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境内的新冠肺炎疫情走向趋缓，但是境外又有蔓延之势，给国内外的经济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疫清持续扩散，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化将带来考验”，中制智库研究院院长新望说：“因为中国全球化程度最高的部分是制造业，受益最大的也是制造业。”
新望早年以研究“苏南模式”闻名于经济学界，所著《苏南模式的终结》曾引起极大社会反响。此后，他一直关注和研究中国制造业。
在接受《财经》记者电话专访时，新望指出：对中国制造而言，这场疫情是“一次极限承压”，影响不容低估。
新望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制造业的多方面影响，呼吁给予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特殊关照，“是到了放水养鱼、休养生息的时候了。”
“中国制造既要把握全球化机遇，更要立足国内”，新望从逻辑上推演了疫情对全球化影响的两种可能性，他说，“只要继续坚持实体立国的方针，国家总体政策方向正确，少走弯路，中国制造完全有希望顺利跨过大疫之年，凤凰涅槃，实现新生。”
“中国制造”的一次极限承压
《财经》：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想起2003年的非典疫情。从经济的角度看，这两次疫情对中国经济影响有什么不同？
新望：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两次疫情所处的发展阶段有何不同。
2003年，中国经济处正处在快速上升的黄金通道，因此非典疫情造成的经济创伤很快平复。当年GDP增长达到10.03%，既是1996年以来的最高值，也是新一轮高速增长的起点。此后连年保持在10%以上的高速增长，直到2007年达到14.2%的峰值。
这次疫情则发生在中国经济的下行期。从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年下滑。2019年GDP增速为6.1%，只有2007年增速的43%，下降一半还要多。
《财经》：一个是上行期，一个是下行期，疫情的影响完全不同。
新望：除了发展阶段不同，两次疫情的外部发展环境也有巨大差异。2003年是中国入世的第三年，融入世界经济带来的红利刚刚开始。近年来，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中美贸易战拉锯，社会预期难以平稳。中美贸易战第一阶段协议刚刚签署，就发生了这场疫情，破坏了得之不易的乐观预期。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不但是一场突发的公共卫生危机，也造成了一场社会心理危机。传染、恐慌、复工，构成了一个不可能三角。传染不停，恐慌不止；恐慌不止，复工无望。病源在哪？拐点何时到来？尽管国内疫情趋缓，但是疫情又向全球蔓延，内防传播与外防输入成的双重任务，使得抗疫前景更加复杂。
《财经》：在目前的国内发展阶段与国际发展环境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压力不断增大，突发的公共卫生危机无疑是雪上加霜。
新望：是的。部分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预测，疫情对全年经济增长大致会影响0.5%到0.9%，2020年GDP增长应该在5%或者5%过一点。当然，这些只是预测，最终的实际影响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疫情的延续时间，延续三个月、六个月，大不一样；第二，疫后复工的效率，复产的饱和度，经济创伤平复和经济活力恢复政策举措的适宜性和有效性；第三，还取决于各级政府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的能力，处理局部疫情与全局工作关系的能力。疫情会影响到社会稳定、政治稳定，但要防止经济发展不必要的牺牲，防止矫枉过正，要注意主要矛盾的转换。
《财经》：作为研究和关注中国制造业的学者，您认为这次疫情对中国制造业有多大影响？
新望：有人说，与十多年前非典疫情时比，第二产业比重下降了，而且制造业和疫情的关系不像饮食业、旅游业这么直接，因此对制造业影响并不大。我不赞同这个观点，疫情对制造业的影响不容低估。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主要是靠制造业。2009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国，2010年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2011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中国在世界经济的地位主要靠制造业支撑。
《财经》：比起200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化程度大大提高了。
新望：对，和农业、三产、文化等其它产业比起来，中国全球化程度最高的部分是制造业，受益最大的也是制造业。因此，疫清持续扩散，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化将带来考验。
特朗普上台以后，与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逐一签署单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议，架空了中国得益最多的WTO。最坏情况下，中国制造将不得不面对郭台铭所说的两套规则、两个体系的国际新格局。2018年以来，美国想孤立中国制造业，与美世界脱钩。在这种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交通运输和供应链造成的冲击，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脱钩实验”。
《财经》：在疫情开始时，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曾经说：“新冠肺炎有助于美国制造业回归到国内”。
新望：虽然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但是这种暂时的“脱钩”现象不能轻视，必须警惕与世界脱钩的风险，尤其考虑到因为防疫策略不同而造成的脱钩风险。要避免这种风险，我们就必须全方位地加强和世界的交流，包括商品交流、信息交流、资金交流和人员交流。在人员交流暂时受阻的情况下，保持信息和资金的开放就变得更加重要。
另一方面，制造业事关中国经济大局。2018年年中我们就提出了稳就业，而制造业是解决就业，甚至是中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决定性因素。现在还有2.4亿农民工，制造业是大头。通过发展制造业，搞工业化，中国完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推动了城市化。
《财经》：制造业一旦持续停工停产，不仅是中国工业化进程要停，城市化也要停，不用说，稳就业也就成了大问题。
新望：若疫情延续下去，可能动摇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和制造大国地位，也会增强中国制造业转型的困难和风险。近年来，中国的制造业正处在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关键阶段。然而，中国制造遭遇了三面夹击：国内制造业面临着要素成本全面上升的挤压，传统制造有东南亚国家追赶，从2018年开始高技术制造又面临美国的围堵。
所以，对中国制造而言，这场疫情是一次大考，一场迎头风，“一次极限承压”。
积极应对疫情对制造业的影响
《财经》：具体而言，这次疫情对制造业有哪些直接影响？
新望：因为疫情还在持续当中，影响程度很难定量化，我们只能做一些逻辑推演和初步预测。
首先，疫情对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影响最大。由于实体工厂对要素线下流动性要求比较高，尤其劳动力流、物流依赖程度高，而人、原辅材料、半成品、产品这些要素的流动，是要接触的，是需要载体的。制造业企业的农民工，村里出不来，厂里进不去。还有一些重化企业，虽然劳动密集程度不高，但大出大进，一般都在水陆空快速通道边上，封城封路，等于要命。就如同人的血管不通了，人的生命体征很快就会消失。
其次，制造业受到相关产业拖累。交通、物流、酒店、娱乐、商业地产，里面近30%-50%是制造业。一些新型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迅速，甚至超过生活性服务业，制造业比重更高。而这些行业一旦停摆，必然传导到加工制造业，上下游老客户新客户的订单都要减少。餐饮业关门，所有做食材的、做耗材的、做包装的，给餐饮店做装修的，都得停下。
《财经》：这是典型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现象。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研究，按照疫情持续影响3个月计算，疫情对旅游业的经济影响可能达到1.5万亿元人民币，餐饮业3个月的损失大约为7237亿元人民币。仅由此两项导致的制造业损失就可想而知。
新望：制造业的消费、出口下滑明显，投资也将会下降。制造业是供给侧，消费下降必然出现供给过剩。线下消费大幅下降，不光当下消费，疫情也影响到人们收入，未来消费也会削减；出口方面，因为航运停止，或因检疫以及其它严厉管制措施，丢单、违约时有发生，外贸大幅下滑；商业地产方面，由于顾客骤减，门店萧条，影响更是直接而明显；投资方面，由于企业产能利用率低，利润下滑，来自民间的高效率投资，将缺乏源头活水，对投资预期也会产生负面影响；资本市场方面，疫情期间的股市冲高，因没有经济基本面支持，更须理性谨慎看待。
疫情威胁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安全。中国在电子、机械和设备领域已经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产出占全球份额高达38%-42%。由于产品细分，产业链全球化，中国出口产品中，中间产品比重高，占全球产值比重高。印度、越南、柬埔寨要替代，绝不是一年两年就能行的事。但疫情期间，要防止国际厂商将制造业关键环节从中国转移出去。以汽车和手机为例。湖北是汽车大省，很多汽车的零配件厂商在湖北，因为疫情，为国际市场供应零汽车配件的工厂基本停工。再如手机，全世界最大的手机生产企业是富士康，郑州的富士康工业园区20多万人，这种人员集中的生产线肯定受到影响。
《财经》：一旦订单转移蔓延，供应链重组就会随之而来，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就面临重构的危险。
新望：某些国家在我们进出口依赖程度较高的产品上再次趁机要价，出台新的干预政策或壁垒政策，这些都有可能。
如果说上面说的都是负面影响的话，那么这次疫情也会产生积极影响，尤其是医药、医疗、医护类制造业将迎来利好。因为新冠肺炎的爆发暴露了我国医疗器械尤其体外检测设备的短板，未来向“国产化”发展的进程会加速；政策向疫情倾斜，特事特办，利好创新药。生物医药研发，尤其特效药、化学试剂和疫苗，其市场需求将持续存在一段时间，企业会获得超额收益；互联网医疗、大数据医疗享受流量红利，成为线下医疗的重要补充，老龄社会的到来，医护、护理市场将迅速发育，老年健康产业和医养结合式服务将进入越来越多的家庭。这对相关制造业会起到拉动作用。
“中国制造”如何凤凰涅槃？
《财经》：最近北大光华学院有一个调查：中小企业流动资金大多数只能维持三个月（渣打银行调查是4.5个月），如果这次停工时间超过三个月，就要死亡一大批中小企业，出现就业困难，一些企业可能还来不及享受国家的挽救措施、减免政策，就已经倒闭。
新望：如果将社会分为家庭、企业、政府三维的话，这次疫情受到影响最大冲击的是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这些年支撑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是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但是民营中小企业普遍抗风险能力弱，利润低，债务重，这次疫情，将使量大面广的民营企业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现有的经济存量将出现部分灭失。
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背景下，中小企业民营企业需要给予特殊的关照。民营经济，是到了放水养鱼、休养生息的时候了，能给，就给它们一些普惠政策，给不了，也再不要吓唬它，折腾它。我觉得，免税免租免息、三险一金返还等等都是小事，能把我们80年代以来的一些发展市场经济的基本政策、基本经验，把它坚持好，把十八届三中全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文件精神落到实处，才是最重要的。最怕遇到困难就走回头路。改变市场化改革方向，降低改革的力度，挤压民营经济和私人企业。
《财经》：国内要优化营商环境，国际市场怎么应对呢？麦肯锡的一项研究表明，近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相对上升，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却在相对下降。
新望：是时候要认真检省和思考中国经济在全球的方位了。情况确实有所变化，对国际格局的一些极端情况，要从坏处着眼，好处着手。有逆全球化，有两套规则两个体系的极端说法，但中国制造、中国经济仍然可以把握住最后的、稍纵即逝的窗口期，趋利避害，有进有退，降低身段，为我所用。中国经济的开放度仍有提高的空间。提高开放度则有望创造巨大经济价值，形成全球多赢局面，而弱化联系则可能令巨大经济价值面临风险，没有赢家。
《财经》：毫无疑问，这次疫情将对全球化带来深刻影响。前两年就有学者提出，“半球化”、“慢球化”，还有人说这次疫情是“压垮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新望：这个观点有些夸大其词，不过疫情确实会影响全球产业链，对全球化进程造成一定影响。
例如，因为中国人突然降低了消费，许多依靠中国市场的相关国家和厂商，遭受损失。马来西亚、泰国，中国的游客去不了，非常萧条。对华出口目前已占到澳大利亚总产值的16%，澳洲的矿进不到中国来，中国人又去不了澳洲，导致澳元暴跌；疫情造成世界市场上的中国产品断货，或不能及时交付，都会降低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的紧密性，破坏产业链生态安全。中国向他国断供，然后随着疫情蔓延，韩国日本台湾等又向中国断供，区域性供应链弱化，最后所有受疫情影响的国家相互断供，全球产业链出现断裂。
《财经》：这次疫情是否一定会导致全球化趋势极大放缓，甚至逆转全球化趋势？
新望：从动态上看，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如果仅仅因为中国一国受到疫情大规模感染，必会对中国经济的全球化深化带来负面影响，对中国处境不利。中国制造依赖全球消费市场，中国出口占GDP比重超22%。石油68%需要进口，核心技术如半导体、精密仪器、光学设备等仍需要进口。但发达经济体（尤其是西欧和北美各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对中国的依存度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高，其对华出口额通常在其总产出中占比不足5%，对华进口额在其国内消费中的占比也不足5%，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其国内投资的比例更低于1%。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全球化之路还很长，中国未来还需要继续推进全球化。
第二，如果疫情全球化蔓延，则有可能使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强化。尽管各国相继出台与中国的隔离措施，但仍然阻止不了传染，甚至出现了原发。病毒无意间促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疫情全球蔓延，必将促使全球合作，把病毒视为人类共同敌人，甚至中美之间也会有可能重新携手共同抵御新的经济衰退。
《财经》：目前疫情出现了全球蔓延的态势。按照您的分析，这可能是增强全球合作的机会，对中国制造业而言也未必完全是坏事。
新望：主要看疫情发展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若全球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引发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那么对大家都是坏事。
中国制造既要把握全球化机遇，更要立足国内。中国是工业门类最全的国家，产业链相对完整。中国经济加工型、过剩型特点还是没有变，中国国内的市场潜力十分巨大，城市化进程尚在途中，消费升级蓄势待发，新经济势头正猛。疫后经济恢复相对容易。只要继续坚持实体立国的方针，国家总体政策方向正确，少走弯路，中国制造完全有希望顺利跨过大疫之年，凤凰涅槃，实现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