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表明，我们的开放时机非常重要，国家经济实力强盛的时候，我们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可以主导关税等对外开放条件，这样的主动开放是有利的，如果对外封闭，就将错失我们的开放机遇。相反，国家经济实力非常衰落的时期，如果不能自主决定对外开放条件，被动的开放往往就会受制于人，损害经济的主权。”11月12日，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文仲在以“不确定时代的变与不变”为主题的“《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强调。
他进一步指出，当前，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对外开放可以推进我们的供给侧改革，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金融市场范围越大，分配要素资源的能力就越强，金融服务的效率就会越高，进一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能够帮助中国在更大范围内分配资源，让更多的国际金融要素能够进得来，让国内的金融要素能够出得去。”
但范文仲提醒，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要把握风险与开放的平衡。具体来说，需要坚持以下基本原则：首先，要建立金融风险的安全审查制度；其次，对于关系到国际安全层面的涉及到核心金融基础设施的内容，坚持审慎的态度，坚持以我为主来推进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第三，金融开放一定要稳妥有序，可以先试点再推广。此外，应认识到对外开放不是一刀切，应该坚持互利平等互惠的原则。
“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底气更有实力主动的实施金融开放，只有积极有序推动面向世界的金融开放，才能实现中国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变，才能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范文仲呼吁。
以下为发言实录：
袁满：谢谢，接下来有请北京金融控股集团董事长范文仲先生。
范文仲：谢谢，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财经》杂志的邀请，能参加本次金融对外开放的讨论，年初中央政治局在集体学习的时候就鲜明强调要把金融改革开放任务落实到位，可谓掷地有声，日前国务院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明确加快金融业开放进程的多项政策。相信在座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对金融业的开放举措都耳熟能详，但是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可能有一些人觉得我们的开放还是太慢，也有一些人会觉得我们现在开放过度，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如何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难题。在此，我换一个视角，从历史和国际的视角去看待中国应该如何进一步推进金融开放，有一些个人体会跟各位嘉宾分享。
一、历史经验表明，对外开放的时机取决于国力和贸易实力的强弱
回顾近两千年中国历史，自汉朝开创“丝绸之路”至今，中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实行了不同的开放政策，其效果也不尽相同。
汉唐时期国力强盛，采取了主动对外开放策略，“丝绸之路”成为国际经济文化纽带。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凿空之旅”，揭开了中原经济对外开放的新篇章。当时，丝绸、茶叶、瓷器等中土产品是对外贸易的核心，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占有明显优势地位。以丝绸交易为核心，汉代开始形成“陆上丝绸之路”，中国与中亚、西亚甚至罗马帝国发展贸易。自此奠定了今日“一带一路”的文化基因。隋唐以后，随着造船技术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对外贸易的重心，对外交往半径延续到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甚至印度。唐代中国对外贸易达到顶峰，和中国通商往来的国家就发展到七十多个，在唐朝长安的西市固定商铺4万多家，外国商人络绎不绝。中华文化在开放中崛起，“留学大唐”成了当时世界上很多国家学子们的梦想。
为进一步促进经贸发展和国际交往，汉唐对外开放实施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建立起较为完善的贸易管理服务体制。例如，汉唐分别设立的“西域都护府”和“安西都护府”，打破了西域各地小国林立、互不往来的隔离状态，使西域与中原之间产生了持久而良性的经济互动。汉代设置“大鸿胪”、唐代设置“礼宾院”，为外国商使提供食宿等便利服务，吸引外商来华贸易。唐朝还设立了专门的贸易管理部门—“市舶司”，负责对外贸易的行政管理，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商务部。还建立了严格的出入境和查验制度—“过所”制度，“过所”上面注明人员信息、所携商品及国别等，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护照。这都是当时中国开放进程中的一些重要举措。
明朝中后期，我们国力强盛、科技发达，进出口贸易及造船技术都位居世界前列，但主要是宣扬国威、推行朝贡贸易，后期采取了诸如海禁政策、有限制的开海贸易政策、“堪合”制度等封闭政策，导致经济竞争力逐渐落后。清朝初期，虽国力强盛，但对外贸易却依旧采取封闭政策，最终导致了国家日益落后，丧失了发展的机遇，中国在世界的领先地位逐渐丧失。当西方通过工业革命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时，中国经济裹足不前，中外经济自明朝中后叶开始出现大分流。从此，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处于愈加被动的地位，最终在西方的武力下被动全面开放，清朝对外贸易规则被外方所控制，让渡出关税制定权、海关管理权等制度自主权。从1877年开始，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被打破，经常性国际收支由顺差转为逆差。在此之前，中国的对外贸易都是顺差的。
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表明，国家经济实力强盛时期，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可以主导关税、贸易制度等对外开放条件，主动开放就是有利的，对外封闭将错失开放机遇；相反，国家经济实力衰弱时期，如果不能自主决定对外开放条件，被动开放往往会受制于人而损害经济主权。
二、国际发展经验表明对外开放的程度取决于国家大小
从国际经验看，不同国家（地区）在对外开放模式的选择上，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
一般而言，产业单一的小国（地区）可实现高度对外开放。例如，古代的威尼斯共和国主要从事东西方中转贸易，并吸引各类资金进入，1171年成立的威尼斯银行成为世界上最早的银行。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威尼斯作为一个小国成为当时最为富庶的国家之一。在当代，小国（地区）经济体量小、经济结构简单，经济发展模式更为灵活，可以通过出口拉动发展“两头在外”模式，依靠发展单一的商贸金融服务产业便可获得经济成功。今天大家看到的新加坡就是小而富的开放典范。
而大国经济体量大、经济结构复杂，则应以内需拉动为主，外需拉动为辅。其对外开放范围、程度需要兼顾国内市场发展结构，采取适度的对外开放措施更为有益，必须把握风险与开放的平衡。这当中一个典型的教训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阿根廷、墨西哥等部分国家由于过快和过度对外开放导致其国内产业遭受严重冲击，并最终爆发经济危机。根据1990年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包括阿根廷在内的拉美地区国家开始大范围放开货物与资本市场。如阿根廷向外资全面开放银行、证券领域，其由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市场份额从1992年的82%下降至2001的33%。同时，阿根廷允许境内美元全面流通，并允许外资银行全面经营阿根廷比索和美元业务，其经济出现美元化趋势，使得本国政府逐渐丧失了金融调控能力。
与此相反，英美等发达国家较好实现了对外开放与风险管理的平衡。在外资政策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未对外资采取持股比例等数量性限制，而是通过一系列机制化安排和审慎制度保障，如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股权投资审查制度等，灵活掌握金融开放力度，确保本国对金融的控制力。英美作为成功大国案例，不仅保证了开放力，同时也实施了控制力，保证了本国的竞争力。
对外开放的国际经验表明，小的国家和地区对全球市场依赖更深，其经济发展模式更为灵活和易于调整，外需拉动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对外开放范围可以更大、程度可以更高；而大的国家和地区产业复杂，外需不能替代内需，对外开放一定要适度，必须把握风险与开放的平衡。
三、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应把握扩大开放与风险管理的平衡
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一直享受主动开放的成功，也尝够了被动开放的苦果，我们两方面的教训都有。从历史对比看，中国正处于民富国强的有利时期，对外开放中可以自主确定贸易规则条件，应抓住时机主动扩大对外开放。从经济规模来看，中国作为大国，应坚持内需为主，对外开放须循序渐进，要完善风险管理机制。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通过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和金融体制改革，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破解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难题。
首先，金融市场范围越大，分配要素资源的能力就会越强，金融服务的效率就会越高。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能够帮助中国在更大的范围内分配资源，让更多的国际金融要素能够进得来，让国内的金融要素能够出得去。其次，在中美贸易摩擦尚未根本性结束的情况下，我们要放眼全球，在更大范围内寻找更多国际伙伴。中国最大的资源就是市场资源，要通过扩大金融领域对外开放，让国际伙伴都来中国投资，从而促进双方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再次，通过金融业对外开放，能够倒逼国内机构提高竞争力，在一个小池塘里是不能培养出大鱼的，我们一定在大江大海里锻炼，我们的机构才能真正成长，从而能够打造一个与国际接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化金融市场体系。
但是，金融开放一方面能够帮助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也面临着金融安全问题。要做到开放与安全的平衡，务必坚持这样几条基本原则。首先，要建立金融风险的安全审查制度，确保引入的外资机构具备优秀的专业能力、充足的资本实力，要确保引入“活水”，而不是引进“污水”。这就需要我们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做好配套制度的建设，与国际金融市场规则做好衔接，与国家经济安全制度做好衔接，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其次，对于关系到国家安全层面的、涉及到核心金融基础设施的内容，一定要坚持审慎的态度。必须要坚持以我主导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稳步推进金融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切实做好金融数据综合统计、风险波动实时监测、信息发布集中管理、社会信用惩戒等各项工作，把握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再次，金融重点开放领域要稳妥有序，先试点再推广。“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的理论和制度优势，部分开放措施可以先在自贸区试点再推开，相关改革措施要谋定而后动，一旦时机成熟就坚决推行。部分特殊的优惠政策可以先针对港澳台地区施行，取得良好效果再推广到其他国家。第四，对外开放不是“一刀切”，应坚持互利互惠的原则。金融对外开放也要讲平等互利。对我战略关系友好的国家，或与我商签自贸协定的国家可以优先重点开放，从而鼓励那些赞同开放、支持合作的国家和地区从中国乃至全球金融开放的成果中受益。而那些惧怕开放、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只看重短期的收益，长期的竞争力一定会受损。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的趋势，我们一定要倡议开放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各位来宾，在刚刚闭幕的第二届进口博览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底气更有实力主动的实施金融开放，只有积极有序推动面向世界的金融开放，才能实现中国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变，才能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