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
2019年即将远去，鲍里斯·约翰逊大获全胜，终于可令英国脱欧大局得以确定，而这安抚了国际市场；中美暂停贸易战，似乎是将更为棘手的问题推迟到未来再解决。标准普尔500指数在2019年涨幅超过27％，取得2013年以来的最佳年度收益。
2019年是一个充满变数和压力重重的一年：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最高，从智利圣地亚哥到香港蔓延着抗议活动。这一年充斥着各种政治操弄，但仍有一些新趋势浮现。英国保守党击败工党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表征——领袖至关重要。工党首脑杰里米·科尔宾是一位弱势领袖，身上浸润着上世纪70年代社会党人的余韵。面对显而易见的脱欧选择，几乎提不出什么替代方案。而鲍里斯·约翰逊领导了脱欧运动，他早已洞悉，英国人只是想尽快了断已三年的苦闷与迷茫。
同样，即使美国民主党人正在推动弹劾特朗普总统，可弹劾案要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获得通过几无可能。目前尚有15名民主党人竞逐总统候选人资格，比照之下，特朗普的2020年连任之战，可谓大有胜算。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们看来，他是一位能兑现竞选承诺的领导人，其个人私德之毁誉，可不必挂怀。何况，美国经济仍处于增长轨道，在发达国家中就业率最高。左派还在游移之际，右派已付诸行动，其剑锋所指正是权力。
在欧洲，新一代欧盟领导人将如何应对诸多挑战，决定着欧洲的走向。法国总统马克龙曾有北约已“脑死亡”之语。英国即将离欧盟而去，欧洲领导层的枢轴便落在法德肩上。德国是否会放松财政政策，以再通胀的方式提振欧洲经济增长、振兴南欧经济体（尤其是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若德国不如此，则西班牙应对加泰罗尼亚争取独立的斗争将愈加窘迫；意大利经济停滞，已导致后患无穷的民粹主义政治崛起。
欧洲所面对的真正伤筋动骨的挑战，还是移民问题。气候变化带来干旱，叠加国内政治倾轧、政府庸碌无为，令北非和中东经济负累不堪，向北方气候凉爽区域和更富裕经济体迁徙。欧洲社会日益老龄化，也确需更多劳动力以刺激经济增长，但欧洲社会能否平和地融合这些文化、种族、语言和宗教殊异的外来移民？北欧国家对接触和容纳外来移民持宽松政策，但即使如此，这些国家的学校、城市服务都已不堪其负。
亚洲国家则在中美贸易战中遭受池鱼之殃，贸易放缓、投资困顿，未来前景亦不明。中国的增长也在减缓。亚洲供应链最怕的是经贸标准和市场机制脱钩，因为这意味着供应链必须重组，代价是大规模经济减退和市场份额萎缩。南亚的政治张力愈加雪上加霜，印巴之间为克什米尔问题矛盾激化，印度国内则为阿萨姆邦民众的国籍问题龃龉不绝。
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人口持续增长，就业机会萎缩，气候变化严峻，助推民粹主义蔓延。增长放缓，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下降。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已达每年50％，墨西哥经济负增长，尼日利亚和南非则面临青年失业率上升和社会动荡等困境。
毒性政治只是表象，根源来自一些更炙手的难题，比如全球变暖、破坏性技术和不平等。的确，是政治因素阻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5）采取坚决的集体行动。会议开始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质问：“我们真想成为对问题视而不见、自欺欺人的那一代，并被后世铭记吗？”会议闭幕时，他坦承自己“感到失望”。人们的心态仍如被煮在温水中的青蛙，等着其他人先跳。
坏消息是：“世界气候已经比工业革命初期的温度高出了1.1摄氏度，这已对世界环境和人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冲击。如果当前趋势持续下去，那么在本世纪之内，全球气温将上升3.2摄氏度至3.9摄氏度，这会在广阔范围内催生毁灭性气候问题。”这些平均数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在世界许多地方，极端气候变化尽管表现形式各异，却都已让该地不适合人类、牲畜或庄稼生存。
好消息是，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气候变化可以是机遇，而不是对利润的威胁。资产管理规模超过34万亿美元的资产管理公司们，正在推动各自的政府为碳定价、减少化石燃料补贴，逐步淘汰燃煤发电厂。瑞典少年格雷塔·滕伯格和电影明星简·芳达领导的气候抗议活动表明，已经出现了一个跨越代际的联盟，在各个领域推动着相关各方采取实际行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诸国中央银行施行量化宽松政策之后，并不缺钱应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只是没人胆敢引领资源分配，来投资绿色基础设施。在零利率和负利率时代，钱被推给了那些不需要它们的富裕借贷者，而没有投放到那些事关我们生存的领域。
2020年能否成为愿景变得清晰的一年，还是再次陷入困惑？我们仍戴着上世纪60年代的冷战眼镜。到2020年了，去检查一下自己的眼睛吧。
（翻译：臧博；编辑：俞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