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借区块链行骗、违法发币的苗头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一些非法发币、炒币的公司借助社会对区块链的高度关注，又开始鼓吹代币交易，引诱一些投资者买币、充值。
监管层的动作无疑是提醒投资者要对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保持警惕。有权威数据显示，2019年以来，全国共关闭境内新发现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6家，分7批技术处置了境外虚拟货币交易平台203家；通过两家大的非银行支付机构，关闭支付账户将近万个；微信平台方面，关闭宣传营销小程序和公众号接近300个。
之所以有今天监管部门的“不讲情面”，除了虚拟货币自身存在的金融风险之外，也因为近年来随着P2P风险的不断爆发使监管者们对于新一轮的金融科技可能带来的风险更加严厉，几乎不愿意留下任何隐患。
而这似乎并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担忧。在中国之外，Facebook及其提出的Libra从一开始的广受关注和热切期待，到后来因其可能存在的“洗钱”风险等原因而被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拒之门外”，几大支付平台等合作伙伴纷纷宣告退出，也使得这一看起来可能成为金融服务的一次重要技术创新“凉凉”。各大机构的态度也多是180度转变，“宁可错过，也不做错 ”。
这会不会使金融科技的创新步伐受到严重影响？硬币的两面终究需要平衡。如何使技术进步的同时，把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又如何面临技术被“好人”利用，也可能被“骗子”，甚至“凶手”利用的两难，这也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直在不断探索的课题。
日前，《财经》新媒体专访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建立者之一保罗•罗默教授，请他就金融科技的发展、数字货币、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等话题分享自己的洞见。
在经济学界，罗默教授的名字基本上是和“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ies）联系在一起的。大约在1980年前后，罗默教授就开始对索罗模型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数年之后，他对于增长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并发表了论文《规模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于1986年发表在顶级的经济学刊物《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
对于习惯了传统经济学中“规模收益递减”的人们而言，罗默教授的这几篇论文无疑是对增长现象的“疯狂解释”（Crazy Explanation）。不过，也有一些人很快认识到了罗默教授的理论所蕴含的价值，并且最终使罗默教授获得了2018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该奖的官方推特指出，将荣誉授予罗默教授和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的原因在于：两人提出的方法致力于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最根本和最紧迫的一些问题：全球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和世界人民的福利。
以下为部分专访实录：
中国无人能替代：
《财经》新媒体：从全球的经济发展趋势来看，您认为谁将成为下一个“中国”，或者说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也就是快速发展的国家或地区？
保罗•罗默：像中国这样的“世界工厂”——或者说中国——是不可替代的，我认为中国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这是第一点。现在你们一些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搬到了其他国家，但这并不等于中国成为一个缓慢增长的经济体。
我认为其他国家可以从中国学到的两件事，一是中国在开始开放时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你知道，一个强大的政府可以做出一些对社会重要的决定。
其次，中国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是鼓励快速城市化，包括，规划街道网络，这样城市就可以扩大基础设施规划，可以支持更高的建筑。这些是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认为中国也应该继续努力，如果更多的人想搬进城市，中国将继续为他们提供机会。
《财经》新媒体：有人认为朝鲜和韩国将会统一，并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您认为呢？
保罗•罗默：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挑战。而且，我不认为在我有生之年，在韩朝会有一个强大的统一政府。德国是少数几个我们看到两个分离的体系统一的国家之一。但是我想，那里的情况非常不寻常，我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韩国的两个政府中有一个想要“倒闭”，另一个可以接手。
政府先行：
慢慢进入新世界
《财经》新媒体： 当今世界，数字货币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人们对于金融新科技的各种可能，有热情但也有顾虑。我们如何避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如何把握好鼓励创新又监管到位之间的“艺术”？
保罗•罗默：我们应该记住，历史上银行业和金融业已经周期性地遭受了我们称之为“银行挤兑”、恐慌或危机的痛苦，以及由这些干扰造成的对社会的破坏。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对任何新技术保持谨慎。因为，我们只学会了如何用旧技术来限制恐慌和危机，但新技术创造了恐慌和危机的新机会。
我们要慢慢走向那个新世界，因为如果我们走得太快，我们可能会有另一场危机。而这些危机一旦发生，对国家或世界都是非常有害的。政府的一部分工作是确保我们不再经历这些（危机和伤害）。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慢慢地发展数字货币。
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当我们（人类）第一次开始乘坐飞机时，许多国家都是从国有航空公司开始的，因为当政府运营航空公司时，要确保它的安全性就（比私营部门）更容易做到这一点。
当政府变得更加成熟，能够监管私人航空公司的时候，政府可以将业务移交给私人航空公司，但必须有监管机构和空中交通管制员，他们非常擅长管理这一系统。
因此，（当人类）有了数字货币和交易技术，一个安全的方法可能是从政府主导开始。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逐渐为私营部门创造机会，而同时政府仍有能力进行监管。
这是我给每个政府的建议，我认为中国的做法是正确的。其他国家的政府犯了一个错误，让私营部门先于政府管理私营部门所做工作的能力。
高薪聘人：
有时不是不能做到，而是不想做到
《财经》新媒体：有评论人士认为，政府有时在推动科技发展时并不是最有效的。如果在金融科技领域，如您所建议的，政府为先导进行发展，如何避免这种“政府安全但低效”“私营高效但风险”的情况？
保罗•罗默：我认为有一个重要的策略需要牢记，那就是尽可能地给那些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更高级、非常有才华的人与市场上（水平一致）的收入。这样他们就不会觉得自己在为政府工作时被人利用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因为政府需要拥有非常重要技能的人才去进行监管。（编者：这让人想起了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发出的月薪高达5万的人才招聘启示。）比如，航空公司需要能够评估航空公司的工程师。
如果拥有人高级才为政府工作，他们就能更好地做出正确的决定。新加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很好地补偿了在政府中工作出色的人才。我认为许多国家应该效仿新加坡的做法。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不能”，而是因为“不想”，而这意味着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我们要求政府做非常重要和非常敏感的工作。
中美关系：
科技脱钩可能给世界提供更好的选择
《财经》新媒体：那么对于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发展趋势，您怎么看？
保罗•罗默：中国和美国都需要思考，他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善他们的内部系统。我认为这两个经济体之间的摩擦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所以我认为在短期内，既要继续努力解决这一问题，而从各自内部工作来说，就是为了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利用好在内部可以做的事情。
我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中国扩大贸易有很大的空间。而对于美国而言，我们的问题之一是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政府，因为它变得如此虚弱，以至于它无法再管理经济。所以我认为两国都需要做好国内工作。
另外，我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寻找在世界其他地方存在的技术，并尝试把这些技术带到国内。这是中国做得很好的事情之一，这些技术可以用来满足本国居民的需求，不一定必须用来销售出口产品。
当然，中美在技术领域有一些摩擦，我认为中国将开始发展自己的供应链，而美国也将许更少依赖中国。我想这两大系统中的技术部门之间会有一些脱钩。我想有时候事情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在某些敏感的技术上两国是独立的系统，这对整个世界来说可能有一些优势，因为不同的系统会有不同的创新。全世界都可以从中挑选出最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