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矢:应将后续风险也纳入疫情防控范围

文/金矢 编辑/朱弢  

2020年01月31日 17:07  

本文2462字,约4分钟

疫情的防控应针对当前风险和后续风险。当前风险应该是让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但是如何防止后续风险,如经济风险和社会信任的风险,还是应该及早采取有效措施纠偏一些疫情防控中的不当行为

这几天封闭在家,不断地接收到各个组织层面打来的电话和私信,有社区居委会,有孩子所在的学校,也有单位的通知等等。都是反复询问有关是否曾经出差或者是度假等原因,在近期去过疫区,或者是从疫区返回。为了配合防疫,我老老实实地填写孩子学校要求提供的每日报表和不时需要登记的信息,客客气气地回答社区和物业进行的各种询问。

我们也按照各级政府组织的要求和医生的建议,呆在家里,只每天下午到附近的公园散步,出行到人口密集的公共空间,一定会戴上口罩。所有朋友间的聚会已经被全部取消。

从各种公开的信息渠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级政府对于疫区的支持,对于本区域的疫情防控组织,都在充分地发挥作用。

全民动员,防控有优势

无论是从延长假期、关闭公共娱乐空间和取消大型活动,还有在交通运输的控制和管理,以及各个城市制定的相应的危机处理政策,都在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各级医疗机构在政府的组织下,对疫情重点地区进行了全力的支持,在可能受到传播的城市,也实现了全部医疗资源的动员和准备。

虽然看似疫情的风险有着放大的可能,其实在这种全民动员的基础上,疫情的高峰期虽然会来到,例如确诊的病例达到最高值,但是之后则是数据会呈现稳定下降的趋势,直到疫情的解除。

从我们自身的行为中就可以看出,中国的危机处理能力应该是世界上最强的。因为我们有强有力的国家治理体制,可以通过中央政府和各级基层政府的强在组织能力,把社会所有资源调动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或者是处理危机。这就是国家体制和制度的优势。

从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灾害,2003年非典的疫情治理,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至于到今天,都可以看到,中国的特殊体制优势可以迅速地调动全社会的资源,应对任何国内可能发生的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仅从这一点,我对这次防范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扩散和蔓延,打胜抗疫之战充满信心。

由于封闭在家,主要的社会交往渠道和信息来源只能依赖朋友圈和一些媒体,也关注到社会的舆论和一些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措施。

例如,有较多的网络舆论关注疫情扩散的责任,批评对像包括当地政府和有关机构。当然事情的发生总是有原因的,但追究责任在目前似乎应该让位于解决问题,如何防控疫情方面是当前的重中之重。我相信,疫情危机得到缓解之后,有关部门的调查肯定不会中断。

这次暴发的疫情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科学地调查结果会得出结论。至少目前不能把各类责任放大到某些责任机构和主体方面,还是应该以调查的事实为最后的依据。

既要防不作为,也要防过度作为

我更担心的是对于疫情管控的措施,在一些局部层面出现了过度放大的趋势,甚至超出了疫情管控自身的要求。

例如,某城市的人社部门宣布,要求企业对按照政府发出延长假期的通知执行的过程中,对于按照要求不能回来上班的职工发放双倍工薪;某公共媒体监管机构发出通知,要求各个网络媒体和卫视在疫情期间尽量多放送有关疫情的消息,减少娱乐内容的播放。甚至某些地方和基层政府,关闭交通设施,采取断路等行为,强制封闭城市和区域之间的交通联系。一些城市把本可以提供室外活动的绿色生态空间强行关闭,人们在室外锻炼增加对疫情抵抗能力的活动空间也被封杀。还有的城市社区,不论青红皂白,对凡事外出度假的人员,即使是非疫情地区也采取了禁止进入和在外隔离两周等措施。等等。

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如何科学地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疫情中,还是出现了杂音,说明一些基层政府和机构的盲目心态,也可能导致对疫情防控可能产生的后续负面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各方需要把后续的结果作为疫情防控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要考虑如何防止疫情从一次公共健康危机通过盲目的社会恐慌心理,转为潜在的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

所谓的社会危机,就是要防止通过疫情放大社会恐慌心理,特别是由于基层政府和机构以及组织的一些不当措施,增加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和非认同感。特别要注意,这些基层政府的不作为和过度作为的政策,也会使得长期以来对政府的信任感和认同感下降,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同时,也要考虑到疫情管控措施的力度加大,一定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如何既对疫情进行有效控制,同时把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降到最低,应该是各级政府在制定疫情防控政策要考虑的重点之一。如果不顾一切后果,忽视任何社会风险和经济风险,只是把目标对准短期的疫情,后续产生的风险和成本则还是需要全社会来买单。

例如要求企业对延期休假的职工发放双倍工资,就是拍脑袋做出的决定。政府不应该干预企业的行为,而且更不应该违背经济规则对企业强制提出要求。延期放假,是政府的责任。是否开双倍工资,应该由企业来决定,毕竟企业也是疫情中的受损主体。如果强制让企业开双倍工资,于法于理恐怕都站不住脚。这种主观行为的放大,会让政府失去企业的信任。

有关主管部门要求网络平台和卫视多发布疫情消息,无可厚非。但减少娱乐内容的放送,理由何在?几乎全国的城乡居民都被封闭在家里,支持政府的疫情管控措施,并防止自身被传染。在家的时间更需要丰富的内容去填充,电视和网络中的娱乐活动,可以使得封闭在家中的人们保持相对愉悦。

因此,在我看来,政府应该把更多的科学手段和方法,以及社会组织治理的经验,通过疫情的管控充分体现出来,提高政府运作的效率。而不是出现了问题就采取所谓的“一刀切”,甚至“一封了之”,“一关了之”。

更重要的是,要体现政府工作的细致性,而且要充分考虑到企业的需求和未来对经济复苏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增强社会的信心。就如同公安部及时发布对一些地方和基层政府盲目封路和断路措施的终结令,也希望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针对一些基层政府和机构采取的错误措施及时纠偏,进而将可能产生的后续风险降到最低。

疫情的防控应针对当前风险和后续风险。当前的风险应该是让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但是如何防止后续风险,如经济风险和社会信任的风险,还是应该及早采取有效措施纠偏一些疫情防控中的不当行为。毕竟疫情之后,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

作者为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编辑:朱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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