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前主席，2019年12月8日逝世，享年92岁
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日前去世，颂扬汇成的大潮瞬间席卷全球，大有“封神之势”。这种盛况已经重复过好几次，最近一次就是在去年，即在他的回忆录《坚定不移：稳健的货币与好的政府》出版之后。
沃尔克当然是现代最杰出的金融家。但如果过于简单地将他视为一个神话，那么可能会掩盖一些更加关键的信息。
“历史上最伟大的美联储主席”
沃尔克是1979年被卡特总统任命为美联储主席的。危难之际的这个任命可谓众望所归，沃尔克也被称为“最有准备的美联储主席”。在那之前，沃尔克一直作为一位金融精英，频繁出入于华盛顿和华尔街之间的旋转门。
1969年1月，沃尔克被任命为财政部主管货币事务的副部长，直到1974年。在此期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黄金本位制向美元本位制的转换基本完成，沃尔克是最主要的操盘手，也因此获得了超卓的声誉。1974年，沃尔克暂时离开政界和金融界，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担任伍德罗·威尔逊学院研究员。1975年8月，当时的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推荐沃尔克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负责管理美国信贷供应和利率水平。
这些历练对于一个金融家的成长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可能是沃尔克的家庭和早期求学经历对他的影响。沃尔克的父母都非常强调为公众服务的价值。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沃尔克在普林斯顿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受两位来自德国的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坦和弗里德里希·卢茨的影响很大，他们给他推荐的是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的著作，而不是凯恩斯的著作，因此当沃尔克到哈佛大学读硕士的时候，虽然授课的是美国凯恩斯学派的领军人物阿尔文·汉森等人，但那种将复杂的经济系统简单归结为少数几个变量的思路，已经不容易让他信服了。
家庭的熏陶和早期所受教育，尤其是对父母的美德的继承，使得沃尔克在非常早的时候就形成了理性和中立的思考方法、机智和老成的处世态度、不惧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特别是谋而后定、定则不移的性格品质。这让他少走了很多人生弯路，也是他日后成为一个特别杰出的技术官僚的基础。
时代和英雄的相互造就
不少赞颂沃尔克的文章都说他“敢于和整个世界为敌”，但是从他的传记和回忆录可知，这是一个错误的印象，至少是一个非常表面化的现象。事实可能恰恰相反，沃尔克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在经过深思熟虑洞悉时代趋势之后，他能够彻底改变自己原来的立场，并且将新的原则坚持到底。如果非要说他“一个人对抗全世界”，那也只是指他不惧阻力坚持推动改革，而不可能是指他对抗时代。
20世纪70年代结束布雷顿森林体系和80年代以货币政策手段成功反通胀，被认为是沃尔克的两大历史功绩。对于前者，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事实上已经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因此它的结束，不能归功于沃尔克（事实上，沃尔克担任财政部副部长的主要职责，原本恰恰是维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沃尔克的贡献在于，他尽可能地保证了前后两个体系的平稳过渡，并且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学识、人格魅力，为美国争取了最大利益。
那么，沃尔克的另一个历史功绩，以货币政策手段成功反通胀，又当如何？我们需要回顾一下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时代趋势。
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了长达十年的滞胀泥淖，经济低迷，通货膨胀恶化，失业率居高不下。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滞胀的主要成因是政府财政、货币的过度扩张以及政府对经济过度管制。在经济学界内部，以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主席为标志，以货币主义为代表的反凯恩斯主义诸学派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具体到经济政策上，凯恩斯主义者坚持的以财政政策为主的原则也遭到摒弃，货币政策则得到强调。
基于在《美国货币史》一书中的研究，弗里德曼认为，必须建立一个规则迫使货币当局将货币增长速度控制在一定范围，美联储此前采取的盯住利率的所谓相机决策规则只能导致预期的不确定，进而导致经济上的糟糕后果。滞胀的发展，使得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建议获得了广泛影响力。保罗·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后，迅速抛弃了自己原先的观点，转而几乎全盘接受弗里德曼的核心建议，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以货币供给量而不再以利率为调控目标。
以上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这里要补充的是，当时即便是在美国民主党（和英国工党内部），在指导原则上弃凯恩斯主义、转投货币主义，在调控工具上重货币政策，同时在各个具体经济领域全面解除管制，也已经成为一种主流趋势。
卡特其实是最早引入解除管制政策的第一位美国总统，也是第一个尝试从“供给侧”进行经济改革的美国总统。早在1978年，卡特总统就先后向国会提交了两个解除管制的法案，分别以解除货运业管制和解除航空业管制为目标，其中解除航空业管制的法案在当年10月就获得通过。到了1980年，又有三个解除管制的法案获得国会通过，它们分别是解除货运业管制的法案、旨在放开铁路运输市场的《斯塔格斯铁路法案》和《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案》。值得一提的是最后这个法案，它要求赋予储蓄和贷款协会及互助储蓄银行一般贷款权，并废除了银行的利率上限。卡特总统在工业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方面做出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它们构成了美国声势浩大的解除管制运动的开端。这场运动在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当政期间都得到延续，直到2007年—2010年金融危机爆发才宣告终结。
而且，卡特政府解除管制的政策其实是民主、共和两党共同推动的，在当时华盛顿的特殊政治气候影响下，政客们愿意抛弃政治分歧，共同推进改革。例如，自由派民主党人、参议员泰德·肯尼迪就在推动国会通过解除管制的法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正如弗里德曼所批评的，卡特政府虽然采纳了弗里德曼等人的宏观经济策略和解除管制的建议，却没有吸收他们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观念，但是左派政府接受右派的政策建议这个事实本身恰恰更加有力地说明，时代趋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政策转变的意义重大就在这里。
因此，在沃尔克身上，我们看到的依然是一个时势造英雄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个时代和英雄相互造就的故事。他顺应潮流要求，在时代需要改革家挺身而出时站了出来，而且在改革面临阻力时仍一往无前，哪怕付出重大牺牲也坚持到底。这是改革推动者必须具备的品质，否则改革就容易迷失方向，变得自我扭曲。在此之前，尼克松政府、福特政府和卡特政府，都已经采取过多种措施，试图驯服通胀，但都没有成功，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不敢坚持到底。
此外，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考察，到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美国经济的生产率长期处于下行趋势，然后从80年代之后掉头向上，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时，可能恰好处于一个新周期的开始阶段。因此，沃尔克的改革，实际上是以高昂代价完成了市场出清，推动了资源重新配置，无意中为新周期的迅速启动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个周期，即便没有这种改革也会到来，尽管时间上可能会晚一些。
总之，从上面这两个角度来看，沃尔克的功绩可能被高估了。但不可否认的是，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上看，沃尔克确实创造了一个时代。
怎样继承沃尔克的遗产？
自沃尔克之后，货币政策的方向出现了改变，但这不算是他留下来的最大遗产。因为时代不同了，现在欧美各国和日本，最大的问题似乎不在于如何控制通货膨胀，而在于如何制造通货膨胀，显然不可以照搬沃尔克当年的政策。
去年，在解释为什么要写回忆录时，沃尔克说，“我认为有必要从我的经验中总结一些要点，包括中央银行（独立的中央银行）的重要性，维护物价稳定的重要性，还有一个不直接涉及货币政策的更大的问题，我们确实需要对政府有基本信心，这是已到耄耋之年的我所最关心的问题。”
沃尔克留下的最大遗产是什么？线索就在“我们需要对政府有基本的信心”这句话里。假设政府的存在不需要质疑，那么怎样才能对政府有基本的信心？如果政府是由像沃尔克这样的“真正纯粹的公仆”组成的，那么当然可以令人完全放心了。但是那很难做得到，不能要求人人都有沃尔克的能力、性格、美德和道德勇气。但沃尔克通过他自己的经历、通过他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的强调告诉我们，一个可以让我们有基本信心的政府的样子是：它应该是独立的，而且拥有很多一流的技术官僚，他们即便在面对环境的阻力和政客的压力时，仍然能坚持原则并恰当地履行职责。政客如流水，但是政府常在。我们需要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坚守理性，不跟风、不迎合的技术官僚，并创造能够使得这样的技术官僚不断涌现的制度。总统这样的最高领袖可能会胡来，但是只要有一大批这样的技术官僚在，政府还是可以给人以基本的信心。
（作者为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