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三年“去杠杆”，债务的增速已大幅放缓，这在某种意义上已起到了稳杠杆的作用。防范隐性债务风险不能搞“一刀切”，要分别针对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施策

（图／视觉中国）

《财经》记者 俞燕/文 袁满/编辑

上周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第一期《全球经济展望》警示，全球正面临新一轮全球债务危机，目前处于历史低位的利率可能不足以抵御另一场大范围的金融危机。

在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过去已有12年，债务问题依然是横亘在各国央行面前的重要议题。事实上，近年来随着各国债务水平的不断上升，国际清算银行、世界银行以及经济界专家屡屡敲响新一轮债务危机的警钟。

在近期召开的2020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有效遏制隐性债务增量，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依然是2020年防风险攻坚战的要点。中国债券信息网显示，本周将有4839.38亿地方债发行，届时将创下地方债单周发行规模新高。

在脆弱的全球环境下，中国的债务压力和隐性债务风险究竟情况如何？1月13日，汇丰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在北京接受《财经》等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债务问题主要在于，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上升的速度过快，对于这种上升过快的趋势值得关注。

不过，屈宏斌指出，中国的高债务率需要具体分析其结构。在其看来，中国的债务主要集中于企业债务，尤其是国有企业占比较高。在政府债务方面，中央政府债务过低而地方政府债务近年增加较快。因此，在其看来，中国债务率过高是一种局部表现，集中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

   近两年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相关的融资平台非标违约风险也在持续暴露。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亦成为当下监管重任。上周召开的银保监会2020年监管工作会议亦指出，继续努力配合地方政府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化解隐性债务风险。

屈宏斌认为，经过近三年“去杠杆”，债务的增速已大幅放缓，这在某种意义上已起到了稳杠杆的作用。对于今后如何防范隐性债务风险，建议不能搞“一刀切”，措施应该更有针对性，要分别针对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施策，“不能因为高杠杆问题，就让所有人一起 “吃药”。

屈宏斌提醒，过去几年在“去杠杆”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刀切”的现象，可能误伤了一些实体经济，需要进一步改善。

西泽研究院院长赵建近日撰文指出，在去杠杆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去1单位的分子债务，同时由于债务强制压缩造成的破产和产出损害，会导致分母GDP产出去1.2个单位，这将导致分子下降的同时分母下降得更厉害，从而导致杠杆率反而越高的“债务通缩”陷阱。

屈宏斌指出，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近年来遇到了多重压力，融资成本高企，身处困境。实体经济企业实质性地降低融资成本，还需要两步走。一是降低基准利率或无风险利率。“LPR如果能降20到25个基点对它们有帮助的，但还不够。”其预测，2020年还将有一到两次的全面降准措施。

屈宏斌认为，第二步是采取措施进一步降低风险溢价，比如增加政府资助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信用担保，这样才能把风险溢价降下来，“通过这两种方式才能起到真正降成本的作用”。

汇丰高级经济顾问简世勋(Stephen King)认为，在过去的10到20年，全球范围之内的借贷水平仍不断地上涨。虽然目前距离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12年了，但在全球范围之内，各国央行仍非常依赖于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在目前的低利率环境之中，各经济体的政府可能会进一步举债或采取更多的财政刺激措施。

世界银行报告则指出，尽管目前的低利率减轻了一些债务高企所带来的风险，充其量只能提供有限的保护，不足以防止陷入危机的历史重演。世界银行认为，之前的三次债务增长潮都始于实际利率较低的环境，由全球金融市场的改变来推动。以史为鉴，债务积累浪潮往往结局都不是很乐观。

对于中国的债务率是否是已达到警戒线，屈宏斌认为，由于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以及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等特性，对该指标“不需过多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