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谈中俄关系的发展前景

2019年12月08日 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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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战略变化的很重要一条就是把第一位对手从俄罗斯变为中国。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俄关系如何变化,中俄是不是应该结成盟国?我的看法,中俄不会变成盟国。”12月8日,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黄仁伟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全球格局变化下的应对与抉择”上如此表示。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黄仁伟

黄仁伟表示,俄罗斯农业对于中国越来越重要,远东地区开发很大程度上是远东地区的农业开发。俄罗斯的粮食、豆类、还有肉类,对中国出口将大规模增加,这可能改变中国粮食进口的结构。

黄仁伟:中俄关系的中国官方定义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不是简单的军事合作或者安全合作,而是全面的、其中更多的是经济合作。

中俄经济合作的总量长期以来不是很大,双边贸易一直是在500亿到60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规模。在最近一两年里发生了重大变化,今年超过了一千亿,而且准备在五年内达到两千亿美元。两千亿的双边贸易是比较大的数字了,特别是俄罗斯经济来说占的比重很大的。

其一是俄罗斯对中国的能源出口。能源出口实际上也是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俄罗斯能源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俄罗斯能源过去主要是出口到欧洲,现在从出口欧洲转向以中国为主要对象,这是一个很大转变。

其二,俄罗斯农业对于中国越来越重要。远东地区开发很大程度上面是远东地区的农业开发。俄罗斯的粮食、豆类甚至于今后还有肉类对中国出口将大规模增加,这可能改变了中国粮食进口的结构。大家知道,我们粮食和肉类进口的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美国,这是中美贸易战中非常敏感的问题,美国也可能因为这个农产品的出口受到损失。但是如果中美贸易战是一个长期现象,我们不得不考虑从别的地方进口更多的农产品,俄罗斯就是重要来源。

其三,加快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发。最近俄罗斯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和中国黑河之间的公路大桥已经通了。黑龙江上面有两座跨界大桥,还有一个是同江跨江大桥。这两座桥双方议论了十几年一直没有通,最近一两年就打通了。

中俄经济关系的突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俄关系的结构,把军事安全合作为主变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合作。

中俄关系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战略发生变化。美国战略变化里面很重要一条就是把它的第一位的对手从俄罗斯变为中国。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中俄关系怎么办,中俄是不是应该结成盟国?我的看法是中俄不会变成盟国。

首先,因为盟国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陈旧的概念。盟国就是相互之间无条件的服从对方利益。在现在的形势下,在当代世界结构中,好像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和另外一个国家无条件的服从对方的利益,相互总是有利益差别的。

其次,这个盟国在冷战中或者在二战中很起作用,在现代的条件下不那么起作用了。美国和欧盟、和北约,你说他们是盟国吗?但是他们之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裂痕,我不相信欧洲的盟国会跟着美国一起来对付中国。最近,韩国和美国在重大问题上面也有分歧,尽管韩国还是美国的盟国。美国的盟国体系里面已经不是冷战时期的盟国了。

反之,我们和俄罗斯不会重复旧的盟国概念,我们相互尊重各自的核心利益,同时也照顾对方的一些特殊考虑。在有些情况下有些特殊考虑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可以保持求同存异,但是我们大结构是全面战略协作。

在这个前提下,中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面表示一致的态度,做出一致的行动。这是我们中俄的战略协作合作伙伴关系的特殊表现。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会有一些差别,这个我们互相尊重。

现在世界上的问题,是美国在那里经常不断地改变原来的承诺,美国的义务、美国的责任不断被美国自己破坏着,自己放弃了。这个时候中俄应该联手保持国际秩序的稳定,而不是跟着美国的节奏去随意改变国际秩序。

例如,最近美国在中导条约问题上做出单边改变,我们中俄一致反对美国随便退出中导条约。这种重大改变国际秩序的行动,一定要所有的大国之间达成一致,而不是某一个大国做出单独的改变。

总之,从这样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就是中俄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全面;另一个方面是在国际秩序问题上我们力求保持稳定,反对单边主义。我认为,这两个方面加起来,就是中俄关系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

黄仁伟:中俄之间当然有很高度的战略信任,枝节问题上还有不信任的问题。这些不信任问题,有的来自于历史因素,我们曾经有比较不愉快的过程,还有清王朝时期留下的领土记忆,这是产生不信任的问题之一。

第二个不信任来自经济上的市场竞争,双方规则不一样,双方的竞争力不一样。企业跟企业合作的微观层面就比较困难,高层领导人商定得很好,一到企业跟企业层面就出问题了,谁占便宜还是谁吃亏这类问题很多。

中国跟西方有很多合资企业,但是中国跟俄罗斯几乎没有什么合资企业。人民往来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往来很少,我们大学之间的深层次合作还很少。同中美大学交流相比,中美之间的留学生数量比中俄之间数量要大许多。另外,在“一带一路”问题上还没有足够的信任。“一带一路”的中俄合作进展比较慢,我们跟中亚国家进展比较快。其实原始的基础条件差不多的,为什么中亚国家可以快一点,俄罗斯的“一带一路”慢一点?这个里面也有信任问题。

黄仁伟:我讲几条具体的建议。第一点就是双方在语言和文化领域的相互了解。现在中国方面的俄语人才太缺乏,极其缺乏。只有在黑龙江和新疆的少数县级中学才有俄语教学,即使哈尔滨、乌鲁木齐这样的省会城市也很少有,这是一个极大的不平衡。俄罗斯方面也要加强中文教育。大量中国商人到俄罗斯去之后,因为沟通不畅,造成很多商业纠纷。中方和俄方互派每年不少于一万人以上去对方学习语言,这样可以加快语言的沟通。

第二就是法律的相互了解。现在中俄之间很多来往缺少法律的根据,随意可以改变。一个很简单的就是签证问题,中国商人去俄罗斯经商的签证问题一直很困难,或者签了后很快又作废了。签证的不稳定性带来了商业的不稳定性,商业的不稳定性带来了不信任。开发远东黑龙江以北的农业区要去种地五年以上,如果你给他签证几个月怎么种那个地。这个里面就有信任问题。

其三就是金融合作。经济的合作最高层次就是金融合作,融资双方能不能在对方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里面获得资金,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信任问题。如果没有融资不能做,到了中国没有钱,到了俄罗斯没有钱,银行不给贷款,什么也做不成。这些实际信任应该落实到非常具体、非常务实的水平。

有了这种水平上的信任,就可以把最高层次的信任持续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