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对经济指标的考核从速度指标更多地明确为考核质量指标，并建立起相应的质量指标体系和政策构架，引导企业走向高质量发展，而不是数量竞争和价格竞争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从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到智能化、无人化技术的运用，乃至进行传统产业的嫁接和改造，基本是技术和产品结构替代，不会带来经济总量巨大突破。图/IC
文 | 陈炳才
2019年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6.0%，比二季度下行0.3个百分点，比2018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比2011年四季度的8.5%下行2.5个百分点。预计2019年全年经济增长6.2%，比2010年的10.6%下降4.4个百分点。
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趋势还将继续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长期处于中高速增长，人们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缺乏足够的心理预期和实际准备。但事实上，速度下滑是大趋势。
1.未来五年的年均经济增长可能会下行0.3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已经基本进入工业化、城镇化的尾声阶段，总体上已经出现产能过剩，推动经济增长的出口、消费和投资增长也趋向下降（见表1），从中长期来看（5年－10年），未来中国经济难以出现高于6%的增长周期。
根据2009年－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绝对值变化和速度变化，考虑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假定技术条件和附加价值条件等不变，按照2019年三季度比2010年三季度年均下降0.3个百分点计算，未来五年将下降1.5%左右，预计2024年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下降到4.5%左右。过去十年（2010年-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3.2个百分点，年度增长下行0.32个百分点，未来五年将下行1.6个百分点，预计2024年度经济增长4.6%左右。
也许有人不同意这个预测，大家可以用其他方法推算。为什么用2010年以来的数据？因为这个阶段以来，数据规律开始起作用了。2010年以前的数据规律因为美国次债危机、中国人口规模、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变化等因素作用，难以把握。2010年以后的数据变化规律基本可以把握了。从当年GDP增加额（现价）来看，只要非消费物价指数相对稳定甚至下行，当年GDP的增量一般不超过6万亿元人民币（见表3），2008年－2019年最高的2017年－2018年GDP分别增加了8万亿元左右，其他年份基本都在4万亿－7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因此，设置未来五年的GDP不变价达到5.5万亿－5.7万亿元不算低。2017年和2018年中国GDP现价达到8万亿元左右，与生产领域的价格上涨关系密切。2017年不变价的GDP增加额大体为50324亿元人民币，2018年不变价的GDP增加大体为54170亿元人民币。因此，预测未来不变价的GDP保持在5.5万亿－5.7万亿元基本可信。
2.经济转型升级只是减缓速度下行的进度
对于经济速度的下行，人们期待新经济、新产业来带动高增长，甚至期待经济转型升级走向高质量发展以后出现新的高增长周期，这种可能性不大。
从数据看，高增长的产业也都趋向下行。2019年1月－9月数据来看，增长最快的软件、信息技术产业增长19.8%，远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但该行业2018年同期增长是31.2%，下行了11.4个百分点。商务和租赁增长8.0%，2018年同期增长9.4%，下行了1.4个百分点。可见，目前的增长态势中，已经包含了高增长行业和转型升级技术产品的增长潜力。
总体来说，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从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到智能化、无人化技术的运用，乃至进行传统产业的嫁接和改造，基本是技术和产品结构替代，不会带来经济总量巨大突破，比如无人驾驶汽车，即使增长很高，也是逐渐替代原来的汽车，总量上不可能出现持续高增长。因此，难以回到较高增长时代。
市场一直预期，中国经济将转向以消费和创新驱动发展的经济增长。网络购买、快递到各种新消费品的出现，基本是购买形式和消费品质的替代，总量增加有限。一天三餐消费总量有限，衣服等生活用品不是每天都需要更新。总体来说，消费总量主要源于人口增加，人均消费增加很有限，增长也将趋向递减，尤其是在收入分配和收入使用结构不均衡的背景下更是如此。
从表1可以看出，投资和出口增长速度也趋向递减。2018年中国投资规模达到645675亿元人民币，占当年GDP的比重达到71.72%，低于2017年的78.13%，也低于2013年75.26%，投资占GDP的比重下行说明经济增长中的投资带动作用趋向弱化，主要是因为产能过剩，投资回报趋向下降，这个趋势将是长期趋势。出口增长的波动性比较大，但波动趋势是增长下行。
此外，经济高增长的红利也逐渐弱化。首先是制度红利不突出，从2013年以来的自贸区政策到各种改革试点，总体是改善和提高增长质量，没有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人口增长和城镇化、土地价格上涨的红利也趋向稳定，模仿性学习带来的高速增长也基本结束，需要依靠原始创新来带动增长。这些因素表明，未来中国经济将进入适度增长阶段。
二、淡定对待经济增长速度下行
对于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不必有速度破位下行恐惧症，速度下行是客观规律，不必悲观，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基本实现，后续只是深耕细作、精雕细刻，在这个阶段，增长不会很高，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有客观必然性。
1.中国经济出现了绝对产能过剩
中国产能过剩在2008年就出现了，金融危机后达到顶峰。2015年政策上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压缩和消化过剩、落后产能，增加中高端供给，减少低端和无效供给。这表明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不可能继续过去的高增长。而且，中国产能过剩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世界经济15年以后出现的，世界市场对中国出口品的需求增长也趋向弱化。因此，今天中国出现的产能过剩，基本可以定性为绝对产能过剩，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产能过剩——相对过剩，相对于没有发展起来的人口和市场大国，以后依然可以扩展产能。中国当下出现的产能过剩是世界产能最大国家、供给最大国家、市场最大国家而且向世界提供巨大出口国家的产能过剩，某种意义上是全球性的。其他国家和市场对中国来说，基本是属于人口、市场、产能小国（主要发达国家例外），当中国出现产能过剩时，没有大国可以承受和消化中国的产能过剩，因此说是绝对过剩，至少是阶段性绝对过剩，这个背景决定了海外出口市场以后不会成为推动中国增长的主要动力。
2.企业将趋向海外投资而不是增加出口
历史上，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都曾经出现产能过剩，他们利用自己独特的制度环境解决了当时的产能过剩。如英国要求殖民地国家的进口必须进口英国产品，美国依靠血缘关系的全球化，与多国进行贸易往来，在战后建立了关税和贸易协定。中国借助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功融入世界，既化解了早期出现的产能过剩，也推动了国际贸易发展和全球经济增长。但是，2008年美国次债危机以后，美国和欧洲进行战略调整，开始注重回归实体经济发展，奥巴马政府提出制造业的回归和再工业化，2009年提出五年出口翻番计划，并达成了跨太平洋贸易投资协定，特朗普上台后虽然废弃了奥巴马的国际贸易政策，但达成了更有利于美国的贸易协定，而且特朗普在奥巴马发展实体经济的基础上，采取了实质有效的降低所得税政策，同时加征关税，这意味着美国在逐步走向扩大内生性实体经济增长的阶段，估计这一政策在未来十年会更明显。欧盟在金融危机后也一直注重发展实体经济，与WTO成员国基本签署了有关贸易协定，而且签署了多个区域贸易协定。欧美等发达国家回归实体经济和贸易经济，对中国未来的出口将带来压力和挑战。企业也必然更多地转出口品为投资品和股权，以增加海外投资的形式替代出口。这会增加全球产能，带来更大的产能过剩，中国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继续弱化。海外投资虽然可以解决企业的利润和生存，但不带动国内增长，主要是带动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3.速度规律开始发生作用
在早期的经济发展和规划中，中国曾经考虑过速度规律。比如制定2000年GDP翻番计划时，就考虑前十年速度高一些，后十年低一些。但事实并未如此，不仅前十年速度高，后十年速度依然高，平均经济增长速度都在9.5%以上。2002年－2012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过去的20年，达到10.27%以上。2010年之前的30多年，速度规律不起作用，速度不仅没有前高后低，甚至前高后更高。这期间，曾经出现“3上8下”的现象。即逢8的年份经济下行，逢3的年份经济加速上行。比如1978年和1988年、1998年乃至2008年基本都是速度下行，1983年和1993年乃至2003年经济增长速度加速上行。2008年中国经济本该下行的年份，因为应对危机一揽子计划，速度没有下行，出现了持续高增长，到了2013年也没有出现上行。由此可见，2010年以来，速度规律开始发生作用，即随着基数增加、规模加大，经济增长的绝对值将相对稳定乃至下降，速度也将趋向下行。这恰恰表明经济基本进入成熟发展阶段，要解决快速发展阶段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升质量和技术，提高附加价值，而不再是数量和规模扩张。
4.速度下行有利于经济转型升级
增速下行有利于走向高质量的发展，尤其是走向转型升级,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去的高速增长难以真的高质量发展，单纯追求GDP的高增长也带来对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导致中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不足。比如中国铁矿石储量换算成生铁70亿吨，只能开采10年；石油储量35亿吨，按照目前年产量1.89亿吨，开采17年－20年左右；天然气储量按照生产量开采38年，按照消费量只够开采21年，而国际储量可开采年限长于中国，按照产量计算，石油可开采55年，天然气51年；同时，过度开采和消耗资源，也带来环境污染严重。根据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经验，未来比较长的时期（至少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解决生态环境污染问题，解决社会治理、社会公平和正义问题等，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出现高速增长，而是要进入到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未来十年或几十年之内经济增速都不会很高，物价水平会进入低于2.5%乃至低于2%的阶段，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
当然，转型升级过程中，如果技术创新能有所突破，速度加快，不排除阶段性增长重新回到5%以上的可能。主要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接近进入滞胀，80年代后情况好转，进入低物价低增长的阶段。苏联东欧解体以后，经济全球化得到长足发展，美国、英国、德国的经济增长到2000年保持在5%－5.42%之间。如果主要人口大国或者非洲、拉美等主要人口、经济大国未来10年－15年政局稳定，经济持续发展，会推动全球和中国经济保持适度的增长。
5.未来中国经济依然有适度增长的空间
预计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将是一个缓慢过程。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依然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空间。
首先，从产能过剩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没有相对稳定的增长空间。比如中国纺织品、金属制品，1998年就开始出现过剩，到2015年，其增长速度依然高于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这表明，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之下，各行业和产业不是没有增长空间，而是需要开拓、深化国内市场，农村市场，开拓和深化国际市场，同时要搞好设计和原始创新，增加品种，提升质量，改善性能，提高附加价值。
其次，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虽然已经到尾声阶段，但后期仍有至少10年到15年值得开发的空间。由于中国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企业差距等依然较大，有着巨大的开发潜力。特别是城市内部，更值得精雕细刻，开拓新的市场。以住房为例，如果能够把毛坯房改为精装房，并且进行个性化的装修设计，承诺提供终身服务，并对住房内的房间结构进行符合老年、单身和租房需求的设计，住房市场就可以得到激活，如果配合土地价格下降或者住房制度改革，二线、三线城市的城镇化会有更好的发展，从而带动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
再次，结构性产业发展依然有高增长的空间。一是信息、软件技术领域，未来5年－10年依然可以保持10%以上的增长；二是生态环保、社会治理、教育、医疗、养老、航天和宇宙科技及其产品、生命科学及其技术、产品（包括动物、植物基因技术、微生物技术、药物技术等）等，也可以保持目前水平的增长，并扩大规模和市场。很多传统产业和制造业，虽然现在表现出来的是产能过剩，但在技术上与国际依然差距较大，如果传统产业跟现代化技术相结合，将其做到极致，做成精致，中低端就可以成为中高端，成为世界一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都会有很大的市场，不仅市场总量大幅度增加，而且附加价值会大幅度提高。
三、政策建议
当前，中国经济趋向下行，但速度依然远远高于工业化时期的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等发达国家，也高于当下的主要经济大国。工业化过程中，主要发达国家30年－40年的持续增长基本没有超过4%（不包括日本），而中国在9.5%甚至10%左右。这主要是工业化的人口基础不同，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人口一般1000多万人口、2000多万人口，美国大体从3000万人口增加到9000多万人口，而中国工业化基本是从8亿人口增加到13亿－14亿人口，因此，高速增长的持续时间比较长。即使未来10年－15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速降到3%－4%，但与工业革命以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速对比，依然高于它们。就目前来说，这个速度高于同类经济大国，而且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政策空间很大。如果成功应对，中国可以争取实现长期经济增长4%以上。为此，建议宏观政策：
1.从关注增长的速度指标走向关注考核质量指标
走向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未来20年乃至30年中国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高质量和现代化经济体系都是有指标的，要将对经济指标的考核从速度指标更多地明确为考核质量指标，并建立起相应的质量指标体系和政策构架，引导企业走向高质量发展，而不是数量竞争和价格竞争。要建立行业和产业发展的质量评估指标体系，淘汰质量低和质量差的，鼓励高质量和质量稳定的。条件成熟，可以制定《高质量发展条例》或《高质量发展法》。
2.把稳就业放在宏观调控目标的首要位置
在经济增长趋向下行阶段，政策的压力在于就业。要把稳定就业、增加就业作为宏观政策的中心目标，宏观政策要围绕就业，出台新的措施。中国就业的潜力依然巨大，问题在于中国经济和资产结构严重不平衡，制约了就业问题的解决。建议首先从地方的土地政策入手，改土地的“招拍挂”为土地出租或者入股，降低企业、个人的土地、住房成本，降低企业用工成本，这是最大的成本降低，效果要好于税费降低。比如，餐饮本该是就业最多的行业，应走向社会化饮食，一天三餐都在外吃。政府应该出租土地和房屋，建立多个饮食和食物中心，基本是成本价，低税收，让餐饮基本是成本价加合理的人工费用和利润，这会消除拥有高楼大厦资产的高成本和高价餐饮，带来大量就业；对于制造业来说，政府采取土地出租或入股，企业成本降低，国际竞争力提高，同时企业也可以腾出资金进行必要的研发。
此外，中国的养老、医疗和教育如果能够进行改革，配合土地使用制度的调整，其就业增加会非常巨大。一个快递的出现，增加了数百万的就业。教育和医疗的个性化、专业化服务，会有更大的就业潜力。
3.切实发挥好宏观政策作用
中国货币政策，与国际发达国家比较，无论是利率还是货币政策的工具，包括存款准备金率等，都具有较大的空间，这有利于中国经济保持持续的稳定增长。货币政策要趋向精准化调控。习惯上，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有时伴随结构性政策。但在大数据技术下，所有的总量政策都可以细化到区域、城市、行业乃至企业。因此，货币政策要运用大数据和云计算，完善统计监管，趋向精准化的区域化、城市化、结构化、机构化数量调控和约束，单一地用总量政策，难以有效传导到市场。比如对小微企业的贷款，可以根据各个银行的具体做法以及大数据，根据其规模和效果，鼓励商业银行逐渐配备信用贷款，央行的货币政策可以精准到区域、城市乃至企业本身进行量化调控。
缩小利差，以存款准备金替代常备借贷便利。在主要发达国家央行利率下降乃至负存款利率的趋势下，中国央行利率政策可能要做出调整。至少考虑将长期、中期常备借贷便利政策工具用借出存款准备金来替代，降低商业银行资金成本。应继续缩小存款贷款利差，将一年期的存款贷款政策利差缩小到1.85－2.00，真正降低实体经济的成本，引导市场降低资金成本。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预期管理可考虑重新搭配，即降低利率，让汇率根据市场预期趋向升值，至少央行可适度干预以保持汇率稳定。
引导汇率预期稳定和升值。货币政策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汇率政策，国际经验表明，汇率政策的失误会带来经济和金融危机，损害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2005年－2012年的人民币汇率持续稳定和升值，不仅推动了经济稳定持续增长，也保障了企业海外投资的外汇资金来源。2015年以后的汇率贬值性波动，对市场带来的预期往往与政策预期不一致，甚至相反。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的大幅度贬值，将带来当年国民经济和国民财富、金融资产和企业利润的同等幅度贬值，其损失巨大，有利于境外资本而不利于内资企业的国际竞争。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从6.11元贬值到7.11元，贬值15%，计算当年经济规模和国民财富以及金融资产的贬值在数万亿美元，远远超过当前的外汇储备，而且对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不利，对出口的意义有限。从国家竞争力来看，中国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比1994年汇率并轨之前的实力强很多，地位也提高很大，长期看，应该引导汇率预期走向升值和稳定，以利于吸引高端技术的外资进入，支持企业海外收购和兼并高技术企业，以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经济可持续稳定增长。
财政政策重在解决补贴和减免税优惠税的效率。从财政政策看，中国财政政策对稳定增长的空间比主要发达国家的空间更大。中国财政支出占GDP的31%－32%左右，这其中有相当部分用于产业和企业补贴及科研、技术研发等。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县、乡的补贴往往带来产能过剩，价格竞争，而解决产能过剩又要地方财政出资金，实在是浪费。是否可以对竞争性产业不补贴，将补贴用于原始创新的研发。对补贴的行业和企业，实行门槛准入和补贴时间限制，原则上7年退出补贴，补贴标准逐年递减。同时，对补贴企业的资金使用实行事中事后的监督、检查，对没有用于政策要求的项目或者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的，要进行处罚或要求企业退赔。这样，才能真正鼓励有创新的企业去申请补贴，而不是靠关系、项目名称，甚至避免出现骗取补贴的现象。此外，财政的各种税收优惠和减免税也存在浪费现象，15%的优惠税，好些企业可能并不是高新技术企业。建议对优惠税和减免税行业、企业，也建立起精准化的大数据管理，要设立门槛和标准，并进行实地检查、监督，对造假的要坚决惩罚和处罚，提高财政政策的效率，让资金真正到创新型企业去，推动转型升级。
（作者为国际金融论坛学术委员；编辑：苏琦）
（本文首刊于2019年11月25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