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的世界是另一个样子。
2月9日的美国和英语世界，大多数人不知道什么叫“冠状肺炎”——这是有据可查的。花旗集团前全球外汇主管杰弗瑞·杨（Jeffrey Young）离开花旗后，成了深数宏观（DeepMacro）的联合创始人兼CEO。在疫情期间他们做了一件事，就是对网站进行实时追踪，通过大数据来判断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比如他们选中了维基百科网站。“冠状肺炎”这么学术的东西不上维基百科基本查不太明白，所以“冠状肺炎”中文简体维基百科的访问量很高，也很稳定，超过了英文版本的访问量。杰弗瑞·杨那时这样对我解释，“这表明新型冠状病毒可能目前不会成为影响全球市场的主要因素。” 他的话基本上是说，中国是全球疫情的焦点。
3月9日，全球疫情的焦点是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就像一个月前美国人纷纷问候我一样，我现在开始问候我在意大利和韩国的朋友，同时接受国内各方人士的问候——美国的新冠确诊病例在3月9日超过500例，确诊病例超过了30个州。我的同事高胜科直接说，除了在武汉的外，我是单位冲在一线的第四位女侠。
一个月前，美国股市标普500指数触及纪录高位。一个月后，新冠疫情在海外进入加速蔓延期，石油市场因疫情持续而需求锐减，原油价格大下跌20%以上，加之产油国间谈判未果，油价雪崩，中东股市暴跌，美国股指期货跌近5%。
一个月前，在海上隔离的“钻石公主”号邮轮的疫情日益恶化。一个月后，同属公主邮轮公司旗下的“至尊公主号”邮轮因船上几十人感染新冠肺炎而滞留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外海，牵动全球的目光。美国国务院3月9日直接在其网站上警告美国公民不要乘坐邮轮旅行。
一个月前，中国云南大理“截胡”一批发往重庆的口罩刷屏。一个月后，因执行德国内政部“严谨出口医用口罩和医用手套等医疗防护物资”的禁令，一辆在德境内的瑞士企业车辆被拦截，车内24万只准备运往瑞士的口罩也被悉数拦下。于是有了新闻：德国“截胡”瑞士24万只口罩，瑞士方面表示“严正抗议”。
一个月前的2月9日，武汉封城已二周多，忙着进行全民健康普查，据说户数排查的百分比达到98.6%，人数排查的百分比达到了99%。一个月后，难逃同样的命运，意大利出台了更为严厉防疫措施，宣布意大利北部大部分地区被封城，此举会影响约1600万人的生活和出行。意大利的封城重演了武汉当初经历的混乱，在封城令生效前许多人仓促离开北部地区。
更让我震惊的是3月9日，我一个多月前采访过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下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长安东尼·S·福西（Anthony S. Fauci）公开说，为遏制疫情扩散，美国部分地区可能采取封城措施。我不知道用福西来比钟南山恰不恰当，但福西在传染病方面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角色。他给我的印象是，用辞非常谨慎。如果他提到封城，相信其本身要比字面意义更沉重。
但无论是美国还是意大利，谁又知道中国限制措施的初见成效是否会在其他地方重演？
从冰山一角到冰山显形
一个月前，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赛2月9日警告说，中国以外的新冠肺炎疫情传播可能是“冰山一角”。
冰山在3月6日已经基本显出轮廓。新冠肺炎疫情在这一天蔓延到了新的节点，全世界有超过十万人感染，全球除了南极洲以外的四大洲肆意传播。本来很多人认为美国是安全的，美国的死亡病例很长一段时间波澜不惊，然后情况急转直下。当病例在美国这样公共卫生体系相对健全的国家也迅速攀升扩散，不确定性加大了。
直到3月9日，世卫组织依然没有宣布新冠肺炎疫情是大流行病，但病毒的传播并不等待这个冠名与否，3月8日，世卫组织收到的各国报告数据显示，全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数量已达101个。新冠肺炎已成为不是大流行病的大流行病。
我采访过的另一个美国医学方面的大牛人物是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的Schaeffer医学教授和高级医学实践助理院长、宾州卓越医疗服务执行总裁杰克·恩迪（Jack Ende）。早在几周前，他就肯定地告诉我，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很快就成为大流行病，这是全球医学界要面对的一场风暴。
现在回想起来，他的判断真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说，除了隔离之外，我们没有任何其他预防策略，比如疫苗。另外也没有及时、早期检测发现病毒的手段，我们也不了解病毒传播所需的全部知识，包括无症状期传播的可能性。
我发现这是现在很多美国人困惑之处，比如在中国疫情爆发后，美国直接就采取了旅行限制和检疫措施，但是还是发现了很多感染者不但没有去过中国和其他疫区国，也没有与任何所知的感染者接触，因此感染者唯一的感染来源，就是在社区中感染。但没人知道病毒如何进入社区，如何在人群中传播。来自华盛顿州的基因测序表明，那里已经发生了社区传播，可能已经持续了数周。
这一病毒还有强大的传播力。瑞典默奥大学的科学家基于“钻石公主号”邮轮的发病情况，通过数学模式推演认为，在不采取任何隔离措施，以“钻石公主号”邮轮的人群密集度来看，一个月的自由传播率为79%；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家联合国内几家机构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武汉86%的隐形传播者造成三分之二的病毒传播。
杰克·恩迪还提到，目前针对新冠病毒对人体器官系统造成损伤的具体疗法根本不存在，只能靠医生和医疗机构提供支持治疗来应对；也仍然没有动物模型来测试如何治疗和检测新冠病毒，动物模型的缺乏阻碍了我们在免疫，早期发现和治疗领域迅速推进的能力。
管控疫情哪家强？
虽然病毒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都无厚此薄比，但是它到了每个国家，又变成了每个国家独特的问题。
比如美国的所谓“淡定”的问题——虽然美国经历过很多次流行病暴发的袭击，经验丰富，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技术有技术，但直到最近，美国联邦政府的指导方针仍然只对那些有疫区旅行史，或与去过疫区的人有过直接接触的人员做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即使有的病人已经出现了所有的症状(发烧、咳嗽、肺炎)也不检测。指导方针这几天才放宽，允许更广范围的检测，地方官员可以对重 症肺炎患者以及没有其他确定接触源的患者进行检测，而不是将所有样本送到亚特兰大进行集中检测。结果是48小时之内，州立实验室就“检测”出了新增病例。
达美国际健康服务集团首席执行官邵新立和我分享他的观察。美国这次表现让人失望，从口罩到试剂盒都出现闪失，试剂盒数量与检测方法也都出现不足与错误，一方面是疫情最早发生在中国，他们觉得很遥远，起码有三周的时间，坐壁上观，什么都没有充分准备。
邵新立还提醒我今年是大选年，大家忙于两党之争，轻视了问题的严重性——相当多美国人把疫情看成是一个“大号”流感，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在民间，充斥着各种有意无意地对疫情的各国管理对比。我问在欧洲和亚洲多个行业拥有20年的国际项目管理经验的战略咨询专家Arvea Marieni 这个问题。她有一个非常好听的中文名叫安薇薇，她说，武汉无可否认是一个成功的案例，通过采取非常规的措施，包括关闭所有城市间的旅行往来和隔离措施，减缓了病毒传播的速度。和中国相比，某些措施在那些国家难以实施。因为在一些国家的民主体制在给定的价值观体系中，通常优先考虑个人自由优先于公共利益、作为社会共同利益的共同利益，所以在应对危机方面是否效率较低。例如，在环境治理领域，中国系统的效率越来越高。它集指挥与控制，执行与惩罚于一体，此外还使用新技术来快速监控，指导和改变社会行为，并取得了显著成果。
在西方国家，最初他们对中国着眼于疫情的管理缺乏透明度。不过安薇薇指出，公开交流和基于事实的评估数据是科学有效治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知识和信息并不总是转化为所需的行动或政策决策。气候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要管理事件，需要利用政治权力和可用的技术，而不仅仅依靠一些知识和“正确的价值观”，也不能完全指望人们的行为会作出调适或改变。所以不能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哪个是最好的治理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