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疫情的爆发，对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总体而言，政府部门在应对疫情方面的全局反应迅速有效，但在武汉等疫情重点地区出现了能力不足、资源有限的局限。笔者认为，各行业的龙头企业在协助政府部门参与疫情防控与社会治理方面可有作为，充分利用这些市场主体的资源可以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阈值。
在疫情事件背景下，笔者提出进一步发掘各行业龙头企业优势的具体建议，包括提升政企联动水平，通过政府采购落实部分公共服务，强化各级工作人员对新技术、新业态的感知和应用水平，利用科技手段赋能，推动各领域数字化转型，完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防控体系，建立政企合作的长效机制。
防控新冠疫情中的政府能力边界
如何在防控疫情的同时渐次有序恢复和保障社会经济秩序，不仅要依赖自身的力量和资源，还需调动更广泛社会主体的参与和投入。
客观地讲，在此次疫情事件的应对过程中，政府部门的反应称得上迅速且有效。在抗击疫情之初，各级政府单位自上而下深度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无论是在疫情焦点地区的武汉市及其周边区域，还是全国其他省市地区，都有大批人员和资源参与到疫情防控当中。各层级管理部门全副投入、全民动员，支援武汉等疫情重点地区并有效控制疫情向外扩散。
但在疫情防控的早期阶段，确实出现过政府人力物力有限、捉襟见肘的情况。究其原因，政府虽然可以动员各级单位以及志愿服务人员广泛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但政府能够调动的绝对资源有限，个别地区集中爆发的疫情会在短时间内突破政府应对能力的阈值；且管理部门能够提供的资源往往集中在公共服务领域，对于更广泛的基层社会必要需求则力有不逮，下沉路径不足。
处在疫情中心的湖北省所暴露出的情况非常典型。在1月24日湖北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后的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医疗能力还是生活物资均出现了严重短缺的情况，病患的“应收尽收”困难重重，疫情扩散风险攀升，给武汉千万民众的人身安全和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于特定地区短时间内爆发的严重问题，单纯依赖政府资源应对的确会力所不及。如何在控制疫情扩散风险的同时，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到防控工作中来，是扩展政府能力边界、提升能力阈值的关键。
龙头企业的优势与发掘空间
龙头企业指的是在某个行业中，对同行业的其他企业具有很深的号召力和一定的示范、引导作用的企业。各行业的龙头企业在资源配置、平台搭建以及上下游联动方面具备明显的优势，事实证明，这种线上线下、产业链前后端联通优势对于更好地应对疫情能起到重要作用。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龙头企业运用自身生态以及国内外平台资源，为疫情防控的各方面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例如，中建等公司承担的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工程，在短短十天的时间里即完成交工，极大地缓解了武汉地区病患接收压力；中石油针对疫情期间防护物资原材料紧缺的困境，迅速调整生产计划，满负荷生产聚丙烯医用料，并快速形成了60万只口罩的日产能；微博等网络社交媒体在信息公开和重要资讯发布方面作用显著，有效契合了疫情期间动态更新、防疫信息和政策等关键信息快速、广泛扩散的需求；阿里健康在线问诊平台全天候提供问诊咨询服务，远程服务避免了人群交叉感染危险，也缓解了线下医院压力；顺丰、京东等对医疗援助及生活物资开辟的专线运输，满足了重点地区物资快速传递的需求。
通过对接政府以及公共服务的各项需求，各行业龙头企业充分发挥了自身优势与特长，为缓解政府应对压力、维持社会秩序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这是新技术、新业态领域的龙头企业在应对疫情事件中展现出了巨大的能量。同时，龙头企业作为行业中的主要主体，其正常运作也对维持疫情期间整个行业和上下游产业链条的正常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龙头企业还能够为其他同行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复工复产起到带头作用，为全行业更加安全、规范地步入正轨做出正确示范。
但在龙头企业积极投身抗击疫情的过程中，由于缺少同政府之间的沟通和联动机制，企业最初参与应对疫情的实际效果有限。例如，为应对疫情事件，自1月23日起全国多地启动一级响应。仅在两天后的1月25日，包括顺丰、京东物流在内的十数家快递、物流企业便已开通全国各地驰援武汉救援物资的特别通道，同时联合AirCity国际物流集团等海内外物流企业开通全球绿色通道，免费从海内外各地为武汉地区运输社会捐赠的救援物资。
但在物资调配的过程中，由于缺少政府的整体性调控和指导，企业缺乏对疫情防控物资需求的了解,难以为缓解武汉和湖北地区当时的物资匮乏局面做出及时、有效的回应。对于新技术的应用也是政府部门较薄弱的一环，政府在感知和挖掘商业部门信息技术潜能以应对疫情方面的反应略显不足，在诸多大型企业率先展开行动的同时，未能及时主动提出对接社会资源特别是龙头企业资源。政府相关政策和机制的缺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发挥作用的空间和效率。
当前疫情防控即将进入最后阶段，加快企业复工复产成为恢复经济生活正常运行的关键环节。在复工复产过程中，龙头企业可以发挥关键力量。更好地动员和利用龙头企业的力量，在当前疫情和未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其独特作用，值得政策方面的关注。
如何发掘行业龙头企业的优势
主动对接龙头企业，提升政企联动水平。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优势与资源，政府主动对接龙头企业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在公共服务中参与能力，利用龙头企业强大的资源平台和较强的行业带动性，提升政府同行业之间的同频共振。一方面，能够在疫情初期利用市场力量解决疫情防控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复工复产阶段，通过龙头企业将企业需求同政府供给对接，有效缓解企业复工压力，让企业轻装上阵。
通过政府采购落实部分公共服务，充分发挥龙头企业资源调配能力。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政府承担了过多的职能和责任，受能力阈值的限制难以在短时间里将工作做到面面俱到。各行业龙头企业普遍属于规模庞大、布局广泛的大型公司，在全国乃至全球调配资源的能力正是其优势所在。政府可以将部分公共服务的提供转移至不同行业龙头公司，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减轻自身负担，激活市场主体的能动性，从而更广范地调动和配置资源，间接拓展政府自身的能力空间。
利用科技手段为政策下沉赋能，提升基层执行效果。社区等基层单位是疫情防控的重点，但基层工作的开展大多还停留在主要依赖人工执行的阶段，基层人员承担了繁重的任务，政策执行容易出现误差和偏失，也延误政策信息下沉到群众个体的时间。通过加强同互联网等行业龙头企业沟通合作，加强对基层防控工作的信息技术支撑，面向不同的基层场景开发适用的疫情管理工具。打通部门间和地区间的数据壁垒，借助技术手段完善协同防控机制，提高疫情防控的效率。
协调横向和纵向生产经营需求，带动更多企业有序参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疫情期间市场主体的大范围停工会打断产业链条的完整性，而网格化管理造成的人员流动限制也会给各企业带来用工困难，继而影响上下游企业参与疫情防控和复产复工的情况。协调各领域的龙头企业搭建资源共享平台，通过共享自身庞大的产业链资源，整合并重新打通产业链条；缩短对上游企业的付款周期，适当延迟对下游企业的收款时限，缓解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基于自身规模优势，对复工困难的中小企业以共享模式进行短期员工输出，在更广泛领域里实现员工使用成本最优化、效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保障全行业以及关联行业的经营秩序。
牵头推动产业部门数字化转型，升级医疗防控体系和产业制造体系。5G、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基建”工程在公共卫生安全监测与应对方面大有可为，而这些领域正是各行业龙头企业的专长所在。推动新技术行业龙头企业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利用数字技术的平台化优势完善公共卫生监控体系，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疫情风险评估系统，提高医疗设施和资源匹配效率。龙头企业牵头推进机器人等技术手段在各环节的应用水平，提升资本和技术密集度，降低因人员短缺带来的经营不确定性，减少疫情在企业扩散的风险。
构建国家战略产能储备制度，扩充生产部门产能限值。疫情期间各类防控物资的紧迫需求，对相关行业短时间的生产制造和资源调配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构建国家战略产能储备制度，充分调动龙头企业，赋予龙头企业战略产能储备职能，对潜在的公共卫生事件和其他应急事件中的急需品予以重点关注，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安排制造单元，从全局角度优化重点行业的国家生产力布局，扩充生产部门产能限值。
作者刘斌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曹鸿宇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博士生；编辑王延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