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3日国务院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四项促进制造业稳增长的措施，分别是推进改革创新、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扩大制造业开放和深挖内需潜力。
召开这个会议的直接背景应当是2019年制造业投资增速下滑，而且较大低于中国GDP增长速度。据统计，2019年前6个月制造业投资增速为3%，可以大致推断2019年制造业投资增速不会高于4%，远远低于中国经济增速。也就是说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拖后腿”。但从制造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来看，制造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主体，据统计，制造业投资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接近三分之一，与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并重，成为拉动整体投资的三驾马车。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为了完成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目标，2020年中国的GDP还应当保持6%的增速。因此，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必须提升制造业的投资增速，但从目前的国内外面临的整体经济环境来看，如果不主动实施一系列的激励和刺激政策，很难拉动制造业的投资增速。所以实际上上述四项措施基本上围绕减少制造业制造成本、促进制造业投资便利化、鼓励先进制造业绿色制造业、增加制造业消费品消费潜力等。
其实从四条措施里可以隐隐约约看到政府已经意识到中国制造业产业链自我完善和良性循环的重要性。我们的制造业具有31大类的全部产业链，但近几年随着中国人力成本和土地等要素成本的攀升，很多产业链的部分正在向越南、印度等低成本国家和地区转移。
国务院这四条措施能够有助于吸引和留住中国高中低全部产业链和产业链的全部在中国境内不同地区发展，例如产业链高端可以在东部和南部发达地区发展，西部和北部地区可以发展产业链的低端部分，中部地区可以发展产业链的中端部分，这样既可以保障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的健康发展，也可以保障中国制造业产业安全。
中国制造业有条件形成自我循环，是与中国的自然区域差别条件有关的。例如四条扶持措施里面也提到了西部制造业投资问题。要珍惜中国这种自然竞争环境，例如中国的不发达地区可以主动降低一些土地等要素成本，承接一些制造业产业链的低端部分，避免流失到越南印度等国家。
从长期来看，中国欠缺的是产业链的头部即研发部分的优势，以及高端制造业的技术和人才培育。如果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才能实现中国制造业整体链条的跃迁。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编辑王延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