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月28日到3月20日，蔡辉带领甘肃医疗队137人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完成了防疫救治援助工作。离开武汉前，蔡辉总结说：不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违背感控原则，这个底线丝毫不能含糊，不能把医疗队暴露在风险中。
3月18日，武汉协和医院心外科候诊区，医护人员正在为等待就诊者测量体温。《财经》记者信娜/摄
文/《财经》记者 信娜 编辑/ 王小
武汉市中心医院再次失去了一名医护人员。2020年3月20日上午，因感染新冠肺炎，武汉市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成员刘励离世。一位武汉市中心医院医务人员向《财经》记者证实了这个消息。
至此，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武汉市中心医院已痛失五位员工。此前，眼科医生李文亮、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眼科副主任梅仲明和眼科副主任医师朱和平，因感染病毒离世。 武汉市中心医院一位管理人员告诉《财经》记者，医院感染率高，是无法回避的问题，需要管理层反思。
3月20日，首批支援武汉市中心医院的甘肃医疗队，离开了坚守了53个日夜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返回位于武汉江岸区的驻地。李文亮生前所在的后湖院区的少量病人，由该院医护人员接手治疗，该院南京路院区已恢复普通门诊及病区。此时，这家140年的医院如何从疫情重创中得以恢复，是摆在眼前的难题。
截至3月19日，武汉连续2天新增确诊和新增疑似人员为零，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自3月17日起，3600多名援鄂医务人员将分批陆续撤离武汉。
甘肃医疗队计划于3月21日离开武汉，返回甘肃。这一刻，医疗队队长蔡辉终于能松一口气。来汉之前，他们已经从新闻里或多或少了解到即将支援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感染严重以及李文亮医生。
对蔡辉而言，自1月28日到达武汉的那一刻，有一块大石头便压在他心头：如何保证参与支援的医护人员零感染。
武汉东湖樱园真是樱花盛开，成片早樱连成浅粉色的烟海。近几日，樱园特别对支援湖北的医护人员免费开放。出于安全起见，甘肃支援队并未前往赏樱，慎终如始，蔡辉称，“留一点美好，留一点想念”。
截止目前，从全国各地而来的3600多名援鄂医务人员新冠病毒零感染，即便身在医护人员一度感染最严重的武汉市中心医院，甘肃医疗队也全身而退。3月20日，蔡辉接受了《财经》记者专访，详谈他带领137名甘肃支援医护队员在武汉奋战的日子，如何尽最大努力做到了支援队员零感染。
最大压力是保证“医护人员零感染”
《财经》：到达武汉之前，你对武汉的疫情有哪些了解，最担心的是什么？
蔡辉：说实话，从来到这开始，就一直有两个压力，一个是开展医疗工作，另一个是压力是医护人员零感染。
刚开始，压力对我来说很大。对环境、病毒浓度没有心里没有底，对我的队员也不熟悉。
很多年轻人没有经历过，也没穿过防护服。通过视频练习的再熟练，还是跟实战不一样，而且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工作强度。
我很担心，念叨最多的就是，老同志要把年轻同志多带带。这些娃们，要保护好。
《财经》：你们来武汉后看到的情况，和想象的一样吗？
蔡辉：我们1月28日乘飞机，下午一点多到武汉。之前也做了很多准备工作，通过新闻，以及朋友、同学了解武汉的情况。但跟实际看的还是两回事。飞机一落地，整个机场空荡荡的，只有我们一个队。那个感觉没有兴奋，是一种肃然。你说沉重不至于，但是空气有点凝重，是真的。
最年轻的队员才22岁。队员们或多或少，都会有点紧张。一路坐车从机场到驻地，大家很少说话，更多是惊讶。
你可能没法想象出，在一个大都市里，是没有车的，所有的门窗都是关着的。这感觉，这辈子都忘不了，就像是战士到了战场。一下飞机后，这种感觉很真切，透到骨子里。
《财经》：当时是否已经听说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感染比较严重？
蔡辉：刚到武汉的时候，市中心医院作为定点医院不久。我们听说，在这之前，有很多同事倒下了，很多医护人员感染。我们说倒下是说 “中枪”了，不过那时还没有人牺牲。
身边的同事一个接一个感染，医护人员的压力是很大的。一个是面临接诊的压力，需要接诊很多病人。第二个就是，子弹也好，士兵也好，很少。
队友倒下时，对其他人的冲击力是很大的。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问，“今天怎么没见杨院长”。前面领路的护士很不高兴，回头说，我们杨院长病倒了，隔离了。
我懵了，觉得自己的语气可能伤害到她的感情。我们是一种很轻松的状态，并不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我到现在都记得这件事，走在路上，我再和这位护士说话，她不理我了。从这一点上，能感觉到他们的情感。
《财经》：你第一次去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当时情况如何？
蔡辉：1月28日下午三点多到驻地，行李是五点多到的。行李刚到，来不及处理，我和队里其他负责人就去了武汉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得看看以后要面对的战场是什么样的。
我去看了临时隔的休息区。每个人都很繁忙，有事情完全不知道找谁，也不知道去哪个房间，也不知道物资放在哪里。就是到战场的感觉，援兵来了，前线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
医院医务部的负责人在现场，可还没有接到指挥部的正式通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安排病区。但是我们得马上做这个事情。
当天晚上大概5点多，我和杨名院长（武汉市中心医院副院长）简单谈话确定几件事：一是要先培训，关于诊疗和防护，我们本身也需要实战培训。第二是，商量如何合作。如果中心医院没有太多人力来配合我们，就把一个整的病区交给我们，让我们来管。这样我们初步把合作方式确定下来。
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违背感染防控标准
《财经》：支援队哪天开始接手工作，当时武汉市中心医院院内感染防控改造情况如何？
蔡辉：1月29日，也就是到达武汉第二天开始培训，下午4点半，培训刚结束，就接到医院的电话，希望当天晚上能接管病区，因为病人比较多。这完全超出我的想象，刚刚结束完国家的培训，我们自己还要进行培训，甚至还没时间认识彼此。
挂了电话，我们紧急开会。培训的时候，大家还没有那么紧绷，结果马上就要去病房，突然变得凝重。1月29号晚上6点半到7点，我们一起去中心医院。当晚，接手了一个病区。
当时医院正在改造，也是边摸索边改造。说实话，我们都是综合医院，没有很好的感染防控经验。医疗机构的大楼，不是按照传染病医院设计的。所以改造怎么样才能符合条件，谁都说不上，困难也很多。今天按这个路径改，有漏洞，这样医生和患者会交叉，第二天就要调整。
举个例子，最开始三天（1月28号到1月30号）每天进的门都不一样。第一次是从最侧面门诊的门进去的，第二次换了一个，第三次是从前面的门进去的。医院也在不断地改善感控的路径。说明那时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感控路径，也能看出来是一个很紧急的情况。
《财经》：你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又接手了第二个病区？
蔡辉：我们用了一周的时间把各项工作和生活理顺了，比如排班，车辆进出，队员生活。队员也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所以，再接第二个病区的时候，我们很有信心。
2月4号左右，第一个病区慢慢收满了，这时医院提出，能不能再接一个病区。病区是17个房间，刚开始要求疑似病人单人单间，后来慢慢放开。一个病区最多收治42个人，少的时候17个人，每个病区的格局相似。2月5号，用了一天时间，就把接管了第二个病区。整个过程很顺利。
《财经》：为什么又分出力量去支援武汉协和医院重症病人治疗？
蔡辉：2月7日下午4点多，接到电话，当时武汉处在最难的时候，外面重病病人特别多，需要提高治愈率。所以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定点接诊重症患者，而其他支援队还没到。
我们需要抽调30名重症医护人员去武汉协和医院。这都是我们的精兵强将，10个重症科医生，20个重症科的护士。当天晚上6点钟，临时开会，把医生和护士的意向名单理出来，但还没有决定。
那时，我们刚接了一个病区，才开始平稳。这在分出力量，相当于釜底抽薪。我记得送队员去协和西院的时候是，正月十五。吃汤圆的时候，这边一波人吃汤圆，那边一拨人要离开。汤圆是分开吃的。
我们录下一段现场视频。整个视频都是静悄悄的，107名队员送30名队员去另一个战场，去前线的更前线。因为治疗重症患者感染的风险更高，涉及插管，工作强度也更大。
《财经》：有的医疗支援队到达武汉后会先停下来两天，制定院感标准，再开始工作，你们当时紧急上岗，对院内感控方面最担心的是什么？
蔡辉：在我们大部队来武汉中心医院之前，也就是大年三十，一名队员先跟随国家感染组到武汉。他已经提前和院方沟通和梳理了院内感染的防控措施和管理。我们来之前，已经梳理得差不多了，可能有一些小的细节流程还需要完善。
不论是治疗还是院感，我们和中心医院一直都有沟通。当时大家都很难，一些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我们也没有硬提，比如楼道改进的问题，是做不到的。
要有完全独立的通道，门不符合推拉，要换成感应的。硬件的条件如果达不到，提出来是没有用的。只能是在现有条件下完善它，比如，隔离区和半隔离区之间，如何摆放座椅、物品等。进出这个区域的人员也需要分批进入，避免病毒浓度过高。
休息区管理上，需要避免交叉感染，这方面，我们会明确提出要求。因为我们不知道当时中心医院医护人员什么情况，哪个人是否已经感染。所以要求队员休息区有单独通道，和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之间，尽量不要交叉。
靠什么撑过在武汉的这些日子
《财经》：当时防护物资是否够用，有医务人员说物资最紧缺的时候，甚至要用雨衣、塑料袋，支援队有没有遭遇同样困境？
蔡辉：刚到那天晚上（1月28日），我们在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分了组，安排第二天的工作，比如培训和清点物资。随队带的物资也不少，但如果放开用的话，撑不了一周。
所以刚到武汉，我们就清点物资。因为不知道战线会拉多久，也不知道物资配给是什么情况，就得算着过日子。刚开始用创可贴贴破损的防护服，把塑料袋套在脚上，这些都遇到过。塑料袋主要是套在脚上，是符合防控标准的。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符合防控标准的，只不过防护物资有优质与劣质的区别，类似面料好坏的问题。
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违背感控原则，要按照感控标准来做，这个底线是毫不含糊的，不能把队员暴露在风险中。
《财经》：其实，医护人员在极度劳累，身体透支的情况下，更容易感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蔡辉：中间我们还抽调了30名重症医护人员支援武汉协和医院西院，留在中心医院的医生由一天4班变成一天3班，护士倒班也更勤，平均1.5天到2天就要上一个班。到第三、四周的时候，大家明显处于疲劳状态。7名护士发生不同症状的晕倒，还出现职业暴露的，比如针把手指扎了，也有胃疼的，各种状况太多了。
那时真的到了濒临崩溃的时候，弦不能松，得一直挺着，不能撤退。
大家都到了身体的极限，感染的风险很大。这时国家刚好出了一个方案，让医护人员调休。海南省派了30个医务人员，想加入帮我们换班。我们的情况很特殊，一个支援队分在两个地方。后来协调下，请海南支援队的医护人员把我们在协和医院的队员换回来。
我们也向中心医院申请，将接手的两个病区压缩成一个，统一排班，这样一个医务人员工作一天，能休息两、三天，边工作边调休，才缓解了体力，而且队员一旦出现身体不适，就马上做检查。
《财经》：这个过程应当并不容易。
蔡辉：我们常常说，我们不容易，武汉的医务人员更不容易。我们才“打”几天，他们都多少天了。
支援武汉中心医院，快到一个月的时候，2月22日，中心医院写了一封感谢信。里面有三个关键点，最早到达，最快速度投入战斗，始终坚守。看到这个，我们很感动。把感谢信发到群里，大家都很欣慰。
《财经》：现在你们实现了最初的支援目标，支援队全体医护人员也做到了零感染，你觉得这中间最重要的是什么？
蔡辉：平稳度过接手病区后的第一晚，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1月29日，中心医院本来准备让我们一下子接两个病区，根据现实情况，当天接了一个病区。进入病区先熟悉情况，捋顺以后，再收病人。同时，请医院派了一个医生和护士，因为很多东西不了解。先把这一夜守下来。
当天只收了5个病人，不敢放开。但是那一晚，很重要。一方面，万事开头难；另一方面，也了解实战到底是什么样的，给后面的医护人员传授经验，大家就不会那么紧张。
这一晚，我们制定了防止感染的规则。路径怎么走，从哪里进哪里出，在哪里休息等，还规定要两两进入病区，忘了什么彼此互相提个醒，因为大家会慌的。穿衣服慢一点，脱衣服更慢一点，不要急。
我们说保护队员零感染，靠什么？我觉得要靠管理的细节。你能往前冲，关键是落实细节。队员恐慌，怎么减少恐慌，除了生活保证和心理咨询，最重要的，就是把工作做细。
《财经》：作为亲历者，你怎么看这次疫情？
蔡辉：疫情是残酷的，这种残酷，你可能仅看病，看CT片，看不出来。但是从医护人员，从患者的遭遇中，能感受到。
病区第一位死亡的病人，我印象很深，是一位86岁的老人。那晚的情况是，急救车一车一车把病人拉过来，一车20多个病人。当时医院只开放几个病区收治病人，每个病区只能住七八个病人，病人得一个一个先排着，再领到病床上。
还没等到领去病床，这位老人就在急救车上去世了，就是这么快。不知道病史是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现实是这样的，很残酷。
《财经》：期间，最触动你的人或者事是什么？
蔡辉：2月13号，病区床位很满，有一位68岁的老太太，住不进来。她有很多基础疾病，我们很担心她的病情。老太太还不知道，她的老伴已经去世了。她儿子和我们说，他爸爸在另外一家医院去世了，他不能再接受妈妈也去世。
我们决定加个病床，等了半天，老太太没来，于是联系她的儿子，对方说，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现在在等殡仪馆的车先把我父亲拉走，我才能送母亲来医院。这句话，让我触动很深。
好在，老人的治疗效果很好。2月13号住院，16号病情好转，22号病情就稳定了。后来核酸转阴可以出院了，我们去送她，老太太很开朗。她说，等好了，请你们吃饭。那时，她还是不知道老伴已经去世了。送完她上车，我们这些大老爷们眼睛都湿了。
通过她能看到这个城市的创伤，很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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