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总会在改革的岔路口找对方向。没有改革开放的精神，没有敢闯敢试的勇气，没有冲破体制的创新，就没有今天的深圳
（2019年1月31日，建设中的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前海自贸区）新城。图/视觉中国）
改革开放之初，深圳经济总量只有香港的千分之二左右。当时其名字亦为“宝安”县，“深圳”只是该县下辖的一个镇。在当代中国改革史上，深圳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被普遍称之为是一个奇迹。
“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实践是经济特区。全世界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头号成功典范莫过于‘深圳奇迹’。”2015年4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经刊发文章称，“在其他很多新兴国家，多数经济特区均成绩平平。比如，印度仅一个邦几年时间里就成立60多个经济特区，但并未有任何经济奇迹出现。即便在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被划为经济特区的也并不只深圳一家，但这些城市没有一个达到了深圳今天的‘高度’。”
从曾经只有3万多人口、两三条街道的小渔村，到现在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000万、高楼耸立的现代化国际都市。2018年的深圳，已实现GDP从1979年的1.97亿元上升到2018年的2.42万亿元，经济规模首次超越香港；2018年的深圳，拥有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亚洲最大陆路口岸、中国五大航空港之一，拥有华为、招商、平安、腾讯、万科、正威、恒大七家世界500强企业。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扇窗，深圳一向都是观察中国经济发展及其改革动向的焦点城市。而深圳的活力也在于，几乎总会在改革的岔路口拐对方向。从建立之初到随后的几十年中，因自身定位的突破性及取得成绩的方式方法与众不同，其也曾引起多次争议，亦有人批评其取得成绩主要源于“特殊待遇”；但亦有人指出，深圳是通过“敢想敢干”，才“闯出了一条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之路，闯出了一条从封闭半封闭到参与全球竞争的开放之路，闯出了一条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之路。”
整体而言，“没有改革开放的精神，没有敢闯敢试的勇气，没有冲破体制的创新，不可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没有今天的深圳，中国就不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曾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曾指出，坚持市场化为导向，这是深圳乃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信条，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充满活力的奥秘。
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布。从经济特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作为改革开放重要窗口城市的深圳，被普遍解读为以此意见出台为标志，在新时期被赋予了新使命，但其也将面临新挑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探索一条可供复制的示范之路。
从“蛇口试管”到“春天的故事”
（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在深圳蛇口“海上世界”旅游中心眺望蛇口工业区。图/ 新华）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以后，农村改革初见成效，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怎么改，从中央到地方依然处于探索状态。
为尽快使中国经济发展打开局面，作为与香港毗邻、外逃现象严重的宝安地区，成为中央和广东省重点关注的地区之一。1979年春节前后，“逃港”高潮再次袭来，后被称为“五月大逃亡”。
2018年时，《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曾特邀当年直接参与深圳特区建设的亲历者、深圳市原副市长张鸿义和张思平一起，回顾经济特区设立和发展的艰难历程。张思平介绍：当时逃港的人大概超过10万，成功走出的大概有4万多。他认为“大逃港”是深圳特区建立的导火线。因为这次逃港规模大、影响大，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曾数次在边界一线进行调研，因为当时广东省有一个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防止逃港、防止偷渡。经过和逃港者的交流，他得出结论：这些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如果经济搞好了，这些跑出去的人还是可以回来的。堵不如疏。
1979年1月，广东省就宝安撤县改市工作向国务院提交报告，决定宝安撤县——并把靠近香港的深圳镇作为城市的名字，“深圳市”之名开始出现；同年1月，中央批准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在深圳西部海岸租用土地创办蛇口工业区。建港填海的“开山炮”率先在蛇口炸响，“蛇口试管”成为经济特区创立的探路者。
1979年4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与其跑到香港，不如引进外资，在深圳建立加工区。后来邓小平提出，就叫“特区”，“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与之相关的各项工作随即迅速展开。时至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作为首批经济特区之一，国家正式批准在深圳建立经济特区。
因为“先行先试”，深圳经济特区此时并未有清晰的定位及含义，这些均是在其实践过程中不断延展深化、不断取得答案的：从外部视角来看，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傅高义的解读是——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找到一条不受其少得可怜的财政预算制约的现代化之路。广东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海外华人中，有80%来自广东。为港澳回归搭桥的政治考虑，是特区选址深圳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内部定位来看，在前述广东省所提交的报告中，其实曾提出过“三个建成”的奋斗目标：在3年至5年内把宝安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区、新型的边防城市。如今看来，这只是深圳在办特区之前的一个过渡性方略。而深圳逐渐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视窗”及“先行先试”的改革开放先锋，则仍需经历几番历练。
从1980年8月建立经济特区到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深圳前后，是为深圳经济特区奠基的开创阶段，这是多位深圳历史研究人士的解读。在这一时期，深圳经济特区一方面展开了大规模的城市基本建设，主要特点是“铺摊子、搭架子、打基础”；从1979年至1992年，深圳实行“五统一”的建设改革措施，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406.28亿元，平均每年以开发建设8公里的速度扩展。
另一方面，深圳亦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冲破旧经济体制的束缚，以单项改革为突破口，初步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此则可进一步细分：1980年至1985年，主要特点是局部改革、单项突破。首先以基本建设管理体制和价格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相继对计划、物资、流通、工资、劳动等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为特区建设发展扫清了障碍；1986年到1991年，主要特点则是配套改革、全面推进。在建立市场体系、企业承包制和股份制、产权转让和破产、财政、金融、税收、外贸、外汇、国有资产管理、土地使用制度和住房制度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旧体制的框架在深圳经济特区内基本被打破，其初步形成了以市场调节为主、计划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事后进行宏观总结，注定要舍弃当时微观层面“清障”过程之反复、推进之艰难的大量“敢为天下先”的历史细节。以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为例：经济特区正式成立之时，深圳市总面积2020平方公里，划为经济特区的总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特区和非特区之间用铁丝网修筑了一道管理线，称为“二线”，其把深圳分为特区内和特区外，俗称“关内”和“关外”。国家曾经拿出3000万元贷款，专供深圳经济特区开发，但是这一数额实际还不够实现2平方公里土地的三通一平。
特区建设者们无奈之下想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很大胆的想法，那就是出租土地，用地金来换现金。而其源头，则是一位叫骆锦星的房地产局干部在厚厚的《列宁全集》中查出列宁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据称当时的深圳干部人人会背这段语录，有考察和质问者远道而来，他们就流利地背诵给那些人听。
张鸿义也回忆说：深圳原本只是毗邻香港的一个小渔村，当时中央没有钱，邓小平要求深圳“杀出一条血路来”。虽然没有钱，但有了特区的政策，深圳人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市场经济探索和实践。这个边陲小镇，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热闹了起来，蛤蟆镜、大墨镜、录音机等都通过这里流向全国。当时中国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轨并行的态势，因为深圳把价格放开，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流向这里，深圳的市场活了，企业也焕发了生机。由于是双轨并行，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倒卖计划物资、倒卖批条的社会现象。当时各种工作组回到北京汇报，经常说深圳其实是在搞资本主义，甚至说深圳是“租界”。在舆论的压力下，特区不得不收紧政策。那段时间，凡是从广东到其他省市的旅客都要搜身，防止走私。
1981年时，习仲勋调中央工作，任仲夷接任广东省委书记，他经常被叫到北京汇报。据张思平回忆：1982年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黄赌毒等问题，广东省压力很大。任仲夷既有担当精神，也有政治智慧。他提出要“排污不排外”，“开窗户、打苍蝇”，这样才把那一场危机顶过去了。
即便如此，此时的深圳仍保持了所谓的“深圳速度”：1982年11月－1985年12月的37个月期间，中建三局在承建深圳国贸大厦时，曾创下了几天就盖好一层楼的速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当时全国的普遍问题之一是工程建设周期过长，规定的合理建设工期难以落实。
1984年，邓小平来到了深圳。站在深圳当时最高的国际商业大厦22层天台上，邓小平看到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城市。在深圳他主要看了三个地方，但是只看不说，然后前往珠海。他给珠海特区题了词，深圳也派人到广州，请他题词。邓小平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这次视察，不仅结束了国内要不要办特区的争论，结束了对特区的不断批评，同时对推动全国开放新格局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沿海14个城市，又提出大循环的国际发展战略，一下子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1984年开始，逐渐地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的多层次开放格局。
1992年初，邓小平先后赴上海、武昌、深圳、珠海视察，沿途发表了南方讲话。到深圳后，他着重指出：“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
张鸿义回忆说，《深圳特区报》推出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后，引起了全国和全世界的关注。邓小平的南方讲话肯定了深圳经验，深圳姓社不姓资，更重要的是他肯定了中国的改革方向，为十四大的方向、路线定下了基调。
自此开始，从深圳到全国，改革和发展都进入了快车道。
“三来一补”构建外向型经济基础
从考虑设立经济特区起，相关决策者及大量研究人士便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深圳将与香港建构起何种关系。如前所述，初期曾有观点认为深圳成为香港后勤基地，但这未成为主流。一位领导当时就指出，“港澳和深圳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规划，应当结合起来考虑，要做长远的规划。”
从经济角度看，在经济特区的建设过程中，是开放使拥有政策、地理位置等便利条件的深圳把握住了新机遇——香港经济结构受一系列因素影响也在转型升级，劳动力密集型轻工业需外迁——并在一段时期内构成了其发展主动力之一。
从政策角度看，在前述上世纪70年代末广东向国务院提交的报告中，亦曾对深圳角色指出：“必须重点发展农业生产……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和建材工业，建设旅游区和城市。”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有关方面总结“蛇口模式”时，已有一项内容被概括为：内外结合，善于利用香港和外国的充裕资金和先进技术，积极引进外资，结合国内丰富的人力和土地资源，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发展外向型经济。
这只是深圳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萌芽阶段”。在1983年底时，受多方影响，深圳已开始考虑如何积极引进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型产业，外向型经济如何升级提质的新问题。1984年6月，曾任国务院分管对外开放和特区工作的一位领导在相关会议上称，“我们引进项目，不能搞‘大路货’，不要急于填满‘空格’，否则，将来还要调整、关、停、并、转。从现在起，人口发展要严格控制，外引内联项目要严格审查。”
但事实证明，产业升级有客观规律。当时所谓“深圳速度”，更多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囿于体制与机制、人才及产业发展等方面均未夯实基础，深圳有更急迫的现实问题要解决：
首先是随着特区建设逐渐显出成效，从中央到地方对深圳定位的认识亦在不断调整：1983年底至1984年间，把深圳特区建成自由港的构想曾引起相关领导重视。但对其建设方略——是外向型还是内向型——并没有明确共识。曾有一种方案是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出口为主、以市场调节为主（并没有明确强调以工业为主）的内外结合型经济特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特区不要进行产品内销的来料加工，要注重进行“外引内联”，利用国内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搞产品出口创汇，争取外汇平衡。
对于类似这些定位及特区建设取得了何种成效，曾一度引起各方讨论。例如在1984年8月，一位香港学者发表题为《深圳建设资金来源的一个初步考察》的文章，对深圳有没有达到以出口为主、以外资为主等提出问题，进而引出了特区政策值不值得推广到其他沿海城市的讨论。随后延展到1985年的讨论中，曾先后出现过特区赚了多少内地的钱（依靠特殊的经济政策进口商品和物资来赚取国内差价，以及基建资金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等。当时的一个比喻是：一些上海人跑到深圳买了一把折骨伞，发现竟是从上海送去香港，又转回深圳的。上海人很高兴，说是比在上海买少花了几块钱；深圳人也很高兴，说赚了几块钱。香港百货公司也高兴，同样说赚了几块钱，真不知谁见鬼了），在特区允许去做当时制度和文件还不允许去做的事情前提下，拔掉国家输血“针头”，真正去创新、走出新路。
随着1985年中国经济大形势的相对收紧，深圳经济的小环境也迎来了新挑战：从该年二季度开始，因信贷不足等原因，特区内很多工程被迫停建，亏损企业亦明显出现增多，外来投资也放缓了脚步。这既在部分程度上反映了深圳外向型经济中真正“外向型”因素的占比，亦形成了倒逼形势，深圳需要从早期的“铺摊子、打基础”转向“上水平、求效益”。相关政策对此亦有所反应：1985年初，中央在深圳召开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对深圳经济特区工作进行总结并明确发展方向。其产业结构开始加速向外向型转变，并从整体上推进改革与发展。一个相对简化的发展方略也被提出，那就是在三年内把其建成一个“以工业为主、以出口创汇为主”的外向型的综合性经济特区。为避免争议，上述调整和转向被冠以“爬坡”的名义。
对于发展方向，当年3月－4月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一位经济学家曾带队到深圳调研。其提出，深圳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应该是外向型的，以先进工业为主，工贸并举，工贸技结合的综合性的经济特区。资金来源以外资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进出口贸易的外汇收支要平衡有余。
这也带出了深圳外向型经济产业升级的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单以产品能外销、外汇平衡作为外向型经济的标志，发展“三来一补”也很容易达标，“但这只是一种低级的外向型经济，难以真正发挥深圳经济特区所谓‘四个窗口’和‘两个扇面’的辐射枢纽作用”。这种观点也反映在相关政策中，比如在1986年时的相关会议上就曾再次提及1983年关于提升经济特区产业层次的精神，提及经济特区产业结构以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工业为主。
回顾来看，此一“爬坡”阶段一系列调整取得较大实效，部分是各方对深圳经济特区尽快转向以出口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下了决心。1985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深圳特区的发展战略目标”和“深圳特区发展面临新的战略阶段”两篇署名文章，提出实施外向型经济战略的具体指标和步骤。
形势倒逼之下，深圳被称之为“壮士断腕”的调整开始了，通过解决压基建问题，从铺摊子、盖楼房转到上水平、求效益上来，过程之“疼痛”令深圳经济增长几乎跌入历史谷底，亦有“特区试验失败了”声音出现。但在多重因素推动下，深圳这次从1986年开始的外向型经济结构升级一直延续了下来。
1986年10月，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深圳吸收利用外资工作迈开新步伐；1987年初，深圳就“三来一补”引进工作提出“一要发展、二要提高”的指导思想，市一级下放审批权力。虽“三来一补”曾因引进的技术水平偏低而受到非议，但“在艰难的经济形势下，深圳意识到采取何种对外经济合作形式，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不能进行简单类比，而要根据自己经济的发展水平和需要，于是采取了鼓励“三来一补”发展的政策；1990年2月5日至8日，国务院在深圳召开第四次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此次会议进一步帮助深圳解决了一系列制约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末，深圳开始初步形成外向型经济格局，1987年深圳出口总额在全国城市中排第三、1988年跃居第二；1993年起，深圳进出口贸易总额连年居全国第一位。
“特区前六年的建设，应该算是一个初创奠基阶段，也就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任务应该说是基本完成了。从现在起，特区进入了一个发展新阶段。” 1986年底，新任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曾如此指出。
从“山寨之城”到“创新之都”
（2010年5月10日中午，在深圳富士康公司食堂内就餐的员工。图/视觉中国）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加之深圳经济逐渐升级为外向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少人对深圳通过继续改革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度日趋乐观。但从实际的经济增速来看：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直到90年代初期，其GDP增速亦曾多次达到50%以上；在90年代的后五年，这一增速则先是跌落30%，进而跌破20%；2000年之后，GDP增速能超过20%的年份已经不多。
在此大环境下，2002年时，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曾在深圳乃至全国引爆舆论，其用专业的语言剖析了深圳发展之瓶颈，部分内容甚至被写成内参递交中央。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倾向于将深圳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归结于改革。然而，随着经济体量的爆炸式增长，利益关系趋于复杂，改革渐渐地改到了改革者，改革在深圳成了一件不太容易完成的任务。”在近日出版的一本名为《深圳奇迹》的书中，学者赵达如此分析称，“面对困难与挑战，深圳市政府一边刀口向内，一边引导经济转型。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逐步换挡至经济转型。”
按照一位政经观察人士的分析，深圳至今曾有过三次比较明显的（经济结构）转型：第一次始于上世纪80年代，以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大量涌入为标志，让深圳从此前的以转口贸易为主，快速走向工业化；第二次始于90年代中期，以将高科技企业打造成深圳的支柱产业为标志，比广东推行的“腾笼换鸟”政策提前了十多年；第三次则与第二次相联系，以服务业的蓬勃兴起为标志。
上世纪90年代左右，珠三角地区为香港厂商从事加工工作的人已达200万人左右；截至1994年，深圳对外引进资金和技术仍主要依赖香港。深圳外资企业90%由香港商人创办或与港商合办，实际投入外资70%来源于香港，深圳产品出口80%以上靠香港间接外销。因深圳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相对欠成熟，使得深圳1994年的经济总量才达到香港1979年的水平。
对于两地而言，这种“前店后厂”模式的过于成功，对双方其实均带来了负面影响：一方面，因香港只对来源于香港本地的利润征收所得税，深圳对“三来一补”企业免税三年和只按工缴费征收流转税的优惠规定，成了拉动港商兴办“三来一补”企业的驱动力。香港产业本身的层次并不高，但因可利用珠三角生产基地进行粗放加工产生增值收益，使得香港的工业技术并没有明显提升；另一方面，虽从上到下均希望深圳特区的“三来一补”工业尽快转型向高科技产业发展，但因受制于当时日本、欧美的技术封锁，西方国家一直限制高科技输往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深圳只能引进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1949年西方国家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严格限制向中国等国家输出高科技。随着中美关系逐渐改善，“巴统”对中国禁运有所放松。作为前英国殖民地，香港过去能获得英国一些高科技产品进口许可。1991年11月，香港在“巴统”地位问题获得解决，可像其他成员国及地区一样，获得高科技产品进口，但香港依然不能自行将其转往其他国家）。
对深圳而言，第一次结构转型力推的“三来一补”模式，解决了其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并培育了大量产业工人及部分管理、技术型人才，取得了工缴费收入，提高了土地工业价值，使其有基础逐步向外向型经济的更高层次升级。但一段时期内的大量盲目引进，一方面使得深圳的人口问题变得严峻起来，大量外地人口涌入给其交通、住宅、医疗、供水等市政设施造成了压力。另一方面，也使得其产业环境客观上限制了高技术产业的培育及成长，以至于在此后的十余年间，以加工、组装技术与简单模仿或抄袭相结合产生的一系列产品（以手机为例），使得深圳一直被扣上了“山寨之城”、“寨都”等名号。
十余年后的今天，人们在谈论深圳之时，已不再是“三来一补”“贴牌加工”“模拟仿制”，而是平均每平方公里有5.6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平均每天有51件发明专利获得授权、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超过4%……从一个简单的来料加工基地逐步发展成为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背后的分析已如汗牛充栋，在此无法细叙。综合而言，各界对深圳第二次及第三次转型持续递进所提出的分析，可分为几个层面：
宏观来看，一方面：1990年4月，中央宣布浦东对外开放，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政策。其获得了三条明显突破经济特区现行优惠政策：一是允许外商在区内投资经营商品零售等行业；二是允许外商设立贸易机构及从事转口贸易；三是允许外商代理本企业生产资料。尤其是第三条，深圳连续三年多次向上级申请批准。自此开始，“特区不特”让深圳一直保持着危机感；另一方面，深圳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传统目标及对手——亚洲“四小龙”，从90年代初开始也逐渐出现了劳工短缺、工资上升及房地产价格急涨等不利情况，受土地空间限制、能源和水资源短缺、人口膨胀压力、环境承载力“四个难以为继”的瓶颈性制约，深圳如无法摆脱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则将日益沦为平庸。
相应的政策调整随即进入加速状态：1991年9月，深圳市委一届二次全会制定了深圳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强调实现发展战略的转变。在产业结构上不再提以发展工业为主，而是提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1995年，中共深圳市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强调深圳开始“第二次创业”，深圳进入“增创新优势”时期；2000年，深圳率先从加工贸易向高新技术转型；2005年，深圳提出要建设“和谐深圳”“效益深圳”，成为自主创新型城市；从2006年至2009年，深圳先后出台了《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关于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等重要文件，有力地推动深圳发展模式实现新的历史性跨越；2010年，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正式启动……
从2010年左右开始，深圳则进一步主动选择突围传统的占地型经济，向质量型增长道路迈进。希望在过去加工贸易、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及现代服务业双重转型。
“转型难免会遇到挑战和困难，当然也可能会有阵痛。这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把握好转型升级的黄金平衡点，把握得好，就可以把转型的成本和代价降到最低。从深圳实践来看，由于我们较好地把握了转型升级的方向、重点、力度和时序，实现了质量和速度的有机统一和同步提升。这几年，尽管外部经济形势比较复杂严峻，但是深圳通过提升质量，不但没有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反而促进了稳定增长，创造了竞争新优势，开辟了发展新空间，走上科学发展的大道，步入转型升级的正轨，迈入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发展的路径……实践证明，‘深圳质量’的理念……符合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的实际。”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深圳市市长许勤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
微观层面而言，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深圳在没有名牌大学，也没有国家级研究机构的背景下，却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养产业外向发展的中坚力量，涌现了华为、中兴通讯等一批国内知名企业和一批知名品牌，成为全国领先的创新型城市，并开始被人称之为“中国硅谷”。2018年时，张思平曾在参加《财经》杂志主办的“全球智能化商业峰会”上解析了“深圳没有名牌大学，高科技产业是如何崛起的”这一问题：
其一，深圳高科技的崛起归功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民营经济为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保障的产权制度和所有制结构的创新；其二，深圳高科技发展归功于多年来形成的优胜劣汰、公平竞争的市场体制机制创新；其三，深圳高科技的崛起归功于为其提供高质量服务体系的政府体制创新。
“华为这样一个接近9万人的员工持股制度在四五年前，如果在深圳之外、广东之外依然会被称为非法集资。30年前，正是深圳这个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赋予了华为重要的制度试验空间，即人才雇佣资本的创新试验……过去30年，华为员工的年收入平均之和（包括工资、奖金加福利）与股东分红的比例大致是3:1。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企业制度试验，但前提是法律允许、政府批准。前提的前提又是什么呢？改革开放与深圳特区的先行制度试验。”就特区环境下的制度创新，在近期由华为大学所编著的一本名为《熵减：华为活力之源》的书中曾如此提到。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也曾解释当初为何选择深圳：1987年这里出台的文件明晰了民营企业产权，没有这个文件就不会创建华为。
此外，亦有人曾做过京、沪、深三地创新活动的比较，前两者有众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深圳的规模、数量、发展历史与这两大城市不在同一层次上，但却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其曾在全国范围内首推著名的“4个90％”——90％的研发投入来自企业、90％研发机构在于企业、90％的科技人员来自企业、90％的专利申请来源于企业。科技创新主体的市场化是深圳创新区别于其他城市的重要标识。
正是因为深圳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活动，彻底改变了传统模式下的科技创新路线图，形成企业新的发展能力；也正是因为上述一系列“90”，确保了推动深圳产业向全球创新链、价值链上游攀升。
先行示范新蓝图
时至2019年8月18日，共19条、全文4600多字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下称《意见》）由新华社受权发布。从经济特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作为改革开放重要窗口城市的深圳，被普遍解读为以《意见》出台为标志，在新时期被赋予了新使命。
在此之前的一段时期内，对于曾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先试前沿的深圳，一度有观点指出：随着特区经验不断推广，中国改革开放也不断深入，深圳已出现了“特区不特”现象。而在此背景下出台的《意见》，被不少相关研究人士解读为自1978年之后，中央对深圳政策“红利”的再度加码。
综合《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相关研究人士的意见看：《意见》的出台，意味着在总结深圳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成果与经验基础上，深圳已大致完成了其“特区”任务，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则意味着深圳将面临新的挑战：由经济上的先行先试，转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探索一条可供复制的示范之路。
“与建设经济特区时期肩负的以经济领域为主的‘改革探路’使命不同，深圳此次要建设的‘先行示范区’，对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大框架，肩负的是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城市范例的使命，改革将是全方位的，而且要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目标，改革广度和深度都将超越以往，一轮新的改革浪潮将在深圳掀起。”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穗港澳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张光南对《财经》记者称。
“我们过去一直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为了进行回答，中国必须有一个标杆或模范，深圳就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信息部部长郑宇劼认为。
在《意见》中，赋予了深圳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的战略定位，并提出通过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全面推进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更具竞争力的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提升教育医疗事业发展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城市绿色发展新格局等举措。
“从发展成就看，深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最佳选择。”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王小广近日也撰文指出：对深圳而言，这是党中央赋予的新使命，是深圳作为中国率先建成国家创新型城市的新目标、新定位；对国家而言，通过在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发挥先行者的优势和示范引领作用，可以避免走弯路，从而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
就发展目标而言，《意见》则具体提出：到2025年，深圳经济实力、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城市前列，研发投入强度、产业创新能力世界一流，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到2035年，深圳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国典范，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世界领先，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到本世纪中叶，深圳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先进城市之林，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
郑宇劼则对《财经》记者分析称：《意见》其实经历了一个从地方争取到中央确认的过程，而且“时间提前，标准提高”，其突破性主要包括：其一，提到了以往各式各样的示范区都不曾或很少提到的建设公平公正民主的法治环境，以及共享共治共建共同富裕的示范区；其二，也提出了要全面提升民主法治建设水平，强调“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允许深圳立足改革创新实践需要，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与以往单纯强调经济改革相比，这些说法的空间很大，有接续经济社会全方位改革未竟之功的意思。
“以前有种说法是没有改革空间，不做事也不出错。现在是通过给予深圳综合改革授权的方式，减少以往的掣肘，把改革的空间打开了。要的就是看深圳能够如何进一步在各个层面上拿出新的改革成绩。”郑宇劼称，“所谓政策‘大礼包’，其实也给深圳带来了责任与挑战。现在大家要看深圳到底是不是能再次发挥上世纪80年代的‘特区精神’，要看深圳敢不敢想、敢不敢冲、敢不敢试，不做就没有意义。”
而经济改革依然是《意见》中着墨较多的部分，“率先建设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被放在前列。而科技和金融，也被普遍解读为是经济领域改革的主要着力点。《意见》对此提出：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持深圳建设5G、人工智能、网络空间科学与技术、生命信息与生物医药实验室等重大创新载体，探索建设国际科技信息中心和全新机制的医学科学院。此外，《意见》明确了深圳在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并特别提出，将以深圳为主阵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这也是继上海、合肥、北京后，全国第四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以往深圳也被称之为科技之城，但很多科技成果是以企业为主导的应用型创新，一方面，深圳真正在基础科学方面取得的成果并不多，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深圳以往的很多创新其实是游离于国家创新体系之外的。《意见》能够将深圳列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这其实是非常有含金量的一点。”郑宇劼认为，此举标志着真正将深圳纳入到国家科技创新计划和中长期科技战略规划中，意味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大科学装置、重大科技攻关计划、国家级研究机构等等一系列国家科技资源将会在深圳布局，是国家为深圳赋能的重要举措。
“在各地发力科学中心建设的竞争中，深圳代表大湾区，发挥深圳高新科技优势，向联合香港、广州等城市共同建设综合性科学中心。可以看到，深圳将成为综合性科学中心的主阵地，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未来，深圳将由产业发展向科技创新、科学发现转变。”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新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曹钟雄也向《财经》记者指出，“过去深圳更多以产业创新见长，未来深圳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发生实质性变化。”
深圳在金融方面的改革，也备受外界关注。《意见》也提出了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研究完善创业板发行上市、再融资和并购重组制度，创造条件推动注册制改革。支持在深圳开展数字货币研究与移动支付等创新应用。促进与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金融（基金）产品互认等一系列措施。
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肖耿则对《财经》记者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形成最开放的世界级城市群，新政将进一步打通湾区经济金融生态环境。深圳可以吸收香港开放、自由、低税率、国际化的经济金融制度经验，香港则通过两地更深层次的生态融通，破解自身空间有限、成本较高等结构性问题，并利用香港优势，担负更多国际化发展，对亚洲区域金融作出更大的贡献。“未来粤港澳大湾区或将形成一个离岸经济的生态环境，从中长期看，这是深圳和香港的共赢。”
（本文首刊于2019年9月30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