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岁尾，围绕要不要“保6”，中国经济学界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增长是硬道理，政府应该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刺激经济，保证GDP增长率不低于6％；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过度刺激会带来过高成本，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保6”得不偿失。
严肃认真的学术争论是一件值得称许的好事，因为这有利于深化人们对于现实经济问题的认识。遗憾的是，这种争论并不新鲜，不过是十余年前“保8”争论的翻版而已。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的GDP从两位数急剧跌落到一位数，2008年第一季度下降到只有6%。经济增长应不应该保持8％？经济学家们发生了激烈争论。一些经济学家从所谓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的状况来分析总需求的态势，认为经济之所以遇到困难，是因为决定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有两驾(消费和出口)太弱，拉不动经济增长，因此主张通过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保住8%的增长率；另外的经济学家主张，在运用短期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条件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从根本上保证中长期的稳定持续发展。
结果，中国用4万亿投资、10万亿贷款强力刺激经济，把GDP增长率拉升到8%以上。但一年后GDP增长率就连续5个季度下降。2012年5月，有关方面再次要求加大投资的力度，但是这次刺激政策只维持了不到一个季度，从2013年第一季度起增长率再次下降。
经济刺激政策效应越来越小，引起了社会各界思考：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到底在哪里？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用“三驾马车”理论分析中国经济存在缺陷。作为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三驾马车”是从需求侧分析问题，而且它处理的是短期问题，凯恩斯本人也从来没有说过可以用它来分析长期问题。运用这种分析框架的结论，就是反复使用扩张性的政策去刺激增长，短期问题即使暂时解决了，还会不断地重复发生，而且会使问题积累，造成系统性风险。
既然从需求侧寻找答问不行，于是许多经济学家（包括已故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将讨论重点转向供给侧增长驱动力量的分析。供给侧因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劳动力，第二是资本投资，第三是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但有巨大的人口红利，还保持了大规模投资。因为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转移到较高效率的城市，巨大的中外技术水平差距也让中国有较大的技术提升空间，所以全要素生产率比起过去也有较大提高。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三大因素有力地解释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秘密。
那么，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减速呢？因为供给侧的几个因素都在减弱：中国的人口红利大概在2005年左右已经消失，劳动力总量从2016年开始下降；靠海量投资来支撑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增加资本投资难以为继。同时，中国在技术上已经从一个完全的跟随者变成了同跑者甚至某些领域的领跑者，技术提升空间缩小，再加上改革迟缓，2005年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明显下降。
显然，供给侧的分析不但对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给出了合理解释，而且指出了中国经济的长期问题。中国经济的确存在需求不足的短期问题，但是短期问题源于长期问题。人口红利消失，增加投资难以为继。如果不提高经济效率，只能采取刺激政策，用货币超发或寅吃卯粮的办法强行拉升GDP增速。然而由于投资回报递减，刺激政策的效应变得越来越差，而且造成严重后遗症。
因此，不能再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增大由“三驾马车”组成的需求总量上，而是要转向供给侧，努力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模式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到依靠效率提高的转型。问题在于，提高效率和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已经提出二三十年。但是成效一直不大，根本原因是市场仍然没有在资源配置中真正主导作用，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所以关键在于通过改革消除体制性障碍，通过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优化结构，纠正资源误配。因此从供给侧分析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得出的结论就是要推进改革，提高供给质量。
2015年下半年，以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标志，经济学界的争论终于有了结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两层含义：一是从供给侧找问题、求对策，二是最终靠结构性改革解决问题。但是对于什么是“结构性改革”，中国过去的经济学文献里很少使用，其实它市场经济国家通用的说法，就是体制性改革。对中国而言，“结构性改革”就是通过针对部分体制架构的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供给质量的提高。
问题在于，在一些地方，“结构性改革”被错误理解为就是政府使用行政手段，“有保有压”、“有扶有控”地“调结构”。这在各地执行“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时尤为明显。例如，一些地方不是靠发挥市场作用，而是压缩指标层层分解，主要用行政命令压缩过剩产能，效率低下的产能没有被压缩，反而保留下来，没有达到市场出清的目的。另一方面设置多种多样的扶持基金和政策优惠，企图用高投资、高补贴堆出一个科技创新高潮
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执行中的偏差，再加上中美贸易战等因素的叠加，导致中国经济继续下滑。期间即使采取刺激政策，也几乎没有效果。尤其是2019年以来下，GDP一路走低，导致经济学界发生“保6”的大争论。看似新矛盾，实为老问题。
显然，是否应该“保6”不是中国经济的关键，经济学界应该将目光投向根本问题：到底如何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是再次回到凯恩斯短期分析框架，还是坚持从供给侧寻找病因？假如是前者，那么必然会到海量投资拉动的老路上去，即使暂时人为地推高增速，也不会持久，反而会危害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假如坚持从供给侧寻找病因，那么就应该深化结构性改革，完成有效率的调整。
时间进入2020年，中国发展也面临关键时刻。近年来，吴敬琏先生一直呼吁经济学界“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索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了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经济学界围绕根本问题进行认真讨论或更有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