不反对以某国为优先，反对、抵制全球化。我们积极完备我们的市场，美国有它的问题，投资不足，消费过度，财政也有它的问题，美国也不能只说别人需要改革，它不需要改革，它也不能一出问题就在外面找原因，不找自己的原因。当然中国的路可能更难走，更长。我觉得把这几个原因搞清楚之后，应对出来了，前景也就出来了。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