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航总医杀医案忧思:谁该为频发的暴力事件负责?

文 |《财经》记者 辛颖 姚佳莹 孙爱民 编辑 | 王小  

2019年12月28日 21:23  

本文3034字,约4分钟

事发后,民航总医院安保警戒升级。对于今后避免此类事件,仅投入防御式的保护并不能解决。

患者家属伤医事件再发生。

2019年12月24日早上,北京民航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杨文在值班过程中,遭患者家属行凶伤害,颈部严重损伤。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于12月25日0时50分不幸去世。

事发后,整个医院都变的紧张起来。

12月28日周六上午,民航总医院急诊候诊区的病人零星几人,一位前来就诊的老人戴着口罩,自己不能说话,陪同就医的家属对病情描述略有些急切,和护士刚说两句就提高了嗓门。立刻,走来一位安保人员,站在患者身后侧耳听他们在说什么,看后来沟通顺利,又默默走开。

大约15分钟前,医院安保负责人刚刚开会强调纪律,“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哪怕你去喝水、上厕所也必须要做好离岗登记,换班时严格按要求交接”。

民航总医院还进行了硬件升级,急诊科分诊台正在更换监控设备,新增加现场收音功能。

原本出入并不严格限制的急诊区病房启用电子门禁,按门铃说出病床号进入,护士站还会提醒随手把门关严。

杨文的受害地点,急诊科抢救室也将进行一项改造,因为考虑到抢救室病人不能转移,医生和项目负责人沟通,将改造区围起来,选择噪音最小的方案,大约半天能完工。

一位患者听说医院要增加安检设备,“应该是怕带刀的进来”。

当层层的防护建立起来,医护人员是否对自己的安全就此放心?在不可挽回的悲剧后,谁该为保护医生负责?

患者家属曾质疑治疗方案

12月27日晚,一篇以杨文同事身份介绍患者就诊经过的文章在网络受到关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科医生李少雷实名转发。该文称,患者是一名95岁老年女性,脑梗塞后遗症,长期鼻饲营养,杨文为首诊医生。

12月28日,朝阳医院急诊科分诊台工作人员向《财经》记者证实,从民航总医院转诊来的95岁患者正在重症监护室第二监护室。不过,该患者具体情况,现不便于对外提及。

而在27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已宣布,犯罪嫌疑人孙文斌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已批准逮捕。

根据上述文章介绍,患者多器官重症感染并伴有心衰。在抢救室救治的半个多月中,患者家属诸多不满,“每天都会因为一点点的病情变化和怀疑我们的用药,不停的吵闹、辱骂、威胁,我们建议病人转院。建议家属走医疗鉴定,都不同意”。

还不时威胁“老太太死了,我们谁都别想活”。

“患者家属对医生不收住院,未作进一步规范治疗,曾有所质疑。”民航总医院一位并未直接接触患者的医生向《财经》记者介绍,从患者入院起,家属情绪就较激动。患者整个医疗过程都发生在急诊,包括急诊挂号、急诊留观、急诊治疗,并未收院。

该医生推测,“并不是担心承担风险”。民航总医院此前收院治疗的患者中,一些癌症患者住院后只能输营养液,只剩下一两周的生命,医院也未曾拒绝收治过。

而上述文章中对未将患者收治住院也有解释,“天天犯浑的一家人,谁敢接诊收治?”

民航总医院一位护士告诉《财经》记者,“抢救室的医生每天是轮流值班,没有固定的接诊医生,很多医生都接诊过这位患者,出事当天是杨大夫在值班。”

“老人家属挺多的,有的时候七、八个都在抢救室陪着,我们感觉每个都挺容易激动的。”上述护士说。通常医院抢救室规定,只能有一个家属陪同。

截至记者发稿,各官方通告中未涉及家属对救治情况的具体介绍。

上述民航总医院医生介绍,在24日杨文遇害约一个小时后,北京市卫健委组织了一个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和北京同仁医院的抢救小组,到民航总医院参与抢救,但抢救小组到达抢救室时,杨医生已无心跳、呼吸。

12月26日,国家卫健委做出回应,“这不是一起所谓的医患纠纷,而是严重的刑事犯罪。”

民航总医院官方、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北京医师协会相继发文悼念杨文医师,谴责暴力伤医行为,呼唤社会呵护医生。

医护工作人员安全受到关注并非个案。2018年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在中国,有66%的医师曾亲身经历过医患冲突事件,超三成的医生有被患者暴力对待的经历。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统计显示,近10年内,中国媒体报道的295起伤医事件中(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共有362名医护人员受伤,99名医护人员被患者持刀具袭击,24位医生在医患冲突中失去生命。

急诊科更是重灾区。《中国社区医师》2019年刊登文章指出,医疗机构场所暴力已经成为一项全球问题,而急诊科又是暴力事件的高危科室,急诊科医务人员是暴力伤害事件 最为直接的受害者。有文献报道,96.65%的急诊医护工作者在过去一年中遭受过暴力事件,多为言语辱骂和威胁。

上述文章还指出,国外研究显示,急诊工作场所护士遭受暴力伤害的发生率达到60%-90%。北京地区护士遭受暴力事件发生率达89.9%,香港地区约76%的护理人员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暴力事件。美国护士协会指出,43%的护理人员遭受口头及身体威胁。

谁应对保护医生负责?

12月28日上午,杨文医生此前的患者和朋友自发到民航总医院急诊科悼念。

最初,在急诊科门口仅摆了一张小桌,后来陆续到来的鲜花多到连桌子周围的地上都放不下,院方又临时在旁边搭建悼念区,并摆放了杨文医生的照片。

前来悼念的人相互没有交流,只是默默地把花整齐的摆放在那里,离开。

离民航总医院医院最近的一家鲜花小店,白色的花一上午就卖光了,连淡绿色的也只剩下两朵,店主决定立刻去进货,“一个小时就能回来”。

悲痛过后,人们更加关心的是如何减少这样的悲剧发生?

法律的威慑是其中一环。12月28日,《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表决通过,作为卫生健康领域内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确定了医生

其中明确指出: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格尊严。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香港地区对防控暴力伤医事件就有专门性立法,其地方性法例第113A章《医院管理局-附例》第七条、九条的规定:任何人不得在医院内使用可能令人厌恶或烦扰的言语;不得作出不雅或影响秩序的行为;除非获得医管局授权,不得处理、扰乱或以其他方式干扰医院内的器材等。否则,就构成违法,首次定罪可处罚款1000港元,再度定罪则可处罚款2000港元及监禁一个月。

针对防控暴力伤医,还可对医务人员定期培训、医院制定防控措施。北京一位三甲医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医院会有如何进行医患沟通的培训,但没有涉及到暴力伤医防控方面,而且“大家太忙了,没有时间关注这件事”。

在中国,大医院医生的超负荷工作,众所众知,而在拥挤的人群中穿梭看病也几乎是每一个人都有过的经历。暴力伤医的前站,是数量更多的医患纠纷,大医院吸收了庞大的疑难杂症与危重患者,这些都导致了大医院更容易成为医患纠纷的爆发地。

当“看病难”成为医患双方每天都要面对的困局,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善意也在被日益消磨。

于是,更严格的安保措施屡被提及。一位近日在夜间到天坛医院就诊的患者向《财经》记者介绍,急诊候诊区就有栏杆,要看过你手中的排号才能进入,急诊内科和急诊外科门口各配一名安保人员。

然而,医生和患者之间究竟还需要多少这样的警戒线才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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